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社会，为什么讲真话还需要勇气?

前段时间温总理号召人们说真话，不说假话，大话，空话。我觉得奇怪，在当今社会说真话会这么难吗？还需要勇气才能说真话？

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教他/她说话，不就是教他/她说真话的吗？难不成教他/她说假话？我的印象中说假话才难，把假话说成和真的一样，不被人家识破才更难，所以说假话才需要勇气。一旦被人家点破了，不就无地自容了吗？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这个社会正常吗？

对我个人来说，如果真话不能说，我就不说，选择闭口，也决不说假话。因为说了一句假话，就要用更多的假话来掩盖第一句假话，然后又要用更多的假话来掩盖，没完没了，是很辛苦的事情。最后，自己也搞不清楚哪一句是真话，哪一句是假话了，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而且，一旦被揭穿，那么人格往哪里摆？信誉还要不要？

我记得，针对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日本政府及某些民间机构，总是在教科书上做手脚，企图歪曲历史事实。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总是义正词严，要日本政府坦然面对历史，诚实面对历史，往往是闹到日本政府屈服为止。

这是典型的对待公然说假话的处理情况。

可是，我们的政府，执政党，对待自己的历史，也能够做到坦然面对，诚实面对吗？也能够做到不说假话吗？

事实上从来不是这样的，你看，过去一直说是毛缔造了这个党，现在发现，这个党是苏联人缔造的，他们找到当时的李大钊，李说这个事你得找陈独秀，于是苏联人找了陈独秀，后来才成立了这个党，从头到尾没有毛什么事情，而且，毛所谓参加“一大”，那个时候还不是党员。这种睁眼说瞎话，是这个党最擅长的了。

而且，每每发生一次政治事件，这个政府，这个执政党，就开始说假话。“六四”之后，“赵紫阳”从党史中消失了，从新闻媒体中消失了；“四人帮”倒台之后，那四个人也从党史中消失了；当年林彪摔死之后，林彪也从党史中消失了；刘少奇倒台后，也同样从党史中消失了；等等。现在搞九十周年党庆，党的领导只剩下“毛，邓，江，胡”四代了，其他的人都不是人了，不见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看，说到底，心里有鬼啊，说假话的人，心里都有鬼。假话，除了骗别人，也会骗自己，而且，往往篇不了别人，只能骗自己。这叫自欺欺人。

一个政党，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还怎么能够坦然面对普天下的老百姓呢？历史不是一个面团，任你搓来揉去的。

党史是这样，国家的历史也是这样，抗日战争明明是国民党的部队冲在前面，以国民党的部队为抗战主力，牺牲也最大，可是我们的伟光正偏偏歪曲事实，硬要说是它自己领导的，它那个时候躲在后方，捣国民党部队的蛋呢。

一个政党，政府，如果满口谎言，毫无诚信，还怎么要求老百姓说真话呢？又有什么资格指责老百姓贩卖假冒伪劣商品呢？又怎么苛求日本政府正视日本侵华那段历史呢？

执政党是这样，政府是这样，也就难怪整个社会是这样了，真是满口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现在的社会风气之所以成这样，作为当政的党和它的政府，难道不该负点责任吗？

转载一篇沙叶新先生的文章：

说真话何需勇气

沙叶新

人为什么不能说真话呢？为什么总是有人好心地劝我要我说话小心些，或者要我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索性三缄其口，甚至不妨违心地说点假话呢？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吗？庄严的宪法不是明确写着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可是现在生活中我们真的充分享有这种权利吗？马寅初说过真话，彭德怀说过真话，张志新说过真话，还有一些仁人志士都说过真话，可他们的下场如何呢？有的挨批，有的监禁，有的流放，有的被杀……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没有说真话的权利的。假如我们人人能说真话，那就不会有“大跃进”，不会有反右派，不会有庐山会议，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不会有为此而屈死的那么多的冤魂！

前不久，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周恩来研究组组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沈思源（力平），这本关于周恩来的著作该是非常权威性的。书中写道，1956年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和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冒进计划。在4月颐年堂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周恩来等人认为追加预算将会造成物质供应紧张，城市人口剧增等等困难。毛泽东坚持己见，宣布散会。后来周恩来主动去与毛泽东面谈，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你追加预算的意见。此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毛泽东因此拂袖而去，离开了北京。

可在以后的一两年中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多次声色俱厉地批评周恩来。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差50米远了。”这当然指的是周恩来。1月13日上午毛泽东拿着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真是咄咄逼人，使得周恩来不得不做检讨，他为此而两鬓频添白发，内心异常苦闷。在南宁会议上甚至有去周恩来以柯庆施而代之的打算。敏锐的周恩来当然察觉，于是在1958年6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委婉提出不再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但除毛泽东外所有政治局成员都挽留周恩来，这样周恩来才得以留任。作者写道：“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

连威望如山、功名盖世的堂堂一国总理周恩来都从此噤若寒蝉，那谁还敢再说真话呢？连党内都如此，连高层也这样，那整个社会，那全体人民又怎能真实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呢？倘若我们的周总理不是以后“遇事发表意见少了”，而是发表意见越来越多，越来越坦率，越来越坚决，那么中国的历史，至少“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许将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开国总理周恩来》是部讲真话的著作，这是需要勇气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能公开出版这本书也是需要勇气的。当人们讲真话不再需要勇气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正常了。其实在一个健全的、民主的社会中，讲真话不应该需要勇气，倒是讲假话才需要有点胆量才对。这部书的公开出版，至少说明我们的这个社会已经正常了。我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