林彪事情：林立衡去找汪东兴说清楚吧！

林彪的事情，自从他死后，一直是个谜，林立衡 – 林彪的女儿，这个傻冒，一直孜孜以求当局为他父亲平反。有一大群人士也孜孜不倦地研究林彪事件，企图为他翻案。我呢，写过好几篇文字，有《浅谈林彪的主要贡献》，《我看林彪：最大的罪过就是没有反毛》，《站在林彪的角度看：他会在意替他平反吗？》，等等。

最近有一篇文字，说是石破天惊，说是公开了林彪最后飞机上的黑匣子的最后五分钟的声音。从文字和声音可以听出来，林立果预谋带着林彪去广州或者香港避祸，事先被林立衡得知，林立衡充当了一个“告密者”的角色。这样当局知道了之后，布置好了，安排飞行员潘景寅单独驾驶飞机，并且在飞机上做了手脚，在右机翼安置了定时炸弹。飞机先飞到湖南，然后转方向向北飞，一直飞出国境，进入蒙古境内。这些都是当局与飞行员潘景寅事先谋划好的。可是潘景寅最终也被骗了，他到了蒙古境内，就在等汪主任（汪东兴）的电话指示。可是最终汪主任汪东兴不再理他了。最后他掉转飞机往国内飞，飞机因爆炸而失事。整个机毁人亡。

从黑匣子声音看，林彪倒是没有留下一句话，看来林彪在睡觉，死了个稀里糊涂。不过，也算幸运，至少死得不算痛苦。痛苦的是林立果叶群以及其他在机上的人员，包括了飞行员潘景寅。

其实，这种结果，与人们分析和想象的差不多。林彪四大金刚之一的李作鹏，想了十年才想清楚，当局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林彪不跑。一切的谋划，都在汪东兴和周恩来的掌握之中。汪是毛的人，可想而知，毛是背后的主谋。汪和周都听毛的。

林彪不是叛逃，而是被叛逃，不只是摔死，而是被摔死，被谋杀。

林彪飞机上的人员，一个个都成了反革命。除了潘景寅最后得到低调平反，家属得到补偿。所有一切都相当吻合。潘景寅是深得毛周信任的飞行员，毛泽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坐飞机，那时候在武汉，发生著名的“七.二零”事件，毛连夜乘飞机逃去上海，就是潘景寅驾驶的飞机。这也与当时“上面”也要林立衡一起上飞机的说法吻合。

现在，除了俄罗斯蒙古可能的机密被解密之外，中共当局，我看不可能留下任何线索，所有的文件都被销毁了。就算文革期间的所有机密被解密，也查不出林彪事件的真相来了。

而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只剩下了汪东兴这个当事人。其他什么毛泽东周恩来都死了，包括可能知道一点真相的李德生也死了。

所以，应该请汪东兴汪主任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向他了解，还有没有什么线索留下来。

不过汪东兴已经差不多是百岁老人了，除了记忆可能已经钙化外，他的政治立场也早就钙化，大概从他的嘴里也挖不出什么来了，所以，林彪事件，也只能停留在目前这个阶段了，不要指望从当局那里得到所谓的真相。

其实，真相已经差不多大白了，人们对林彪的态度也比较客观了。平不平反没有多大意义了。就如我的文字《站在林彪的角度看：他会在意替他平反吗？》里说的，林彪自己也不会要求替他平反的。

最可怜的是林立衡了，一个告密者的可悲下场。我看她，现在只能去求汪东兴了，看能不能从汪东兴旺钙化的记忆与立场中挖点什么出来。

对汪东兴而言，置林彪于死地而改变中国文革进程，扭转历史乾坤，加上他后来参与的粉碎“四人帮”，对历史而言，也算是功不可没的了。所以，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

对林彪而言,就象我的文字 《浅谈林彪的主要贡献》中说的，他的最大贡献就是以他的死亡来扭转文革局面。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其实研究林彪事件，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揭开毛泽东的伪善，把毛泽东从神坛拉下来，送去地狱，仅此而已。

不过，我对这能不能达到目的却不怎么看好。为什么呢？就象我的文字《我看林彪：最大的罪过就是没有反毛》里说的，林彪本身并不反毛。那林的死来揭露毛的丑恶是可以的，但达不到送毛去地狱的目的。呵呵，毛要去地狱，一定要林彪周恩来他们也陪着去呢！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人权民主基因

以前在万维网有些崇尚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朋友曾经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挖掘民主基因，寻找依据，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并不排斥民主。

 

其中比较著名的说法就是引用孟子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孟子的话代表了儒学里面的民主思想。

 

其实我看，这是误解。这句话里面的所谓“民”与毛主席的所谓“人民”是一个概念，是个所谓的整体概念，群体概念，象英文里面的PEOPLE的意思，是整体的概念，抽象的概念，而绝非指某一个普通老百姓（PERSON）比君尊贵。

 

这句话是很容易唬弄人的，就好象共产党总是把所谓“人民”挂在嘴边一样，毛主席喊“人民万岁！”的时候，很多人是热泪盈眶十分激动的。其实，殊不知，毛从来也没有把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生命和尊严当回事，相反，他一生都在践踏生命。毛在天安门广场宣誓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一个个具体的老百姓，具体的生命都被他踩在脚底下了。

 

当然，老毛，共产党也经常用某些具体的人来代表人民，至于谁能代表，就是共产党，老毛说了算了，这就是所谓的“人民代表”，与现代民主社会的议院，代议士，由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一票一票选出来，是完全两码事。

 

真正的民主是强调老百姓作为个体的作用，是尊重老百姓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人权，包括生命的尊严。孟子的这个思想，与共产党的“人民”的概念相似，就是强调老百姓作为整体的作用，即所谓民为天，而君是天之子，至于说一个个具体的老百姓，那只是屁民，屁都不如。前不久被强制堕胎的例子就是这样活生生践踏生命的例子。

 

呵呵，邓小平经常自己比喻说他是人民的儿子，也是这么个意思。这里哪有半点民主的含义呢？

 

历史上还有个说法，就是所谓民如水，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这些个含义都是教会为君为政者如何统治天下，如何驾驭老百姓，都是些权术，而绝非民主。

 

中国文化里面历来缺乏对老百姓个体的尊重，缺乏人权的概念，这是根本。民主的民是指一个个具体的人，民主必须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没有对个体的尊重，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文化里面的法家思想，即法家所谓的“法制”与“法治”，也和现代社会里面的宪政制度里面的法治思想南辕北辙的。

 

法家的法治与儒家的德治是一个目的，就是为君服务，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丝毫没有限制君主的权利的意思。

 

而现代社会里面的宪政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对老百姓个体人权的认可和尊重上的，提供了对老百姓的个体人权的法律保护，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思想是相辅相成的。

 

有不少人把法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宪政思想相混淆，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也强调所谓法治。但共产党的所谓法治只是要拼命维护共产党的统治，所谓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被写入宪法里面，这样的宪法就是不伦不类的，山寨版的，与现代社会普世价值里面的宪政民主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宪法在维护共产党统治方面，在维护专制方面是有效的，但在维护老百姓个体的利益方面就是聋子的耳朵了。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缺乏民主的基因，也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基因，归根到底是缺乏对老百姓个体人权的尊重和维护的人权基因。

 

要想改变它，要想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法治，首先必须接受普世价值里面的人权的概念，包括尊重和保护个体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不只是生存的权利，还要有思考的权利，独立思考的权利。

 

中国社会现在很多当官的强调民生，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是民生，就好象把动物圈养一样，好吃好喝。作为动物，也许是够了。但人，现代社会里面的人，应该有所谓的人生，“人生”应该是比“民生”多了许多价值，即所谓人生价值的追求，独立的人格，思考的权利。

 

这与共产党强调的听话，强调跟党中央保持一致，以及所谓的民主集中制，等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所以，中国这样的文化把老百姓一个个培养成了善于钻营，阿谀奉承，缺乏脊梁骨的人，人人争做党的人。最近上天的中国女人刘洋，传出来她妈的名言：“我女儿是党的人”，呵呵，还在轰动着呢。

 

可是，就算是党的人，哪怕是做到很高的官，大到刘少奇周恩来薄熙来，也没有尊严。党要你死你就得死，说你犯错你就犯错。有的时候，后来纠正了，平反了，你还得对党感恩戴德。

 

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必须接受改造，就好象接受转基因工程的改造，必须吸收，承认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尤其是现代社会的人权思想，吸收人权基因，才能真正走向民主化。

 

这个转基因改造，不单单是要改造当官的，改造共产党，更主要的是要改造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造就了普遍的奴性，对当官的，对君主的依赖，成为不会思考，懒得思考，人云亦云的一群。

 

我曾经写过文字，形容中国人是一群圈养的鸡，只会埋头啄地上的米。而民主，人权，就是要改造他们，让鸡飞起来。

 

看似很难，其实也不难。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遍很多地方，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这些地方现在都或多或少的吸收了现代社会的人权民主思想，做的比中国大陆要好。

 

而中国大陆为什么经历这么久，还是没有起色，不知路在何方。我看，与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相比，主要是大国思想在作怪，不能坦然面对自身的落后，尤其是现在，好象经济上有所起色，又在炒作什么崛起了，盛世了，等等。这样一来，政治上文化上就更加不愿意改变了。

 

呵呵，我看，中国人的苦还没有吃够，等吃够了，撞南墙了，也许就知道回头了。

宽恕周恩来

前不久朝鲜的金正日的死让不少人想起三十六年前毛死时的情景，认为极其相似。我倒不那么认为，我倒是记得，周恩来死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念书，一天，突然看到好几个老师在哭，没有声音的那种哭，细看，她们在听收音机，才知道周恩来死了。我当时还小，看到这些老师的哭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悲戚，可以看出来，她们是十分控制的，不敢大声哭。

而后来毛死的时候，我没有见过哪个老师哭，只是在开追悼会的时候，有几个平时给我们忆苦思甜的老太太们嚎啕了的。我们都知道，她们平时给我们做忆苦思甜的时候，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包括指责旧社会我的家人怎么放狗咬他们这些要饭的，他们多么的可怜，什么的，诉说起来，有鼻子有眼儿，眼泪鼻涕一大把。

大家不要忘记了，在毛死前几个月，北京刚刚发生“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老百姓走上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抗议毛泽东。所以，在毛死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没有那么愚昧了，这和今天的朝鲜是不同的。

我对周毛二人死的时候，老师们，百姓们的表现，至今记忆犹新。毛死的时候，老师们没有太多的悲伤，而是一些担忧，一些茫然，甚至是害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似的。对周的死，则很多人是发自内心的悲痛的。

周死那天，放学回家后，我告诉爸爸，说好几个老师都哭了，偷偷的哭了。爸爸叫我别说。后来才知道，这些老师们都是受到过周的落实政策的恩惠的。

周恩来死了三十六年了，现在关于他的很多事情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在中国可以说是十分传奇式的人物。在共产党内的地位非常的高，威望也高，与毛不相上下。在知识分子中的地位高于毛。知识分子对毛是怕，对周是敬。

这么多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周在历史上也干过很多坏事，包括在共产党上台之前，之后，在文革之前，文革当中。凡是毛干的坏事，周都有份儿。因为自从周臣服于毛之后，周实际上成为了毛的大内总管。

但是，周与毛还是有区别的，周所干的坏事，特别是在毛的羽翼下所干的坏事，都是被动的。周给人以圆滑世故的印象。在文革中，他没有像毛那样把坏事做绝，而是什么事情都留有余地，尽量减少文革的破坏，这说明他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跟毛以及毛的打手们周旋，还是做了不少好事情的。

这也是为什么经历文革，他能够赢得那么多知识分子对他的尊敬，这也是为什么在他死后那年，在北京发生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呢。人们悼念周恩来，实际上是表达对毛的不满。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们，应该把周与毛区别对待，对毛应该彻底清算，而对周，应该可以宽恕的。

现在的人们，对周恩来的评价呈现两极，有的把他贬的一文不值，有的把他美化的好像是个完人。我觉得，对周恩来应该实事求是，对他所干的坏事也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把毛干的坏事完全推给他。他确实有许多不得已的地方。

但是，就凭一九七六年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知识分子走上天安门广场悼念他，就凭这一件事，我觉得，人们应该宽恕周恩来。

在共产党这样的绞肉机里，想不做坏事是很难的，被毛吃掉的刘少奇林彪彭德怀等等，全部都不干净，他们也跟周一样，都曾经助纣为虐。

然而，他们与周一样，都还算是良心未泯的人，要不然也不会被毛搞下去。周恩来凭借他自己在党内地位，以及他那圆滑的手腕，那容忍的肚量，委曲求全的本事，最终得以寿终正寝，虽然也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们，在谈周恩来刘少奇林彪的时候，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而应该站在他们当时的时代，当时的处境去看他们。共产党内，向来都是尔虞我诈的，完全干净的人是不存在的。而像周恩来刘少奇林彪这样良心未泯的还是大有人在的。

这些良心未泯的人，他们在干坏事的时候，还是留有余地的，一旦情况好转，他们还是设法补救的，这一点，在周恩来身上特别明显。

周恩来是十分难得的行政人才，政治手腕也十分圆滑，这一点上，刘少奇林彪都没法与他相比。设想一下，没有周恩来，文革让老毛和他老婆那样乱搞一气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评价周恩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宽容对待周恩来，宽恕周恩来的罪过吧。

公正评价蒋介石，隆重安葬蒋介石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处于乱世之中，虽然近三十年似乎国运昌隆，但中华千年文化被破坏的程度，道德沦丧的程度也是旷古未有的。

究其原因，我想，用比较迷信的说法，可能中国这一百年来的这些先帝们，将军们，死后都没有得到好好儿安葬，没有入土为安。这包括蒋介石，包括毛泽东。毛的遗体至今还在北京天安门摆着，没有入土。也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死后连坟头都不留，除了挫骨还要扬灰，只能做孤魂野鬼，永世不得超生。也包括林彪，死后身首异处，还远在异国他乡做孤魂野鬼，十分的不吉利。也包括华国锋赵紫阳。华死了三年，本来陵墓已经建好，可是却没能安葬。而赵则由于政治原因，骨灰一直留在家里，得不到安葬。

所有这些，如果是按照古代的风俗，都是十分要不得的，会影响子孙后代的。曾经贵为一国之君，能够寿终却不能正寝，于国运不利啊。

自从中共执政以来，对神明的敬畏没有了，对先人的敬重没有了，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信念，畏惧，都没有了，一切一切的底线都没有了，所以才造成现在这种做缺德事都没有任何畏惧心理的原因。

蒋大总统蒋中正，死后暂厝台湾，几十年不得入土。到后来民进党上台，老蒋更是受到极大的侮辱，这些都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蒋家没有办法才同意安葬在台湾，老蒋的遗愿至今没能实现。

就算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上吊死后，当时的李自成还派人给予安葬，后来大清入关之后，又把崇祯帝的陵墓升格为皇帝陵，虽然当时为笼络人心。可见就是满族人也知道入土为安的道理，也知道对死者的尊重，连那个不成气候的李自成也知道。

可是现代的国民党共产党的领袖们，却不能好好儿对待一个蒋介石，前国家元首。过去的大陆，由于意识形态问题，极尽贬低蒋介石，把老蒋描绘成十恶不赦的人民公敌。

现在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关于蒋介石的历史资料也逐渐见光了，老蒋是个对中华民族有巨大贡献的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是抗日战争的主力，与躲在敌后壮大自己实力的共军相比，那是有天壤之别的。

现在的中共也不得不承认国民革命军的抗日主战场的历史功绩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对蒋介石给予相对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了。蒋当然不是完人，他是个上海滩的流氓，杀过共产党，他有他自己的过错。可是，这些过错，甚至罪行，与共产党本身相比，则根本算不了什么。国民党当年对共产党还是比较仁慈的，不像现在的共产党，对国内的反对声音，永远是扼杀在萌芽状态。

明年台湾又要选举，国民党能否连任还是未知数，如果不能的话，老蒋可能又会被拿来羞辱一番了。

蒋介石生前遗愿是死后安葬大陆，地点他选在南京中山陵。蒋介石所选定的是距中山陵不远的一处林木稀疏的空地作为墓址，此处背靠紫金山，西临紫霞湖，东邻中山陵，西毗明孝陵。从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观点来看，此地恰如一个八卦门户的栓，可以锁正压邪。长江、秦淮河迂回曲折，好似缠于紫金山腰际的玉带。从日出到日落，阳光都能从不同角度照射于此，这就形成了神乎其神的风水学上的“五水回环”之势，称之为“真地”。

可是据说当年的中共只答应让老蒋葬在他的老家，浙江奉化。

以蒋的身份，以及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来说，回家乡安葬，显然是不适合的。依我看，把老蒋安葬在南京中山陵完全合情合理。他生前是中华民国总统，南京是他的首都。

我觉得，乘国民党还在台上的时候，乘两岸关系还算缓和的时候，两岸应该认真考虑迎回老蒋的陵寝，把他按照他当过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给予隆重安葬。

当年的李自成可以安葬崇祯帝，为什么共产党政府就不能安葬蒋介石呢？难道连李自成那样的心胸也没有吗？或者是蒋介石连朱由检都不如？

当然，除了老蒋，还有小蒋，也应该迎回蒋经国的陵寝，给予适当的安葬。

中国有句老话，就是死者为大。死后就应该好好儿安葬，给予符合其身份的葬礼。

当然，像共产党的先帝老毛，也同样应该入土为安，华国锋也应该早日入土为安，赵紫阳也应该早日入土为安，而且，无论他们生前如何，都应该按照他们生前的身份地位，给予符合其身份的葬礼。

过去中国的皇家都很重视他们的皇家陵寝，你看无论是明朝还是大清，都是这样的。更古远的就更不用说了。

再说动车事故：少了温家宝，中国会怎么样？

温家宝是中国政府中的一个异数，可以说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润滑剂。人们对政府之所以还抱有幻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温家宝的形象。

你看，每次中国哪里出了什么天灾人祸，总有温总理的身影，也只有温能够与百姓和谐沟通。虽然每次温说了不少话，也有不少最后难以落实，但百姓们总是爱听。每每看到温总身单影只的站在百姓中间，越来越憔悴，越来越苍老，许多百姓有怨气也就忍了。温先生的话比较有人情味，总能把大事化小。

你看这次温州动车出轨事故，温先生因为生病没有第一时间到出事现场，这个动车事故的处理就出了那么大的乱子，最后还是要温先生拖着病歪歪的身子赶到现场，出面保证妥善处理，妥善善后，公开公正的调查，等等，这起事故才逐渐平息下来。

我在想，中国领导层要换届了，没有多久了，在新的领导层中有谁能像温先生那样会处理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呢？下一届政府，少了温先生，会不会更加的乱套呢？

当然，有些人要说了，要靠制度而不是靠人，这是对的，我完全同意。但是在制度缺乏的情况下，还是需要靠人的。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被毛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要是没有周恩来在中间周旋，充当毛与那些下台大臣之间的桥梁，充当毛与百姓之间，百姓各派别之间的润滑剂，那文革的后果会更加的不堪设想。

后来周死了，酿成了一个“四五运动”，就算毛多大的威望，同样压不住百姓的怒火。

当然，我并非说周有多好，温有多好，其实周死后揭露出来的很多事情说明周也并非善男信女，并非善类。只是周善于同百姓打交道，用共产党的话说，就是善于做群众工作。

我看温也是一样的，他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关心民众疾苦，也是一种所谓的群众工作。而且与周所不同的是，周由于本身在党内军内资历非常的深，所以周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因为他的总理职务，而是因为他在党内的渊源和人脉。而温就缺乏这方面的优势。用赵紫阳的话说，温是好人，在改革开放中锻炼成长，所以改革意识比较强。但由于温在党内缺乏人脉，没有资源，所以一旦其职务有局限的时候，他不可能像周那样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在党内的资历。所以温比周，要更加的困难。

但是在现在缺乏比较好的制度的情况下，还真是需要这样的人。你想，这次动车事故，要是没有温先生这么一次公关，恐怕会更加的乱套，最后恐怕会采取武警镇压，就和新疆事件一样。

所以，有理由担心，一旦没了温家宝，那么类似的天灾人祸处理得恐怕会更加的糟糕，会小事化大，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民主化进程: 人民，公民，选民》谈到现在当官的不会同老百姓打交道，因为没有选票的压力，往往以势压人。文中写道：

“其实那些说民主不适用于中国的说法是荒谬的。实际情况是：不是民主不适用于中国，而是这些人（主要是当政的，有权的人）还没有准备好，他们不适应民主。现在很多当官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和老百姓打交道，在老百姓中形象非常的差。”

从这次动车事故的处理，再次显示出这些当官的不会处理与百姓的关系，处处显得生硬，缺乏人情味。

当然，有人会说了，这世界，少了谁，地球还不照转？是照转，只是暴力镇压的事情恐怕会更加的多，小事化大的事情会更加的频繁，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老百姓。

这是什么社会，为什么讲真话还需要勇气?

前段时间温总理号召人们说真话，不说假话，大话，空话。我觉得奇怪，在当今社会说真话会这么难吗？还需要勇气才能说真话？

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教他/她说话，不就是教他/她说真话的吗？难不成教他/她说假话？我的印象中说假话才难，把假话说成和真的一样，不被人家识破才更难，所以说假话才需要勇气。一旦被人家点破了，不就无地自容了吗？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这个社会正常吗？

对我个人来说，如果真话不能说，我就不说，选择闭口，也决不说假话。因为说了一句假话，就要用更多的假话来掩盖第一句假话，然后又要用更多的假话来掩盖，没完没了，是很辛苦的事情。最后，自己也搞不清楚哪一句是真话，哪一句是假话了，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而且，一旦被揭穿，那么人格往哪里摆？信誉还要不要？

我记得，针对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日本政府及某些民间机构，总是在教科书上做手脚，企图歪曲历史事实。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总是义正词严，要日本政府坦然面对历史，诚实面对历史，往往是闹到日本政府屈服为止。

这是典型的对待公然说假话的处理情况。

可是，我们的政府，执政党，对待自己的历史，也能够做到坦然面对，诚实面对吗？也能够做到不说假话吗？

事实上从来不是这样的，你看，过去一直说是毛缔造了这个党，现在发现，这个党是苏联人缔造的，他们找到当时的李大钊，李说这个事你得找陈独秀，于是苏联人找了陈独秀，后来才成立了这个党，从头到尾没有毛什么事情，而且，毛所谓参加“一大”，那个时候还不是党员。这种睁眼说瞎话，是这个党最擅长的了。

而且，每每发生一次政治事件，这个政府，这个执政党，就开始说假话。“六四”之后，“赵紫阳”从党史中消失了，从新闻媒体中消失了；“四人帮”倒台之后，那四个人也从党史中消失了；当年林彪摔死之后，林彪也从党史中消失了；刘少奇倒台后，也同样从党史中消失了；等等。现在搞九十周年党庆，党的领导只剩下“毛，邓，江，胡”四代了，其他的人都不是人了，不见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看，说到底，心里有鬼啊，说假话的人，心里都有鬼。假话，除了骗别人，也会骗自己，而且，往往篇不了别人，只能骗自己。这叫自欺欺人。

一个政党，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还怎么能够坦然面对普天下的老百姓呢？历史不是一个面团，任你搓来揉去的。

党史是这样，国家的历史也是这样，抗日战争明明是国民党的部队冲在前面，以国民党的部队为抗战主力，牺牲也最大，可是我们的伟光正偏偏歪曲事实，硬要说是它自己领导的，它那个时候躲在后方，捣国民党部队的蛋呢。

一个政党，政府，如果满口谎言，毫无诚信，还怎么要求老百姓说真话呢？又有什么资格指责老百姓贩卖假冒伪劣商品呢？又怎么苛求日本政府正视日本侵华那段历史呢？

执政党是这样，政府是这样，也就难怪整个社会是这样了，真是满口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现在的社会风气之所以成这样，作为当政的党和它的政府，难道不该负点责任吗？

转载一篇沙叶新先生的文章：

说真话何需勇气

沙叶新

人为什么不能说真话呢？为什么总是有人好心地劝我要我说话小心些，或者要我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索性三缄其口，甚至不妨违心地说点假话呢？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吗？庄严的宪法不是明确写着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可是现在生活中我们真的充分享有这种权利吗？马寅初说过真话，彭德怀说过真话，张志新说过真话，还有一些仁人志士都说过真话，可他们的下场如何呢？有的挨批，有的监禁，有的流放，有的被杀……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没有说真话的权利的。假如我们人人能说真话，那就不会有“大跃进”，不会有反右派，不会有庐山会议，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不会有为此而屈死的那么多的冤魂！

前不久，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周恩来研究组组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沈思源（力平），这本关于周恩来的著作该是非常权威性的。书中写道，1956年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和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冒进计划。在4月颐年堂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周恩来等人认为追加预算将会造成物质供应紧张，城市人口剧增等等困难。毛泽东坚持己见，宣布散会。后来周恩来主动去与毛泽东面谈，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你追加预算的意见。此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毛泽东因此拂袖而去，离开了北京。

可在以后的一两年中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多次声色俱厉地批评周恩来。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差50米远了。”这当然指的是周恩来。1月13日上午毛泽东拿着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真是咄咄逼人，使得周恩来不得不做检讨，他为此而两鬓频添白发，内心异常苦闷。在南宁会议上甚至有去周恩来以柯庆施而代之的打算。敏锐的周恩来当然察觉，于是在1958年6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委婉提出不再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但除毛泽东外所有政治局成员都挽留周恩来，这样周恩来才得以留任。作者写道：“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

连威望如山、功名盖世的堂堂一国总理周恩来都从此噤若寒蝉，那谁还敢再说真话呢？连党内都如此，连高层也这样，那整个社会，那全体人民又怎能真实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呢？倘若我们的周总理不是以后“遇事发表意见少了”，而是发表意见越来越多，越来越坦率，越来越坚决，那么中国的历史，至少“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许将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开国总理周恩来》是部讲真话的著作，这是需要勇气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能公开出版这本书也是需要勇气的。当人们讲真话不再需要勇气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正常了。其实在一个健全的、民主的社会中，讲真话不应该需要勇气，倒是讲假话才需要有点胆量才对。这部书的公开出版，至少说明我们的这个社会已经正常了。我真高兴！

傅斯年：一眼看穿毛泽东，兼谈助毛为孽

读《史记》知道“助纣为孽”这个词原来是叫“助桀为孽”。《史记•留侯世家》，写张良的文字记载：“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桀是指夏桀，夏朝最后一代帝王，传说是个暴君。后来被商汤给推翻。

商汤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建立的商殷朝，最后一代帝王，他商汤的子孙后代纣王辛更加的荒淫无道。后人们渐渐的用“助纣为孽”取代了“助桀为孽”。

可是我读了下面这篇文章，才知道，原来，现代已经有人悄悄地把“助纣为孽”改为“助毛为孽”了。看来这个暴君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事实上在毛的治下，没有几个不是助毛为孽的，包括建国后的最大的冤案主角刘少奇，那个著名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就是刘发明的。至今还有人为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而纠缠不休，这位刘少奇就是始作俑者。

在七大之前，刘就开始助毛为孽了，作为毛的打手，替毛整了不少人。延安整风，土改，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四清，等等，刘从来没有缺席，助毛为孽的。

其他的领袖，周恩来，高岗，彭德怀，林彪，邓小平等等，包括后来抓“四人帮”立下汗马功劳的叶剑英，都曾经助毛为孽。最近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就揭露了叶在文革前后的所作所为，在助毛为孽方面他也是不落人后的。

有这么一个笑话，说的是毛周刘都很残忍，只是手段不同：

某次，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闲聊之际，老毛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有何办法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说：这个好办，把猫按倒在地，撬开嘴，辣椒塞进去就行了。老毛说：你这强制手段，非其自愿的，不算本事。

周公说：把辣椒碾成粉，包在肉包子里让猫吃下去。老毛说：你这是欺骗的手段，非其自愿，也不算本事。

老毛说：把辣椒碾成粉，抹在猫的肛门上，当猫肛门火辣辣，疼痛难忍时，就会回头用舌头把辣椒一点点的舔掉。这就是兵法所云：“攻其所必救”。

你们看，这三个政治人物，所用的三种方法，分别代表了三个人一生中，不同的人格特征和处事风格：

刘用的是强制性办法，代表了他为人处事不成熟的一面。书呆子的特征，直来直去，不懂得为官之道，务必韬光养晦，讲究谋略！所以在建国后多次与老毛发生冲突，最终惨死于文革。

周恩来用的是欺骗手段，代表了周公，为人处事奸诈狡猾的一面。周公作为中共最大的特务，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人前人后两个样。毕生助毛为孽，成为老毛的帮凶，干尽坏事。反而享尽了荣耀！

老毛所用的是人类最为狠毒的一招：“攻其所必救”。使人“明知不可为，而必为之”的无奈选择。代表了他作为政治领袖，心狠手辣，冷血无情的一面。

看下面这篇文字，傅斯年先生初到延安就一眼看穿了毛的专制本质。对照现在，毛都死了几十年，所干的坏事车载斗量，数不胜数，可以说是罄竹难书，而今还有不少毛的粉丝，追随者，依旧是视而不见，盲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看来，不是眼盲，而是心盲智盲了。像这一类毛粉丝们，是不是也是助毛为孽呢？

以下文字是转载：
傅斯年：一眼看穿毛泽东
作为学者，傅斯年的贡献不仅仅在学术本位，而在以一介书生的傲骨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成为时代之榜样，后世之楷模。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那个时代，我们仍然不得不心生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

傅斯年学识渊博精深，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尤其是对殷墟的发掘，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今天人们谈起傅斯年，心生敬仰，更多的是缘其胆识而非学识，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吾独行”的无畏，而非游刃于政教两界的得意，是其大师的神韵而非大师的形名。如果参照当代泛滥的大师标准，对傅斯年冠以“大师”的廉价称谓，那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真正的大师风范，不仅仅是表现在其专业领域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王者气度，更应体现出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传统知识分子削尖脑袋放弃人格尊严、独立自由、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仕宦、名利，在傅斯年眼中只不过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而已。什么是大师？犬儒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正是大师们鄙视放弃的；犬儒们轻易放弃的，正是大师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这就是大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敢号称大师？

傅斯年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几次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写傅斯年时，我常常联想到两位先哲：孔子和庄子，觉得傅斯年有点像孔子，可他学而优则“不”仕；又觉得有点像庄子，可他忧国忧民并不逍遥。所以，我觉得傅斯年是一个融合了两种不同价值观的联合体，一半是孔子，一半是庄子，忧患中坚守逍遥，逍遥中不忘忧患。站到这个层面上来解读傅斯年，虽不中亦不远矣。傅斯年逝世，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哀荣至极。各界致送挽联270余副，其中有很多赞颂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如于右任挽联曰：“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吴稚晖挽联云：“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叶公超挽联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长存。”台大全体师生的挽联是：“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表达了对校长的哀悼和追思……

孔子真精神究竟是个啥东东，傅斯年用“人生的意义”作出了最朴素的诠释；“书生报国，如此而已”！换言之，那就是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匹夫之志，来迎战“胜者王候败者贼”的强盗逻辑的历史时空的演绎。

他是一个少见的对毛泽东其人的认识极为深刻的人。

应该说，在他之前有很多人……譬如学术大师胡适、中国创始领袖陈独秀、北大学子和基督徒的林昭、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老革命”李锐等等。但真正对毛性格、为人了解深刻者，无人能及傅斯年：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访问期间，他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在代表团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国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傅大炮火力虽猛，但可是一门准星极准、弹无虚发的大炮，目标向来打的很准。

好在这门大炮放到了台湾，如果留在大陆的话，不是锈死、烂掉，也该是门哑炮了。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退守孤岛都没有改变，真可谓是一个“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典型人物了。

周启博：傅斯年为何去台湾？

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毛泽东统治下渡过的。那时毛已经定傅斯年先生为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知识分子，这是我这种青少年在社会上所得的唯一信息。在家庭中，我父亲周一良也从不提起他自己与傅斯年的交往，所以我对傅斯年所知只有一项“反动文化人”的身份。文革爆发后，傅斯年的名字始见于对父亲的批判和父亲的“思想检查”与“罪行交代”，我由此得知父亲几十年前与长他一辈的傅斯年曾有过从，所以受到牵连。离开大陆以后我读到中共控制以外的出版物，才了解傅斯年在廿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的学问、人品和血性，他对社会进步和国难民瘼的关怀，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为学为人之道的精华，堪为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士”的楷模。

早年激进欧洲留学回国任教

傅斯年“五四”时年轻激进，曾是组织反北洋政府游行的学生首领。一九一九年他曾写文章《社会革命 – 俄国式的革命》推崇苏俄，也曾说“俄国革命是全世界发展的模式”，并且因仇恨富人而主张“一切有汽车者应判死刑”。那时他的思想明显亲俄亲共。但是在以后的六年中，他到欧洲留学，亲身了解英德两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看到苏俄共产主义的弊端，思想向温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转变。一九二六年他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次年六月加入国民党。

当时广州是国共合作北伐的基地，也是中共的温床。苏俄派至中国的代表鲍罗廷肆意插手中国内政，张太雷、瞿秋白虽然在中共党内是参与决策的首领，在鲍面前却只是上命下传的翻译。傅斯年因此怀疑中共能否维护中国主权不受苏俄控制。一九二七年中共以“农民运动”为名，依靠乡村的痞子，胁迫朴实农民对地主乡绅实行烧杀抢，公开处决湖南大儒兼乡绅叶德辉等，摧毁农村文化的载体，斩断维系农村道德秩序和风化的社会纤维。“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对地主乡绅施暴以后背负血债，在本乡本地无法存身，只能投靠红军，成为中共主要兵源。国民党因此与中共决裂，实施“清党”，傅斯年在广州支持清党决定。驻广州国民军将领张发奎，黄琪翔优容中共，养虎遗患。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张、黄所部各级军官中的中共党员发起“广州暴动”，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暴动虽然三天就被敉平，却使广州陷入血海，国共双方和无辜市民死亡数千。

目睹广州暴动恐怖走向反共
中共官方记述暴动说广州民众支持中共，只强调国民军平暴时残忍屠杀，对“苏维埃”一方的暴行避而不提，而且着重宣传暴动首领周文雍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刻意淡化周因参与杀人暴动而被处死，以婚礼的浪漫招徕幼稚青年。当事人张发奎回忆“真正工人并不拥护共党”，事实上，暴动头号领导人张太雷就死于中共与机器工会工人的枪战。张发奎还说“有一件最足说明中共残暴的事：原来我军各部回师广州时，共党眼见大势已去，竟不顾广州市全体人民之生命财产，欲将全广州市付之一炬，当时他们已经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车工人，各携五加仑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在各处放火，把全广州市化为灰烬。幸我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一暴行，广州市才免于浩劫。”

欧洲犹太人冒险家莫里斯．柯恩（马坤）因曾任孙中山保镳，一直到一九七○年代还是周恩来统战的座上宾。柯恩经历了广州暴动，目击国共双方的杀戮，他的传记写道：

共党攻占反共的总工会会馆，烧死一百多名工人。五百名农民运动积极分子来广州城参战，分散成小股在城内各处烧房子，抢东西，杀人……

一股武装的农民和工人涌出一条窄街，有几名苦力为他们挑着从店铺和住宅抢来的财物。一个手上戴铐的商人被他们揪着领子跑……

中央银行起火，共党占据着消防队，不准救火。他们抢劫银行，火烧日本医院。大火很快延烧开去。十五岁的女孩子们持枪把守码头，想搭汽船出逃的难民们要由她们搜查行李（四十年后文化革命时中共高干子女红卫兵挥舞皮带任意打人，与此一脉相承）。

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也披露，广州共党事先拟有捕杀名单，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俱在其中，中山大学学生张资江，《民国日报》主编袁某就是这样未经司法程序被当街私刑打死或者拖到暴动总部枪决的。傅斯年也在捕杀名单上，因为有人报信，他躲进别人家中得免遇难。刀下逃生的经历，使他不再如以往那样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终生憎恶中共。广州暴动只是中共武力夺取全国政权在一个城市的小规模预演，其血腥程度已震撼了傅斯年。十多年之后，他对中共人士说“你们处决我很容易，但我绝难尊敬你们”。在理论层面，他对中共的运作方式也作了深入地分析：

“阶级斗争”不过是中共掩盖自己无止境权欲的面具。中共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

一， 中国人恨西方人；
二， 穷人恨富人 （傅本人也恨富人，但不赞同中共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做法）；
三， 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
四， 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
五， 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无名者恨知名者；
六， 农村人恨城市人；
七， 子女恨父母；
八， 年青人恨长辈。

延安晤毛预见毛共坐大国无宁日

傅斯年留学时曾研习心理学，他认为，许多人在潜意识中很容易接受把这些仇恨和报复欲合法化的理论，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投其所好，提供了发泄嫉恨的通道。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生活过的人，从历次整肃运动中逐渐发觉毛是调动人性阴暗面，制造人际仇恨为己所用的大师，而傅斯年早于一九三○年代已经洞烛其奸。除了从实际中观察中共以外，傅斯年也注意中共享以宣传鼓动的理论。一九三八年十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撤退入川，史语所学生张政烺陪傅斯年暂住宜昌等船，在扫地时发现傅斯年枕头下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张对史语所长读共产书籍感到好奇，告诉了自己的同学何兹全。一九四七年六月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傅斯年因严重高血压赴美治疗，随身携带多本共产主义书籍，在养病之余继续研究这个正在席卷中国的思潮。

傅斯年政治上坚决反共，但在自己主持的史语所厉行学术独立于政治，不干预所内青年们的党派认同。受过傅斯年恩泽的学子中有心仪中共的尹达，后来投奔延安，成为毛的历史官员；有不谙政治的周一良，红潮席卷大陆时误信毛的蛊惑而上贼船；但也有许多人因自己头脑清醒或者受傅斯年人格的感召而随史语所迁台，在以后六十年中艰苦耕耘人文园地，不但维护史语所的世界声誉于不坠，而且成就了自己个人的学术事业。

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员应中共邀请访问延安，与毛交谈并在城内参观，近距离观察了中共极权体制的实际操作和毛的帝王之志。主客交谈之间，毛表现出对古典低俗小说极为熟悉，这有利于他了解社会底层人群心态，因此煽动人群能得心应手。傅斯年亲眼看到原本偏安一隅的毛记小朝廷已经坐大，深知其势力越强，占地越广，则危害中国越烈，预感抗战虽然胜利，国事仍不乐观。

随蒋迁台决意埋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的忧虑不出一个月就成了现实。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借对日宣战出兵东北的机会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民政府接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同时以物资和武器大力援助中共。中共对内放手扩军备战，对外谎称兴趣只在中国土地改革，无意加盟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美国决策者杜鲁门、马歇尔等轻信中共，停止支持国民政府，酿成大陆变色。因为这一决策错误，几亿中国人在以后几十年中付出惨重代价，美国也在几年后朝鲜战争中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为了阻止中共和北韩南侵，美军伤亡十几万人。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仓皇撤出大陆，国民政府时期成名的文化人多数选择留在大陆。傅斯年却率领史语所大部分学人及图书数据文物追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这时中共挟决胜大陆之威，积极准备借助苏联海空军越海犯台，而美国却宣布它的亚洲防务圈不包括台湾，使台湾变成了一个内缺有效防卫，外无国际支持的孤岛。如果中共在台登陆，岛上的人如不投降只能蹈海，许多逃离大陆的文化人因此选择香港或欧美而不去台湾。“时穷节乃现”，傅斯年在中共气焰达到顶峰，国民政府命悬一线的时刻，写下“埋骨于田横之岛”，表示了坚持自己政治选择的决心。

知识分子助毛为虐晚年才醒悟
百年以来中国积弱，为内乱外侮所苦。中国人寻求救国良方，形成多种思想理念和政治派别。合法执政的国民政府和实行武装割据的中共是两个主要派别。国民政府标榜三民主义，许诺从军政经训政达到宪政民主。中共也以民主招徕，但实际操作是在苏联支持下武装推翻国民政府。国人看到国民党组织松散软弱，施政也确有贪污腐败之处，而中共则师从列宁斯大林的暴力专制手段，以严密组织和蛊惑宣传见长。两害相权，那个为轻？中国知识人面临要在国共之间选择的难题。一九三○和四○年代，不少涉世未深的中国知识青年，被中共激进口号所迷惑，读了艾思奇等中共笔杆子的几本小册子，就自认学通了马恩列斯学说，并尊为真理，决心追随中共和毛以马恩列斯的药方救中国。这些青年为学力所限，极少读过马恩原著，当然不了解马恩原著本身就有局限，也看不出列斯对马恩已有篡改，更不知道毛对列斯的一套又加进了秦始皇的权术。他们助毛为孽几十年，晚年才觉悟到自己的错误选择。傅斯年的选择有理论和实践的深厚基础，大不同于投共知识青年们的盲目和轻信。几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在台湾已经还政于民，而中共在大陆许诺的民主仍遥遥无期。历史肯定了傅斯年的选择，大陆人民也正重新认识他的历史地位。聊城乡亲深以先贤傅斯年为傲，率先突破了毛“钦定”的禁忌，为他修复祖居，立碑塑像。

以傅斯年与北大的渊源，和奠基现代人文科研的贡献，各种纪念傅斯年的方式进入北大燕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殿堂当可预期。近年来台湾民主使大陆专制政权如芒在背，当年武力犯台未成的中共卷土重来，使出导弹威胁和经济引诱的两手迫台湾就范。因此，傅斯年六十年前对抗极权专制的精神不但对今天大陆民众，而且对台湾朝野仍有现实意义。

傅斯年小传

（一八九六至一九五○）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一九二○年留学英国、德国。一九二六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一九二八年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一九四五年任北京大学代校长，开除日伪时期教职员。一九四五年七月以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与毛泽东长谈。一九四七年发表文章批宋子文发国难财，宋因而下台。一九四八年任台湾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台大四六事件，力保学生不被逮捕，一九五○年五月脑溢血去世。

谈谈盲目崇毛的病态心理

看到网络上有人写文革，写毛，分析毛的心理，罪过，等等。我认为，谈文革，谈毛，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甚至不能仅仅谈文革那个时期。文革不是孤立的，文革与这之前的发生的反右，庐山会议，大跃进饿死人，等等事件，都是有关联的，甚至与解放前的共产党内斗，包括遵义夺权，到延安整风，以及中共与苏共的斗争都是有关联的。

研究文革需要把文革放在整个中共的历史中来研究，甚至需要把文革放在中国近代史这一个大的背景下来研究。而且需要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不能简单化，也不能情绪化，任何简单的说文革的对错，好坏，责任，说毛的功罪，等等，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看过高文谦先生的《晚间周恩来》，觉得写得很好，对毛周之间的关系，对毛林之间的关系，以及毛周林等的心理刻画，描写的很到位，对研究文革会很有帮助。当然那也不是专门研究文革的书。

另外有一本书是中共老干部，所谓救党派人士辛子陵先生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是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文革的。虽然可能有些偏激，但里面说得也未尝没有道理。

最近我看到一篇分析文革，分析盲目崇毛这样的病态心理的文章。觉得这篇文章的视角很特别，我很认同。所以特地转载到这里和各位网友分享。当然，这篇文字也只是其中一个视角。研究文革，研究毛需要从多个视角来研究。

面对这样的病态心理疾病，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就是改革，就是开放。然而国内的做法则恰恰相反，他们采用的是封锁，是控制。最近中国长城防火墙GFW之父之称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到湖北武汉大学出席活动时，遭学生掷鸡蛋及丢鞋，引起网络上一阵轰动。看看国内网友有创意的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百度兴，谷歌亡。瑞星金山，卡巴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推特死，脸书墙。人人开心忽还乡，马化腾，山寨王。新浪微博，推特泪千行。”

下面的文字是转载：

一个心理学医生，可以通过一些表象来诊断病人；一个社会学学者，可以通过一些表象来诊断社会。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学者，只能凭借我所了解的知识，把自己的思考展示给大家，让大家来诊断这个社会是否存在一种病态？

“人质综合症”是七十年代才提出来的新课题，心理学家从一个特别偶然的银行抢劫案当中发现，人类会由于外界的某些条件而引起一种病态心理，继而这个课题又被社会学家发现了，研究的范畴从被绑架的人质拓展到了所有在专制君主统治下的国民，研究的结果竟然非常令人惊奇。每个人都有可能产生这种心理，只是或多或少而已，严重了，就是一种病态。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课题的起源。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是一个在任何心理学教科书上都可以查到的案例，起初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是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开始让人们大跌眼睛了。

起初是心理学家研究被害人的心理过程：第一步是感觉恐惧：因为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第二步是觉得害怕：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第三步是表示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最后第四步反而是对挟持者产生依赖和好感，甚至是一种膜拜。并且不自觉地提供无形的帮助，不但在行为上进行配合，而且还在过后反复为挟持者进行辩护。通过大量的学者研究便从理论上总结出来产生这个现象的四个环境条件：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在满足这四个条件的环境当中，受害者就容易患上这种心理疾病，这就是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或者说是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称人质综合症。

本来这属于心理学范畴，但却被敏锐的社会学家发现了。他们通过对各个时期，不同国家的国民表现，特别是那种身处于专制统治的环境当中国民在当时，还有过后的表现，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个心理学课题在社会学上的应用，揭开了人类社会学上面崭新的一幕。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人类的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只是轻重不同而已，当然肯定是那种暴虐越严重，这种症候群就越严重。

我们回到盲目崇毛的主题上面。对于毛泽东，历史应该会有一个评价。这里暂且不去评价其功过，我们只需要还原那一段历史时期的环境。我们参照一下上面理论当中所述的四个环境条件。

第一，威胁到自己的存活。这在文革时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多少人死于一句反党，反毛的话，多少人被划成右派送到监狱里面去，多少人被迫害，多少人不堪其辱而自杀。不但是威胁到存活，可以说严重威胁了那些敢于违抗人的存活。

第二，受害者得到一些恩惠，这也是现在那些赞美毛泽东的人所津津乐道的东西，这一点不用列举，官方的宣传比比皆是，除了撒谎骗人的以外，当然不少都是事实。

第三，与外界隔离。这一点大家也很清楚，别说当是连美国之音都不能听，就算是现在，依然一些外界的信息还不能传达到老百姓耳朵里。显然那时的一切都是被隔绝的，现在互联网解救了大家，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过去曾经被隔离的信息。

第四，那就再明显不过了，坚信自己是逃脱不掉的，如果没有改革开发，有多少人能试图想过自己能逃离那个环境，或许连想的胆量都没有。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可以来作证当时的环境完全符合于那四条，没有经历过的人或许都难以相信现代人类社会竟然会出现这种现象，看看现在的北朝鲜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么我们再去回顾封建社会君主制的统治，大部分都是符合这一特点的，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当然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了。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无论是赞美毛泽东的人，还是痛骂毛泽东的人都会达到共识，毛泽东对于这段黑暗历史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这段历史是任凭多少巧嘴都狡辩不了的，应该对于大家来讲是一个常识。很多人在这个扭曲的十年里面产生了一种病态，对那个造成这一切的源头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了神州大地，这种症状甚至能够沿绵至今。

在符合这种条件的特定环境中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产生这种病态，就像是寒流来了，不一定所有人都得感冒一样，什么人会生病呢？很显然，身体虚弱的人最缺乏抵抗力。缺乏独立思考是思想虚弱的一种表现。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没有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所有人一样是这种病态心理。根据我们的官方宣传，看似非常有道理。我们有七亿人口，有七亿个肚子要去填饱，真是应该感谢那个填饱我们肚子，并且还顺带产生一些成就的那个人。这正好符合上述理论的第二条，人们可以感觉到一些恩惠。但是人们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七亿个肚子相对应的是七亿个生产力。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类发展的特点，那就是生产出来的东西要远远大于填饱肚子的水平，只是古代社会生产效率低，发展得慢一些而已。不同的社会管理会将那一部分剩余出来的劳动价值用于不同的方向，有些国家用来放在老百姓的实惠上面，有些国家用在生产原子弹上面，其实都没有错。错在到底是谁养活谁的概念，错在是谁来决定用在什么上面，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由几个人来决定。

现在生产力比三十年前发展了，要是拿现在来举例子似乎没有说服力。那么我们就拿同一时期的香港做比较，从李鸿章时期的蛮夷之地，到亚洲四小龙，他们的人口密度相当于大陆的某个大城市，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自然资源，也没有生产原子弹，但是相对于大陆人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显然当时的情况是有天壤之别的。似乎喊”女王万岁”的人很少吧，至少没有那么狂热。因为他们的环境不符合那四个条件，没有人会认为是英国女王养活了香港人。因此，清醒者要去提醒那些受害者在感恩那些绑架你的人同时，想一想给你的恩惠来自何处？想想绑架行为是不是根本就不该发生？人权是不是本来就该属于人类本身？

改革开放打破了那四个条件，现在已经很少人山呼万岁了，但是很多盲目崇毛的症状依然在延续，那种依赖和好感依然在延续。前不久的孙东东谈上访事件依然凸显了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对清官的依赖，这是从封建体制延续下来的一种无奈。在很多边远的地方，一些人们依然生活在一种封闭的状态，其环境依然符合那四项条件。我们的体制绑架了他们，而他们却对这种体制产生严重的依赖和好感，这不就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色吗？生活在边远封闭的地方会有这种情形，那么生活在大都市，身处于信息丰富的环境当中呢？如果把自己的思维封闭起来，和生活在边远地区的那些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谈论一种社会的病态就像是在谈论流行感冒，没有任何贬低侮辱的意思，任何人的行为和意愿都应该得到尊重，那是这个文明社会作为人类的自由。宪法赋予我去思考的权力和表达的权力，也赋予其他任何人。上面的理论不是我发明的，是不是能够套用在文革期间，是由大家来判定的，是由那些充满独立思考的人们来判定的。我并没有责任，也没有兴趣去说服那些不同意我观点的人。就像是在说，我不是医生，有人生病我没有去帮他治病的责任，也没有去诊断的责任。但是，我有关心我亲人和朋友健康的责任和义务。

其实一个人生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连自己生病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