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社会，为什么讲真话还需要勇气?

前段时间温总理号召人们说真话，不说假话，大话，空话。我觉得奇怪，在当今社会说真话会这么难吗？还需要勇气才能说真话？

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教他/她说话，不就是教他/她说真话的吗？难不成教他/她说假话？我的印象中说假话才难，把假话说成和真的一样，不被人家识破才更难，所以说假话才需要勇气。一旦被人家点破了，不就无地自容了吗？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这个社会正常吗？

对我个人来说，如果真话不能说，我就不说，选择闭口，也决不说假话。因为说了一句假话，就要用更多的假话来掩盖第一句假话，然后又要用更多的假话来掩盖，没完没了，是很辛苦的事情。最后，自己也搞不清楚哪一句是真话，哪一句是假话了，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而且，一旦被揭穿，那么人格往哪里摆？信誉还要不要？

我记得，针对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日本政府及某些民间机构，总是在教科书上做手脚，企图歪曲历史事实。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总是义正词严，要日本政府坦然面对历史，诚实面对历史，往往是闹到日本政府屈服为止。

这是典型的对待公然说假话的处理情况。

可是，我们的政府，执政党，对待自己的历史，也能够做到坦然面对，诚实面对吗？也能够做到不说假话吗？

事实上从来不是这样的，你看，过去一直说是毛缔造了这个党，现在发现，这个党是苏联人缔造的，他们找到当时的李大钊，李说这个事你得找陈独秀，于是苏联人找了陈独秀，后来才成立了这个党，从头到尾没有毛什么事情，而且，毛所谓参加“一大”，那个时候还不是党员。这种睁眼说瞎话，是这个党最擅长的了。

而且，每每发生一次政治事件，这个政府，这个执政党，就开始说假话。“六四”之后，“赵紫阳”从党史中消失了，从新闻媒体中消失了；“四人帮”倒台之后，那四个人也从党史中消失了；当年林彪摔死之后，林彪也从党史中消失了；刘少奇倒台后，也同样从党史中消失了；等等。现在搞九十周年党庆，党的领导只剩下“毛，邓，江，胡”四代了，其他的人都不是人了，不见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看，说到底，心里有鬼啊，说假话的人，心里都有鬼。假话，除了骗别人，也会骗自己，而且，往往篇不了别人，只能骗自己。这叫自欺欺人。

一个政党，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还怎么能够坦然面对普天下的老百姓呢？历史不是一个面团，任你搓来揉去的。

党史是这样，国家的历史也是这样，抗日战争明明是国民党的部队冲在前面，以国民党的部队为抗战主力，牺牲也最大，可是我们的伟光正偏偏歪曲事实，硬要说是它自己领导的，它那个时候躲在后方，捣国民党部队的蛋呢。

一个政党，政府，如果满口谎言，毫无诚信，还怎么要求老百姓说真话呢？又有什么资格指责老百姓贩卖假冒伪劣商品呢？又怎么苛求日本政府正视日本侵华那段历史呢？

执政党是这样，政府是这样，也就难怪整个社会是这样了，真是满口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现在的社会风气之所以成这样，作为当政的党和它的政府，难道不该负点责任吗？

转载一篇沙叶新先生的文章：

说真话何需勇气

沙叶新

人为什么不能说真话呢？为什么总是有人好心地劝我要我说话小心些，或者要我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索性三缄其口，甚至不妨违心地说点假话呢？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吗？庄严的宪法不是明确写着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可是现在生活中我们真的充分享有这种权利吗？马寅初说过真话，彭德怀说过真话，张志新说过真话，还有一些仁人志士都说过真话，可他们的下场如何呢？有的挨批，有的监禁，有的流放，有的被杀……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没有说真话的权利的。假如我们人人能说真话，那就不会有“大跃进”，不会有反右派，不会有庐山会议，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不会有为此而屈死的那么多的冤魂！

前不久，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周恩来研究组组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沈思源（力平），这本关于周恩来的著作该是非常权威性的。书中写道，1956年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和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冒进计划。在4月颐年堂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周恩来等人认为追加预算将会造成物质供应紧张，城市人口剧增等等困难。毛泽东坚持己见，宣布散会。后来周恩来主动去与毛泽东面谈，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你追加预算的意见。此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毛泽东因此拂袖而去，离开了北京。

可在以后的一两年中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多次声色俱厉地批评周恩来。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差50米远了。”这当然指的是周恩来。1月13日上午毛泽东拿着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真是咄咄逼人，使得周恩来不得不做检讨，他为此而两鬓频添白发，内心异常苦闷。在南宁会议上甚至有去周恩来以柯庆施而代之的打算。敏锐的周恩来当然察觉，于是在1958年6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委婉提出不再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但除毛泽东外所有政治局成员都挽留周恩来，这样周恩来才得以留任。作者写道：“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

连威望如山、功名盖世的堂堂一国总理周恩来都从此噤若寒蝉，那谁还敢再说真话呢？连党内都如此，连高层也这样，那整个社会，那全体人民又怎能真实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呢？倘若我们的周总理不是以后“遇事发表意见少了”，而是发表意见越来越多，越来越坦率，越来越坚决，那么中国的历史，至少“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许将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开国总理周恩来》是部讲真话的著作，这是需要勇气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能公开出版这本书也是需要勇气的。当人们讲真话不再需要勇气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正常了。其实在一个健全的、民主的社会中，讲真话不应该需要勇气，倒是讲假话才需要有点胆量才对。这部书的公开出版，至少说明我们的这个社会已经正常了。我真高兴！

走出困境，中国需要文化更新

我们知道中国是个古老国家，号称五千年文明史，实际上远远不止五千年。很多记载都没有保存下来。

然而，这么长的历史，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真正现代化呢？中国的五千年文明是一种现代文明吗？显然不是，中国的五千年文明是一种低水平的文明。虽然历朝历代都或多或少跟西洋文明打交道，但真正使得中华民族觉醒的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样东西是现代文明所必需的。

从“五四运动”至今已经有九十多年了，“赛先生”在中国已经是家喻户晓了。只是中国的科学精神仍然缺乏相应的土壤，所以，中国新的发明创造比较少，基本上都是抄袭，引进，应用西方的现有科学成果。无论原子弹，还是航天飞船，还是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络，汽车，三聚氰氨等等，全部都是泊来品。

“德先生”那就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人们基本上看不到希望。

所以很多人对中国的前景感到悲观。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提出了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半吊子的改革，有的人称之为跛脚改革，因为只涉及经济领域，政治上完全不能动。所以造成现在的中国存在许多社会问题，腐败遍地，权力完全不受约束，也因此造成贫富差距非常的大，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被少数寡头权贵垄断。

所以现在的中国，虽然整体国力似乎上升了，但是这个国家却无比的脆弱，百姓看不到希望，连到富人也同样要往外移民。

那么中国到底往何处去呢？能回到过去的文化大革命中去吗？有人带头搞唱红歌运动，似乎红歌能救国，听起来荒诞不经。有的人觉得奇怪，怎么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这个红歌还能流行？

其实我觉得，唱红歌，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甚至与大清朝的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等，都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曾经在《谈谈盲目崇毛的病态心理》一文里说过，这是一种病症，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读者可详见《谈谈盲目崇毛的病态心理》一文。

如果不能消除产生这样症状的土壤，那么回到文革，或者类似文革的那种荒诞不经的境地是完全可能的。

我觉得，中国现在经济相对发达了，本身是好事，可以有实力来改变自身，改造自身的文化。我们知道，西方经历文艺复兴之后，逐渐走向了现代文明。近代，现代的许多科学发明，创造，等等，几乎全部来自西方。为什么中国就没有呢？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里面缺少“思辨”的精神。最主要缺少“思”的精神。思辨精神在古希腊就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是思辨的典范之一，在那个时代就预言我们的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证明不仅仅是其本身令人赞叹，更重要的是其体现的思维理念；芝诺悖论睿智和诡异，一直都在颠覆着我们对于常识的信任。

古希腊哲学家基本上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科学家，他们的思想闪烁着思辨精神的光辉。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却没有一个是科学家。在先秦时期，思想鼎盛，也是辨有余而思不足。所以真正能够传下来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几乎没有了。

但是，你看，欧洲，欧几里得的几何不仅在今天我们的课堂里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教授，更重要的是它创立了一套完整的认识世界的科学体系。这体系历经数千年，依旧巍然屹立。

所以说，我们一直说，我们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但是在科学方面，在认识世界方面，我们还只是个儿低能儿。

那么是不是中国人本身就是那么笨呢？不是，显然不是，你看，中国人出去了，有很多在科学技术领域都有骄人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大有人在。但是中国本土的，则完全没有。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了我们中国的文化土壤使得人们不能科学的思考。所以更新这样的土壤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中国的文化里面，缺乏公平竞争的精神。竞争精神是公平的竞争，守信的竞争，而不是倾轧。中国古代的各诸侯国也有竞争，但更多的是倾轧，是尔虞我诈。在中国，有“出头的橼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的说法，一般的人是不愿意公开出来竞争的，所以民主竞选在中国很难。中国人善于暗箱操作。在竞争的时候也缺乏诚信。招商引资，往往是“开门招商，关门打狗”。在现在的社会，各种假冒伪劣毒的商品充斥着市场，名声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更新，需要引进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公平竞争精神。你比如奥运会中的竞赛，本身就是很好的守规则（公开规则，而不是中国的潜规则）的竞争。奥运会源自于古希腊，这说明古希腊文明里就有这种公平竞争的精神。我想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欧洲得到发展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第三，中国文化里面缺乏批判精神。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强调忠君，强调君臣父子师生这样的关系。学生是不能怀疑老师的，更加不能批判老师。儿子也是不能怀疑父亲，也不能批判父亲，那样就是大逆不道，等等。谁要是逆之而为，那必定遭到社会的不容。

但是在西方文明中，任何一门学派都可以自由的提出自己的学说，也容忍别人的批判。社会上对待这样的批判一般采取开明的，宽容的态度。

所以，在西方，老百姓批评政府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你在中国，你批评政府，则有可能像艾未未，或者刘晓波一样，被判罪，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罪什么的。十分可笑吧，作为公民，为什么就不能颠覆你这个政权呢？

第四，中国文化里面缺少对人的尊重。儒家思想里面，对人有许多清规戒律，说到底是没有把人当人看。它所强调的往往是社会，是家族，是国家。很少顾及人作为个体应有的基本权利。比如说对婚姻来说，所谓的道德观念往往不是以婚姻双方的男女本身的幸福为基准，而是以是否对家庭，家族，社会造成影响为基准，强调的是所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是十分可笑的，都没有了小我，哪里来的大我？大我不是由一个个小我组成的吗？

反观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古希腊文明中体就已经现得淋漓尽致。古希腊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追求人间的幸福和价值。甚至古希腊的神也有着世俗的特点，他们虽然非常强大，但是仍然具有人的感情和缺点。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犯错误，因此古希腊的神也就更加可爱。其实，古希腊的神是古希腊人的代表，他们和后来其他宗教所描绘的完美无缺的上帝形成了巨大反差。

古希腊的雕塑大多是裸体的，这是古希腊人对于人本身的赞美。甚至古希腊的神也是裸体的，这在中国文明中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再自然不过了，因为，神和他们是一样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

中国到现在还在否定人权，漠视人权，是不是应该有所改变了呢？

第五，中国文化里面缺少民主精神。几千年的中国史就是一部君权史，老百姓对待长官，对待皇帝，只有服从的分，从来没有你老百姓说话的权利。

所以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学会了忍，忍，忍，实在忍不下去了，那就起来造反，所谓官逼民反。一次一次的改朝换代就是这么来的。

相反，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就有了“民主”的概念。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这段时期是古希腊世界的全盛时期，各城邦都得到繁荣的发展，而地处海湾、交通便利的雅典在工商业方面日益发达，当时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在雅典，国家不设国王，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公民大会，大会由公民抽签产生，共同对国家事务进行商议。

在现代西方国家语言里，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言中的“民主”一词，都是从古希腊语的“demokratia”一词演变而来。古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一词，由“demos”和“kratos”两部分构成，“demos”的意思是“人民”、“地区”，“kratos”的意思是“统治”、“管理”，因此所谓“民主”是指“人民的统治”或者“人民的管理”。

雅典当时实行的是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所有的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抽签选举方式担任政府中的各级官职。雅典的政府官员都有任期，通常为一年，而且大多数的官职，不得连选连任，以避免结党营私。为了保证民主政治不受侵害，从克利斯提尼时代开始，雅典还制定了陶片放逐法，用陶片投票选举出可能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构成威胁的人。如果某人得票数超过6000，就会被放逐到国外，10年以后才能返回，从而使政治野心家无机可乘。

而我们中国，在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我想，这是值得国人深思的。

我对中国古代思想是十分尊敬的，所以经常宣传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先秦思想，他们比现代的中国人会思考。但我从来不认为先秦思想是最先进的，至高无上的，完美无缺的。相反，我觉得应该全面更新我们的文化，就像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一样，在文化上应该大胆的引进西方比较优秀的文化。

大清朝末年，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里，把引进西方文化，定调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想这是中国这么多年来对待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然而，我完全不认同这个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认为，如果西方某些文化真的比我们的中华文化优秀的话，完全可以西学为体。完全没有必要为向西方学习定下这么个框框。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过去人们都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但是在文化上却没有推翻产生帝制的土壤。如果没有文化上的更新，像毛泽东这样的变相帝制是完全有可能死灰复燃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西方的一些文化，一些思想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普罗大众了。比如网络上出现的公民社会觉醒，网络反腐，独立人士参选等等。

另外，领导职务的期限限制也算是一种进步，这些都要归功于改革开放。

但是如果根深蒂固的文化土壤得不到根本改变的话，所有这些改革成果，都可能是保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