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十八大：去毛化与执政合法性

中共开十八大，吸引人们眼球的除了那些新面孔，谁谁谁入常，谁谁谁入军委，等等外，比较受人们关注的就是这次党章修正。不少人士观察到最近中共当局在有意淡化毛泽东思想，在几次共产党正式公报，文件以及新闻稿中都没有提毛思想。加上这次共产党要修改党章，所以会不会把毛思想从党章里面去除掉，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

 

我在前面一篇文字里面说过，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并把毛推向神坛是刘少奇一生中最大的罪恶。现在的共产党要是真能够去除所谓的毛思想，将是迈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的最正确的一步。

 

其实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早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毛思想了，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改革，文化开放，互联网的流行，时下的年轻人谁还管什么毛泽东思想？所以，现在把这玩意儿从共产党的党章和国家宪法里面拿掉，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当然，由于前一段时间薄熙来在重庆搞什么唱红打黑，搞文革复辟，毛的幽灵还在一些地方飘荡，中国社会还存在不少左毛与毛左。薄熙来事件已经成为了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笑话。

 

正因为薄熙来事件，中共当局应该觉得在对待毛泽东问题上不能有任何模糊，应该彻底的去毛化，把问题解决掉，不留尾巴。

 

当然，毛的问题始终是会引起争议的。在当年共产党搞《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就有激烈争议，现在乘薄熙来垮台之际，应该彻底解决毛的问题。

 

有人说，去毛化将使得共产党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因为这天下是毛打下来的。且不说这天下是否真是毛打下来的，就算是，也并不代表去毛化就真的让共产党失去执政的合法性。

 

相反，因为毛执政的三十年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搞得中国人苦不堪言，非正常死亡人数前所未有。从这点看，毛所带来的那点所谓的合法性早已荡然无存了。要不是后来的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共产党恐怕早就下台了。

 

所以说，去毛化不会使共产党失去执政合法性。

 

毛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核心是什么？我看，毛思想的核心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毛一生都在斗争，到他生命的最后，他的那个阶级斗争已经相当变态了。

 

所以，毛的所谓思想，不是什么值得留恋的东东。我曾经写文字说，阶级斗争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反人类的。拿这么个反人类的东东来指导执政党，所执行出来的东东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

 

中国共产党到现在这个地步，应该要转型了，需要从革命党转型成执政党。革命党执政的合法性从哪里来，毛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是转型为执政党之后，你不能总拿枪杆子对准老百姓啊。象现在这样拿着枪杆子维稳，只会越维越不稳。

 

习近平有句话说得很对，他说“权为民赋”。这句话说出了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的来源，就是来源于老百姓，这与普世价值里面的民主思想是一致的。

 

可是，要真正做到权为民赋，就必须抛弃阶级斗争理论，建立一套民赋官权的体制，这就是体制改革。

 

那些认为否定毛，清算毛，去毛化，等等，会导致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危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作为革命党，也许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有些道理，但是在转变成执政党之后，执政理念，指导思想，等等需要改变，你总不能抱着枪杆子执政吧。

 

如果我们把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枪杆子的基础上，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在变态的毛思想的基础上，这样的所谓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也是不能持久的。

 

所以，执政党的适时转型是必须的。而要转型，抛弃毛思想，放弃阶级斗争思维，则是必须的。

 

所以，去毛化，不仅不会使共产党失去执政的合法性，相反，只会为共产党重新争取执政合法性铺平道路。

卡扎菲思想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卡扎菲思想”。我前几天发出一文《看利比亚变天，漫谈中国外交苦果》最后附上了一篇旧闻，谈到“卡扎菲思想”。各位网友可知道这是谁的发明吗？不要问，这里有我们中国人的功劳。你看下面的旧闻，武汉大学曾经举办过卡扎菲思想学术研讨会。

呵呵，中国的刘少奇发明“毛泽东思想”（最后也是因“毛泽东思想”而惨死），而且随着时间的改变，随着当权人的改变，可以随意给“毛泽东思想”赋予新的内涵，也就是任何新上台的领导人都可以随意强奸“毛泽东思想”，即所谓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些中国官方知识分子，不但能发展“毛泽东思想”，还能帮外国人克隆出一个利比亚的“毛泽东思想”，即“卡扎菲思想”，十分可笑吧。卡扎菲自己说：“我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都尝试消灭剥削和强权”。

我看，这也难怪现在老卡垮台了，急坏了一帮子毛粉呢，有点儿意思。

本文先转述一篇旧闻《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举办卡扎菲思想学术研讨会》，再转述凤凰卫视的一个旧文，是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阮次山先生到利比亚访问，和卡扎菲面对面的一段《风云对话》。

我想这对人们了解什么是“卡扎菲思想”，对这个网上的朋友了解为什么许多毛粉们对卡扎菲同志的垮台气急败坏狗急跳墙，都是有帮助的。

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交给读者去理解吧，呵呵。

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举办卡扎菲思想学术研讨会
2007年4月27至28日，由利比亚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卡扎菲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人文馆召开，来自利比亚、北京、上海、济南和武汉等地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学术研讨会。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教授代表武汉大学致欢迎词，利比亚驻华大使穆斯塔法先生致答谢词。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李荣建教授、北京大学仲跻昆教授先后主持会议。研讨会上，中国前驻也门、叙利亚大使时延春先生，山东大学蔡德贵教授，北京大学仲跻昆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钱学文教授、武汉大学校车英教授、安长春教授和利比亚三位专家相继发言，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思想进行了深入研讨，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会议不仅增进了中利双方的学术交流，也增强了中利两国人民的友谊。 （李 方）

下面是凤凰卫视的阮次山先生与卡扎菲的《风云对话》。转自凤凰网：
卡扎菲：我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都尝试消灭剥削与强权 时间：2011-02-24 12:33:30 来源：凤凰网

阮次山：大家好，我是阮次山。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卡扎菲”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词，可是对于利比亚、对于卡扎菲本人，我们的了解大多是经过外国通讯 社，透过外国人、西方人的有色的眼光去看卡扎菲这个人，我们对他所知不多，所以呢，我们凤凰卫视，我们《风云对话》这个节目呢，为了要让各国的元首、或者 是其他神秘国度的这些地方，让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殊的了解，我们经常希望能够到这个地方去采访，去访问他们这个国家的元首，那么卡扎菲就是我们努力多年的 目标。我们一直想透过我们的镜头，透过我们凤凰卫视的镜头，透过中国人的眼光去看，卡扎菲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比如讲他统治利比亚40年，今年已经进入 第41个年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他的国家依然如此太平，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他是个穆斯林国家的元首，可是呢，在他的国度里面，他推行、 提倡妇女的权益，比如讲，他任命妇女当法官，任命妇女当他的保镖，任命妇女当他的战斗部队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之下，卡扎菲难道真的是像西方国家那种描述， 他是一个非常张牙舞爪的人吗？我们为了这个，我们迢迢千里跑到利比亚的首都的黎波里去访问到卡扎菲本人，我们相信透过他本人的言谈，大家对于他，卡扎菲这 个人，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也是我们华人世界，第一次有人能够一对一的去访问卡扎菲，请看我跟他之间的第一段对话。

解说：两周前，应利比亚人民委员会的邀请，我们飞往了这个坐落在地中海南岸的非洲之国。在我们原本的想象中，利比亚是个其貌不扬、在沙漠中与现代化没 什么关联的小国。然而当我们进入它的首都——的黎波里市区的一瞬间，这座被誉为“地中海白色新娘”的城市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利比亚国土总面积近17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有650万，绝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国家元首为“九•一”革命领导人、现年67岁的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自1969年9月1日起就任至今。

卡扎菲：领导革命40年 不是我在执政，是人民在执政
阮次山： 阁下，回首过去您执政的40多年，在这一过程中您曾取得过什么成就？

卡扎菲：我领导革命40年，不是我在执政，是人民在执政，我认为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建立了人民政权，成立和众制，修建宏大的人工河。在此期间，利比亚 发生了很多转变，我现在只是谈到重中之重。爆发革命的时候，人们住在帐篷和草屋中，现在住在楼房和别墅中。当时没有公路，没有机场，没有农业和工业，没有 大学和教育机构。

阮次山：阁下，您是位作家，热爱诗歌，这使您拥有浪漫的情怀，那么您的浪漫主义对治理国家又有何影响呢？

卡扎菲：当然这个方面对我是有一些影响的，它帮助我建立了梦想，就是让人民能够生活得富足，欢乐，浪漫和自由。

卡扎菲：《绿皮书》和毛泽东思想都是对消灭剥削和强权进行的尝试
解说：二十世纪初，利比亚曾为意大利的殖民地，并先后被英国和法国占领，后于1951年取得独立。1969年9月1日，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 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的统治，成立了以卡扎菲为首的革命指挥委员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1973年5月，卡扎菲提出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 的“世界第三理论”，并于1976年至1979年陆续出版了3本阐述这一理论的《绿皮书》。

阮次山：我读过您的《绿皮书》，它非常令人钦佩，在我看来，《绿皮书》不但是利比亚的治国方针，同时也是您所谓的普遍世界的理论？

卡扎菲：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普世的观念，比如建造各国人民统治的共和制的世界，就像利比亚人民建立的人民大会制和人民委员会制度，彻底结束了对于政权的争夺，这是面向所有人的革命，而不是某一阶层。用人民武装来代替军队，这当然是适用于全世界的。我认为如果结束了军队统治时代，人民就能够捍卫自己的权 利并实现应有的和平，而不是建立在核遏制基础上的和平。

现在发生的战争多为军队所为，并没有人民的参与。不同国家的人民是可以和平相处的。人民能够进行自我抵抗，这样就能建立和平。如果革命关系到社会的每 一个成员，并能够实现平等，结束压榨、强权以及遍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的话，针对革命的冲突也就会停止。人民当政能够结束各种意在争夺政权的争斗，建立一个共 和制的世界，没有政府，没有党派，没有议会代表，没有正规军队，没有阶层。

阮次山： 许多西方媒体认为您的《绿皮书》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不尽相同，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说法的？

卡扎菲：总体而言，这些都是对消灭剥削、消灭强权、赋予人民自由而进行的尝试。

解说：在利比亚，这3本《绿皮书》就像当年中国的《毛泽东语录》一样，是利比亚人手一本的“绿宝书”。绿色在利比亚人心中象征着希望和生命，他们的国 旗完全由绿色充填，国徽也以绿色为核心；在的黎波里的街道两旁，建筑物的门窗也大多被漆成深浅不一的绿色；卡扎菲更在《绿皮书》中提出“把沙漠变为绿洲” 的奋斗理想，鼓励他的人民“只有自力更生，利比亚的前途才能一片光明。”

卡扎菲：小国可以通过集权统治和中央政府统治的方式治理
阮次山： 阁下先生，您认为《绿皮书》中的理念是否已经在贵国圆满实现了呢？

卡扎菲：我不这样认为。它并没有按照预想的那样得以实施，因为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也许它能够在中国、印度或其它需要人民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制度的国家取得更大的成果。至于人口数量不多的小国就可以通过集权统治和中央政府统治的方式治理。

阮次山：就您看来，要在贵国乃至其他国家实现《绿皮书》中的理念，还有什么事项是有待完成的？

卡扎菲：一定要有一些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团体，不是某个党派，也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这些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团体应以“绿皮书”和第三世界理论来教育大众。 如果人们明白《绿皮书》的含义，就可以不通过暴力的方式建立共和制度。当人民大会在每一个地方建立起来的时候，人民委员会就能够实施它的决议，共和制和人 民政权便得以建立。当人民代表大会在各处生根的时候，人民委员会的地位就能得以提升。

阮次山：刚才我们和利比亚的强人卡扎菲之间的这段对话，大家可能心里上对过去，对他的了解有了完全不同的改变，比如讲，他进来跟我们见面的时候，是在 他的办公建筑的外面的一个大帐篷里面，他喜欢住的帐篷，在帐篷里面接受我们访谈，他一进来，他把我们事先准备好的沙发，他说“我不要坐沙发”，坐一个很简 单的塑料椅，我跟他之间的对谈。他居然还开了一个电瓶车，自己开个电瓶车走进来，让我们摄像人员都吓一跳，这么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居然自己开了车进 来，所以经过他跟我们之间的这段谈话，大家可以看得到，他讲话细声细气的，非常彬彬有礼的，比如讲我问他，你认为过去40年里有什么成就，他说我没有什么 成就，这都是利比亚人民的成就，所以，从这点呢，大家从十几分钟的对谈，大家可能有这个印象，就是这个人不是像西方媒体对他所做的妖魔化的报道，他是个有 思想的人，他在国内推行革命以后，他推行了一套所谓“第三世界”的政治理论，不是极端的资本主义，也不是极端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他说他自己是 “绿色的主义”，我们可以称他作具有利比亚特色的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所以跟他交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请看我跟他另外一段对话。

阮次山： 您描述的这种民众国是否接近于人间天堂或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

卡扎菲：当然如果能实现这一点自然是人间的福祉，结束世界的强权和剥削。

卡扎菲：伊斯兰是务实的宗教，不能以伊斯兰为借口来抵制时尚服装或生活方式

解说：走在的黎波里的大街小巷，我们看到摆满琳琅货品的商铺比比皆是，过往的人们悠闲地向我们投来友好的目光。执政40年来，卡扎菲一直致力于兴办社 会福利、改善人民生活的工作当中。利比亚现行的高福利政策，使每一位公民都享受到了免费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国家法律更给予了穆斯林女性走出家门，到学校去 接受教育、自主工作的权利。

阮次山：我想问阁下先生一些较为轻松的问题：在过去的三天里，我与许多包括不少女性在内的利比亚人进行过交流。这些人都因为您能让他们从保守的伊斯兰 宗教体系中解放出来而对您深表支持。伊斯兰教是一个保守的宗教，改善妇女的地位不但需要很大的勇气，同时也要面临重重困难。是什么给予了您帮助她们的动力 呢？

卡扎菲：当然，所有的这些都是革命的成果，革命的作用。伊斯兰是一个宗教信仰，而时代包含了现实生活，所以我们不能无视时代的特征。不能以伊斯兰为借 口来抵制时尚的服装或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反对它的人就是落后。另一方面，落后的人不了解伊斯兰教的真谛，伊斯兰是务实的宗 教。

阮次山：即使在基督教国家中，您所提倡的使用女飞行员与女保镖的做法也是较为激进的。那么您在这一过程中，是否遇到过来自贵国社会上的阻力？

卡扎菲：当然。落后的社会会反对这些，但是革命抵制落后。

解说：在过去的利比亚甚至现在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妇女会受到伊斯兰教义的严格约束而在政治、经济上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婚姻由父兄安排，人身自由都要受 到礼教的束缚。“九•一”革命后，卡扎菲在《绿皮书》中指出：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作为人，女子和男子是平等的。今天的利比亚女性，已经遍布于社会工作 的各个领域，甚至还有女法官、女飞行员、女保镖等重要角色。

卡扎菲：财富是属于所有人的，任何人没有权利垄断它

阮次山：从人口数量上来讲，利比亚是个小国。但您的外交政策与言论却举世皆知，影响深远。就您看来，今后利比亚在外交政策的走向上将何去何从？

卡扎菲：无论如何我指的是我们致力于将这一声音让全世界都听得见。这一声音指的是“绿皮书”的声音和第三世界理论的声音。这个世界现在遭受着各种各样 的危机。为夺取统治，聚敛财富，各处都在进行着斗争。其中包括联合国安理会。这些地方根本不存在民主，因为没有人民的介入。只有一些一小撮所谓的“代表 们”出来说话。而财富只集中在这一小撮人手上，绝大多数人民处于贫困当中。既然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财富也当然是属于所有人的。任何人没有权利垄断它。也 只有人民能够统治他们自己，没有人能统治他们。那些陈旧的制度引发了沉重的危机，我们想要打破这些桎梏，建立一个新的时代，不再遭受腐朽制度的侵害。这就 是我们想让世界听到的声音。这就是利比亚，它是先行者。

解说：“九•一”革命后，利比亚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一直处于紧张态势。1988年12月发生的“洛克比空难”，经美英两国情报机构认定是由利比亚特 工所为，这给利比亚带来了国际社会对其长达11年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制裁。然而，作为非洲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利比亚在国际原油市场上的地位却是举足轻重。随 着卡扎菲对外政策的不断调整，近年来，利比亚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已逐渐升温。

卡扎菲：奥巴马是非洲的孩子 我们支持他
阮次山：冷战以后，美国国力占据了绝对的世界主导地位。那么贵国与美国的关系现状如何？

卡扎菲： 在奥巴马当政期间，我们与美国关系不错。而之前却不尽如人意。在里根时代，我们已走到了战争的边缘。长期以来，利比亚都致力于反美。现在我们非洲人能够统治美国，我们将支持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是非洲的子民。

阮次山：您认为奥巴马是否可信？在他执政后，您曾与他取得过联系，您是否信任他？ 奥巴马总统有何政策能让您另眼相看？

卡扎菲：在国际上，他致力于世界摆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个伟大的举动，我们将给予有力的支持，他决定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并谴责了美国侵略这两个国 家，他还谴责了越南战争，我们都给他鼓掌支持，他还阐明美国不是世界警察，每个人应该保证自己的安全，美国只能提供帮助，他还修正了反恐战争的概念。

阮次山：今天我们和卡扎菲的访谈，大家可能对他的了解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改变，从2003年联合国取消了对于“洛克比空难”事件对利比亚的制裁以后，利比亚逐渐回到国际社会的主流，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位利比亚的强人，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如何地改变了利比亚在国际社会上的印象还有现状。所以 呢，我们对他的访谈，我们分两部分，今天是第一部分，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呢，再继续欢迎大家收看我跟他做第二段的访谈，谈到利比亚的对外政策，谈到利比亚 对中国的关系，还有他对中国的期望。我们七天之后，再见。

皇帝的思想

看到这样一个微博：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敢把自己的思想强行灌输给全国人民，只是借儒释道加强思想统治。因此翻遍二十五史，也找不到嬴政思想、刘邦思想、杨广思想、李世民思想、赵匡胤思想、成吉思汗思想、朱元璋思想、爱新觉罗玄烨思想等词汇。”

很有意思吧，当代中国领袖比古代皇帝厉害多了，他们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以后的习近平的思想不知道会叫什么？

可怜了那些要考试的娃娃了，这么多的思想理论什么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不上路子，跟网络垃圾一样，恶心啊，难记啊！

傅斯年：一眼看穿毛泽东，兼谈助毛为孽

读《史记》知道“助纣为孽”这个词原来是叫“助桀为孽”。《史记•留侯世家》，写张良的文字记载：“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桀是指夏桀，夏朝最后一代帝王，传说是个暴君。后来被商汤给推翻。

商汤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建立的商殷朝，最后一代帝王，他商汤的子孙后代纣王辛更加的荒淫无道。后人们渐渐的用“助纣为孽”取代了“助桀为孽”。

可是我读了下面这篇文章，才知道，原来，现代已经有人悄悄地把“助纣为孽”改为“助毛为孽”了。看来这个暴君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事实上在毛的治下，没有几个不是助毛为孽的，包括建国后的最大的冤案主角刘少奇，那个著名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就是刘发明的。至今还有人为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而纠缠不休，这位刘少奇就是始作俑者。

在七大之前，刘就开始助毛为孽了，作为毛的打手，替毛整了不少人。延安整风，土改，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四清，等等，刘从来没有缺席，助毛为孽的。

其他的领袖，周恩来，高岗，彭德怀，林彪，邓小平等等，包括后来抓“四人帮”立下汗马功劳的叶剑英，都曾经助毛为孽。最近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就揭露了叶在文革前后的所作所为，在助毛为孽方面他也是不落人后的。

有这么一个笑话，说的是毛周刘都很残忍，只是手段不同：

某次，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闲聊之际，老毛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有何办法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说：这个好办，把猫按倒在地，撬开嘴，辣椒塞进去就行了。老毛说：你这强制手段，非其自愿的，不算本事。

周公说：把辣椒碾成粉，包在肉包子里让猫吃下去。老毛说：你这是欺骗的手段，非其自愿，也不算本事。

老毛说：把辣椒碾成粉，抹在猫的肛门上，当猫肛门火辣辣，疼痛难忍时，就会回头用舌头把辣椒一点点的舔掉。这就是兵法所云：“攻其所必救”。

你们看，这三个政治人物，所用的三种方法，分别代表了三个人一生中，不同的人格特征和处事风格：

刘用的是强制性办法，代表了他为人处事不成熟的一面。书呆子的特征，直来直去，不懂得为官之道，务必韬光养晦，讲究谋略！所以在建国后多次与老毛发生冲突，最终惨死于文革。

周恩来用的是欺骗手段，代表了周公，为人处事奸诈狡猾的一面。周公作为中共最大的特务，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人前人后两个样。毕生助毛为孽，成为老毛的帮凶，干尽坏事。反而享尽了荣耀！

老毛所用的是人类最为狠毒的一招：“攻其所必救”。使人“明知不可为，而必为之”的无奈选择。代表了他作为政治领袖，心狠手辣，冷血无情的一面。

看下面这篇文字，傅斯年先生初到延安就一眼看穿了毛的专制本质。对照现在，毛都死了几十年，所干的坏事车载斗量，数不胜数，可以说是罄竹难书，而今还有不少毛的粉丝，追随者，依旧是视而不见，盲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看来，不是眼盲，而是心盲智盲了。像这一类毛粉丝们，是不是也是助毛为孽呢？

以下文字是转载：
傅斯年：一眼看穿毛泽东
作为学者，傅斯年的贡献不仅仅在学术本位，而在以一介书生的傲骨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成为时代之榜样，后世之楷模。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那个时代，我们仍然不得不心生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

傅斯年学识渊博精深，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尤其是对殷墟的发掘，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今天人们谈起傅斯年，心生敬仰，更多的是缘其胆识而非学识，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吾独行”的无畏，而非游刃于政教两界的得意，是其大师的神韵而非大师的形名。如果参照当代泛滥的大师标准，对傅斯年冠以“大师”的廉价称谓，那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真正的大师风范，不仅仅是表现在其专业领域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王者气度，更应体现出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传统知识分子削尖脑袋放弃人格尊严、独立自由、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仕宦、名利，在傅斯年眼中只不过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而已。什么是大师？犬儒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正是大师们鄙视放弃的；犬儒们轻易放弃的，正是大师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这就是大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敢号称大师？

傅斯年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几次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写傅斯年时，我常常联想到两位先哲：孔子和庄子，觉得傅斯年有点像孔子，可他学而优则“不”仕；又觉得有点像庄子，可他忧国忧民并不逍遥。所以，我觉得傅斯年是一个融合了两种不同价值观的联合体，一半是孔子，一半是庄子，忧患中坚守逍遥，逍遥中不忘忧患。站到这个层面上来解读傅斯年，虽不中亦不远矣。傅斯年逝世，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哀荣至极。各界致送挽联270余副，其中有很多赞颂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如于右任挽联曰：“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吴稚晖挽联云：“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叶公超挽联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长存。”台大全体师生的挽联是：“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表达了对校长的哀悼和追思……

孔子真精神究竟是个啥东东，傅斯年用“人生的意义”作出了最朴素的诠释；“书生报国，如此而已”！换言之，那就是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匹夫之志，来迎战“胜者王候败者贼”的强盗逻辑的历史时空的演绎。

他是一个少见的对毛泽东其人的认识极为深刻的人。

应该说，在他之前有很多人……譬如学术大师胡适、中国创始领袖陈独秀、北大学子和基督徒的林昭、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老革命”李锐等等。但真正对毛性格、为人了解深刻者，无人能及傅斯年：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访问期间，他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在代表团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国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傅大炮火力虽猛，但可是一门准星极准、弹无虚发的大炮，目标向来打的很准。

好在这门大炮放到了台湾，如果留在大陆的话，不是锈死、烂掉，也该是门哑炮了。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退守孤岛都没有改变，真可谓是一个“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典型人物了。

周启博：傅斯年为何去台湾？

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毛泽东统治下渡过的。那时毛已经定傅斯年先生为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知识分子，这是我这种青少年在社会上所得的唯一信息。在家庭中，我父亲周一良也从不提起他自己与傅斯年的交往，所以我对傅斯年所知只有一项“反动文化人”的身份。文革爆发后，傅斯年的名字始见于对父亲的批判和父亲的“思想检查”与“罪行交代”，我由此得知父亲几十年前与长他一辈的傅斯年曾有过从，所以受到牵连。离开大陆以后我读到中共控制以外的出版物，才了解傅斯年在廿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的学问、人品和血性，他对社会进步和国难民瘼的关怀，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为学为人之道的精华，堪为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士”的楷模。

早年激进欧洲留学回国任教

傅斯年“五四”时年轻激进，曾是组织反北洋政府游行的学生首领。一九一九年他曾写文章《社会革命 – 俄国式的革命》推崇苏俄，也曾说“俄国革命是全世界发展的模式”，并且因仇恨富人而主张“一切有汽车者应判死刑”。那时他的思想明显亲俄亲共。但是在以后的六年中，他到欧洲留学，亲身了解英德两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看到苏俄共产主义的弊端，思想向温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转变。一九二六年他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次年六月加入国民党。

当时广州是国共合作北伐的基地，也是中共的温床。苏俄派至中国的代表鲍罗廷肆意插手中国内政，张太雷、瞿秋白虽然在中共党内是参与决策的首领，在鲍面前却只是上命下传的翻译。傅斯年因此怀疑中共能否维护中国主权不受苏俄控制。一九二七年中共以“农民运动”为名，依靠乡村的痞子，胁迫朴实农民对地主乡绅实行烧杀抢，公开处决湖南大儒兼乡绅叶德辉等，摧毁农村文化的载体，斩断维系农村道德秩序和风化的社会纤维。“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对地主乡绅施暴以后背负血债，在本乡本地无法存身，只能投靠红军，成为中共主要兵源。国民党因此与中共决裂，实施“清党”，傅斯年在广州支持清党决定。驻广州国民军将领张发奎，黄琪翔优容中共，养虎遗患。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张、黄所部各级军官中的中共党员发起“广州暴动”，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暴动虽然三天就被敉平，却使广州陷入血海，国共双方和无辜市民死亡数千。

目睹广州暴动恐怖走向反共
中共官方记述暴动说广州民众支持中共，只强调国民军平暴时残忍屠杀，对“苏维埃”一方的暴行避而不提，而且着重宣传暴动首领周文雍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刻意淡化周因参与杀人暴动而被处死，以婚礼的浪漫招徕幼稚青年。当事人张发奎回忆“真正工人并不拥护共党”，事实上，暴动头号领导人张太雷就死于中共与机器工会工人的枪战。张发奎还说“有一件最足说明中共残暴的事：原来我军各部回师广州时，共党眼见大势已去，竟不顾广州市全体人民之生命财产，欲将全广州市付之一炬，当时他们已经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车工人，各携五加仑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在各处放火，把全广州市化为灰烬。幸我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一暴行，广州市才免于浩劫。”

欧洲犹太人冒险家莫里斯．柯恩（马坤）因曾任孙中山保镳，一直到一九七○年代还是周恩来统战的座上宾。柯恩经历了广州暴动，目击国共双方的杀戮，他的传记写道：

共党攻占反共的总工会会馆，烧死一百多名工人。五百名农民运动积极分子来广州城参战，分散成小股在城内各处烧房子，抢东西，杀人……

一股武装的农民和工人涌出一条窄街，有几名苦力为他们挑着从店铺和住宅抢来的财物。一个手上戴铐的商人被他们揪着领子跑……

中央银行起火，共党占据着消防队，不准救火。他们抢劫银行，火烧日本医院。大火很快延烧开去。十五岁的女孩子们持枪把守码头，想搭汽船出逃的难民们要由她们搜查行李（四十年后文化革命时中共高干子女红卫兵挥舞皮带任意打人，与此一脉相承）。

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也披露，广州共党事先拟有捕杀名单，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俱在其中，中山大学学生张资江，《民国日报》主编袁某就是这样未经司法程序被当街私刑打死或者拖到暴动总部枪决的。傅斯年也在捕杀名单上，因为有人报信，他躲进别人家中得免遇难。刀下逃生的经历，使他不再如以往那样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终生憎恶中共。广州暴动只是中共武力夺取全国政权在一个城市的小规模预演，其血腥程度已震撼了傅斯年。十多年之后，他对中共人士说“你们处决我很容易，但我绝难尊敬你们”。在理论层面，他对中共的运作方式也作了深入地分析：

“阶级斗争”不过是中共掩盖自己无止境权欲的面具。中共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

一， 中国人恨西方人；
二， 穷人恨富人 （傅本人也恨富人，但不赞同中共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做法）；
三， 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
四， 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
五， 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无名者恨知名者；
六， 农村人恨城市人；
七， 子女恨父母；
八， 年青人恨长辈。

延安晤毛预见毛共坐大国无宁日

傅斯年留学时曾研习心理学，他认为，许多人在潜意识中很容易接受把这些仇恨和报复欲合法化的理论，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投其所好，提供了发泄嫉恨的通道。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生活过的人，从历次整肃运动中逐渐发觉毛是调动人性阴暗面，制造人际仇恨为己所用的大师，而傅斯年早于一九三○年代已经洞烛其奸。除了从实际中观察中共以外，傅斯年也注意中共享以宣传鼓动的理论。一九三八年十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撤退入川，史语所学生张政烺陪傅斯年暂住宜昌等船，在扫地时发现傅斯年枕头下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张对史语所长读共产书籍感到好奇，告诉了自己的同学何兹全。一九四七年六月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傅斯年因严重高血压赴美治疗，随身携带多本共产主义书籍，在养病之余继续研究这个正在席卷中国的思潮。

傅斯年政治上坚决反共，但在自己主持的史语所厉行学术独立于政治，不干预所内青年们的党派认同。受过傅斯年恩泽的学子中有心仪中共的尹达，后来投奔延安，成为毛的历史官员；有不谙政治的周一良，红潮席卷大陆时误信毛的蛊惑而上贼船；但也有许多人因自己头脑清醒或者受傅斯年人格的感召而随史语所迁台，在以后六十年中艰苦耕耘人文园地，不但维护史语所的世界声誉于不坠，而且成就了自己个人的学术事业。

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员应中共邀请访问延安，与毛交谈并在城内参观，近距离观察了中共极权体制的实际操作和毛的帝王之志。主客交谈之间，毛表现出对古典低俗小说极为熟悉，这有利于他了解社会底层人群心态，因此煽动人群能得心应手。傅斯年亲眼看到原本偏安一隅的毛记小朝廷已经坐大，深知其势力越强，占地越广，则危害中国越烈，预感抗战虽然胜利，国事仍不乐观。

随蒋迁台决意埋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的忧虑不出一个月就成了现实。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借对日宣战出兵东北的机会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民政府接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同时以物资和武器大力援助中共。中共对内放手扩军备战，对外谎称兴趣只在中国土地改革，无意加盟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美国决策者杜鲁门、马歇尔等轻信中共，停止支持国民政府，酿成大陆变色。因为这一决策错误，几亿中国人在以后几十年中付出惨重代价，美国也在几年后朝鲜战争中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为了阻止中共和北韩南侵，美军伤亡十几万人。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仓皇撤出大陆，国民政府时期成名的文化人多数选择留在大陆。傅斯年却率领史语所大部分学人及图书数据文物追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这时中共挟决胜大陆之威，积极准备借助苏联海空军越海犯台，而美国却宣布它的亚洲防务圈不包括台湾，使台湾变成了一个内缺有效防卫，外无国际支持的孤岛。如果中共在台登陆，岛上的人如不投降只能蹈海，许多逃离大陆的文化人因此选择香港或欧美而不去台湾。“时穷节乃现”，傅斯年在中共气焰达到顶峰，国民政府命悬一线的时刻，写下“埋骨于田横之岛”，表示了坚持自己政治选择的决心。

知识分子助毛为虐晚年才醒悟
百年以来中国积弱，为内乱外侮所苦。中国人寻求救国良方，形成多种思想理念和政治派别。合法执政的国民政府和实行武装割据的中共是两个主要派别。国民政府标榜三民主义，许诺从军政经训政达到宪政民主。中共也以民主招徕，但实际操作是在苏联支持下武装推翻国民政府。国人看到国民党组织松散软弱，施政也确有贪污腐败之处，而中共则师从列宁斯大林的暴力专制手段，以严密组织和蛊惑宣传见长。两害相权，那个为轻？中国知识人面临要在国共之间选择的难题。一九三○和四○年代，不少涉世未深的中国知识青年，被中共激进口号所迷惑，读了艾思奇等中共笔杆子的几本小册子，就自认学通了马恩列斯学说，并尊为真理，决心追随中共和毛以马恩列斯的药方救中国。这些青年为学力所限，极少读过马恩原著，当然不了解马恩原著本身就有局限，也看不出列斯对马恩已有篡改，更不知道毛对列斯的一套又加进了秦始皇的权术。他们助毛为孽几十年，晚年才觉悟到自己的错误选择。傅斯年的选择有理论和实践的深厚基础，大不同于投共知识青年们的盲目和轻信。几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在台湾已经还政于民，而中共在大陆许诺的民主仍遥遥无期。历史肯定了傅斯年的选择，大陆人民也正重新认识他的历史地位。聊城乡亲深以先贤傅斯年为傲，率先突破了毛“钦定”的禁忌，为他修复祖居，立碑塑像。

以傅斯年与北大的渊源，和奠基现代人文科研的贡献，各种纪念傅斯年的方式进入北大燕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殿堂当可预期。近年来台湾民主使大陆专制政权如芒在背，当年武力犯台未成的中共卷土重来，使出导弹威胁和经济引诱的两手迫台湾就范。因此，傅斯年六十年前对抗极权专制的精神不但对今天大陆民众，而且对台湾朝野仍有现实意义。

傅斯年小传

（一八九六至一九五○）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一九二○年留学英国、德国。一九二六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一九二八年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一九四五年任北京大学代校长，开除日伪时期教职员。一九四五年七月以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与毛泽东长谈。一九四七年发表文章批宋子文发国难财，宋因而下台。一九四八年任台湾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台大四六事件，力保学生不被逮捕，一九五○年五月脑溢血去世。

阶级斗争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反人类的

我前面一篇文字《姚文元大将朱永嘉点评庐山会议》发出后，有不少人发言。其中有人以所谓阶级斗争的思维来点评。我回答说阶级斗争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反人类的。本文试图作进一步说明。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发生两件大的反人类事件。一件大事是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大屠杀，总共有超过600万犹太人被希特勒屠杀；另一件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的阶级斗争实践；其中斯大林在苏联屠杀360多万人，而毛在其发动的文革中，就整死了超过两百万人，还不算那些遭到株连被迫害的一亿多人。而毛的兄弟党，有样学样，单单柬埔寨红色高棉就在那么小的国家屠杀了100多万人，可谓是尸骨堆如山。

马克思在西方被归纳为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被归纳为经济理论的一个派别，而且属于非主流派别。然而，二十世纪，马克思的理论被列宁化，又被斯大林化，成了所谓的马列主义，再被毛泽东化，成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这就成了反人类的理论学说了。

而经过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这个理论的反人类的本来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而且，就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看，他当初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也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他没有看到后来的发达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他本身的理论是不能用来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的。这也难怪现今的共产党政府对现代的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一筹莫展，因为它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面找不到依据。比如对现代的信息网络化，当今的政府就非常的害怕，只能采用堵的办法，因为马，列，斯，毛都没有教他怎么做。

毛泽东思想有多个版本，最早一个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刘后来也死在毛泽东思想的折磨下。八十年代初期，当局为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故意把毛泽东思想模糊化，说成不是毛一个人的思想，而是那代人的集体智慧。殊不知，毛的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他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而那是最反人类的，他有句著名的话叫“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要人们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化大革命就是靠这样一种变态理论指导的。

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应该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毁灭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种族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都是反人类的。尤其是阶级斗争学说，至今似乎还很有市场。

这个理论很能蒙蔽人，因为阶级斗争学说的创立者和拥戴者们，往往把阶级斗争学说打扮成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学说，然而，在这一学说的实践过程中，千百万无辜的人，因此而毫无道理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其中很多还是这个学说的拥戴者，而更多的人则遭到了无辜的牵连，从而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这样一种靠生灵涂炭来实现其理想的所谓学说，其社会的正义性是完全不存在的。

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建立在对社会分配的关注之上的。然而，这种脱离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而从某种绝对意义上来看待分配的所谓主义，其实是一种天大的荒唐，是一种乌托邦。在阶级斗争充斥着的社会里，其生产力的低下，其原因就出自这种荒唐。

看看文革中多少人连饭也吃不饱，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有的地方的孩子连裤子都穿不上。看看那个时候苏东剧变的时候，东欧社会主义下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怎么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比？现在的北韩百姓依旧挣扎在贫困线上。这些都是拜阶级斗争所赐。

阶级斗争学说，表面上看，好像是针对社会不平等的，但是，它却不承认社会有平等的必要，它的理想，只不过是把一个原本和平的社会分为人民和敌人两大群体，并对不同的群体，使用不一样的原则，通过把一部人（人民）“翻身”再来完成对另一部分人（敌人）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消灭”，并进而实现所谓的共同享福的平等社会。

阶级斗争理论是反人权的，他不承认他的敌人也是人，也有最基本的人权，包括生存权，和最基本的自由，比如言论自由，所以才有对阶级敌人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消灭，包括酷刑，禁声，等等。

阶级斗争理论也是反法治的，只要他所认定的阶级敌人，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去侮辱，去迫害，去消灭，而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你看重庆打黑，引起多大的法律争议。我想这也是如今的中国法律受不到应有的尊重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阶级斗争理论也是反民主的。你看我们现在的议会叫人民代表大会，阶级敌人是没有份儿参加的。一旦你被认定为阶级敌人，你会被剥夺政治权利，没有投票权的。

同样，阶级斗争理论也是反自由的，自由只能属于人民的，阶级敌人是不能享受任何自由的，是不能乱说乱动的，只有被专政的份。

而当那部分人（敌人）被消灭了之后，他又从他的所谓人民内部找敌人，再行分化，再行斗争，再行消灭。这样的斗争永远也不会停止。他的做法其实和恐怖主义没有什么分别。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来说，就是所谓的“革命的恐怖主义”。

有时候，确实很奇怪，作为相当容易让人们理解的“普世人权”价值观，为什么就那么难为一些人所接受，这里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源于这个阶级斗争的反人类理论。只要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即使像我们先贤的“以德报怨”思想意义，以及我一贯提倡的妥协和包容的精神，也是没法成立的。

“文革”结束都三十多年了，但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前不久还听报道说某某某党政大员提什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什么的，可见在某些党政大员的脑袋里，还是阶级斗争这一套。这也难怪现在的泛政治化的所谓唱红打黑能够在中国大陆大行其道呢。

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执着，有的人是糊涂，有的人则可能是别有用心。就好像唱红的人，有的只是跟着唱，有的恐怕是另有议程呢。

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下，私有制被说成是社会的万恶之源。这其实是阶级斗争理论中最别有用心的学说之一。公有制即为权力所有制的事实，使得实际中的这种理论，只不过是给别有用心的人提供理论依据而已。权力者不只是可以占有大部分的社会资源，还可以在这种很好听的理论的支持下，随心所欲地屠杀个体生命，或让无辜的个体生命自取灭亡。斯大林的出现，是顺这个理论而成章的。毛泽东的胡作非为，也是顺这个理论而成章的。

阶级斗争，以及其公有制的理论，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

反人类的阶级斗争学说及其公有制的理论，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只有平等公正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社会！而没有天赋人权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平等和公正，也就是一句谎言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私有制，没有对私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就没有真正的社会正义。

嘿嘿，不知道阶级斗争算不算我党优良传统？薄书记说唱红是要发扬优良传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