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主在专制的缝隙里生根发芽

刚刚写了文章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漫谈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重申我的文化更新论，反对采用激进的办法，因为激进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我反对激进，反对暴力推翻共产党政权，但也不完全排除暴力。我曾经写过文字《看新疆暴力事件，谈暴力的合理性》，谈过暴力有时具有合理性。但绝不能轻易使用暴力。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推翻满清王朝，之所以暴力，实际上是被满清给逼的，这样的暴力有偶然性，也有合理性。但是，由于没有文化更新，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被北洋军阀夺去了，在这一点上，就绝不是偶然的了，而是必然的了。

而满清王朝，因为腐败，因为不能与时俱进，它的灭亡却不是偶然的，虽然被辛亥革命推翻具有偶然性。但是由于满清的文化落后，闭关锁国，加上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所以它的灭亡是迟早的事情，就算没有辛亥革命这一偶然的事情，也会有别的什么偶然事件导致其灭亡。

其实，共产党政权也是一样。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如果继续腐败，统治集团内部必然会分崩离析。我说过，现在的统治集团并非铁板一块。所以我主张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让民主思想在专制的缝隙里面生根发芽。

其实在中国，民主思想，民主自由思想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只有短短不到十年时间，十分的短暂，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不完全不成熟的思想解放运动，那时候有人宣扬自由民主的理念，但也同样短暂。

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文化启蒙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最近转载的文字《百岁老人周有光谈全球化：走进全球化》里，周老先生提到，西欧的启蒙运动经历几百年。所以我看中国的民主思想，自由的理念还需要国人，特别是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

海内外的知识分子不能一开始就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就算孙文孙中山先生，也是先有改良的思想，走不通后才走上暴力革命之路的。他一开始试图上书李鸿章，只是被拒绝后，他才走向革命的。而孙的革命到现在还没有成功，两岸现在都争着想做孙的继承人，孙先生要是泉下有知，恐怕会看不上这两岸的不屑子孙了。

其实，我说共产党政权不是铁板一块，里面的派系林立，你看，有老人政治在，老人家和现行当政者，必然有矛盾；而党和政府也必然有矛盾（你看最近温总重提党政分开了，呵呵）；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势力的增强，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加剧；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方诸侯之间同样是矛盾重重（重庆的薄和广东的汪之间的矛盾基本公开了），等等，更别说官民矛盾，维稳和维权的矛盾，官商矛盾，等等。

有这么多的缝隙，就会有民主自由等普世思想存在的土壤。我看到国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就是利用这些矛盾，利用网络媒体，利用各种突发事件，揭露真相，乘机找突破口。你看，上次的温州动车出轨，媒体人纷纷发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实中国人的基因里面并不缺乏暴力基因，暴力革命是中国数千年改朝换代的最主要手段。可是如何走出暴力式的权力变更，而走向相对文明的民主之路，则是个难题。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糟粕，比如说人们不喜欢遵守明的规则，在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法规，其实还算是蛮完善的，宪法除了总纲之外，其它的都是不错的。可是问题是再好的规则也要有人遵守才行。而中国人往往遵守的是暗规则，或者说是潜规则。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潜规则那么多的原因。

所以就算现在在中国实行三权分立，明里分立，也许会有潜规则，三权之间暗通幽曲也说不定呢。

所以在我看来，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并不困难，难在如何改变中国的文化。

在目前，暴力革命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海内外仁人志士能做的就是文化方面，民主思想方面的宣传，就是文化的启蒙，公民启蒙。

有人要问了，这要等多久？无须着急的，慢肯定是慢的，谁让中国历史那么悠久，文化沉淀那么深厚呢？但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是大趋势，如果当局能够主动与时俱进，主动改革，那么和平演变的机会还是有的。如果不能，则会继续腐败下去，到时候专制的缝隙会越来越大。

只要专制的缝隙越来越大，民主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也许到最后，会像清廷一样，稍微的暴力，就瓦解了。

漫谈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刚刚过去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两岸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台湾举行“纪念辛亥革命暨中华民国一百周年庆典”，大陆则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一个是马英九总统讲话，一个是胡锦涛主席谈话。可是怎么评价辛亥革命，如何继承辛亥革命，则是各取所需，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思想，三民主义思想，等依旧不能在中国大陆实现。在我看来这样的庆祝活动毫无意义。

而网络上对辛亥革命是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有。有反思的，有还原事实的，也有跟着官方（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唱的。

到底辛亥革命有什么贡献吗？有人说它推翻了千年帝制，可是清除了人们心中的帝王思想吗？没有，换来的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共产党统治，都是延续了帝王思想，延续了专制，也许皇帝不称做皇帝了，改叫总裁（国民党），主席（毛党），或者核心（邓共）了。

现在的共产党统治与清朝末年相比，是更民主了，还是更共和了，还是更专制了？我看是更专制了。大清朝，慈禧太后时代，民间是可以办报的，现在的这点儿自由也没有了。

当然，我不是说怀念慈禧老佛爷，只是说，这个国家经历了百年沧桑，换来了什么呢？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可是并没有清除人们心里的帝王思想，专制思想。民主共和，到目前为止，还只能在台湾那么个小岛上实现。而在我看来，孙中山先生的最大贡献就是这民主共和的理念，三民主义的思想。

为什么经历这么多年还是无法在大陆实现呢？为什么当年的袁世凯称帝会遭遇那么多人的反对，而毛泽东称万岁则赢来几亿人口的拥戴呢？

我看，关键的关键还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变化。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最后还是败给了北洋军阀。因此在当时，中国国内的知识分析陷入了绝望，苦闷和彷徨。从而发生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出现了所谓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思想解放运动，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最自由，有点儿像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不少知识分子发动了思想启蒙运动，向西方学习，包括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等。他们的思想观点不尽一致，但那个时候是思想自由，百花齐放的时代。

当时的主要思想有胡适的自由主义，陈独秀的启蒙主义，鲁迅的个人主义，但归根到底是改良主义立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要义。它的目的并非类似于传统王朝更替的宣传策略那样，用暴力推翻一个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而是以文化为手段，以启蒙为指引，向民众灌输诸如天赋人权，自由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引导民众走向良性的变革，告别永无休止因循式的王朝变更，以及永无停息的兵刃相向与烽烟四起。

这种思想与我的文化更新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我十分认同新文化运动。什么思想不要紧，只要真正做到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一九一九年，却发生了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火烧赵家楼，从文化启蒙到激进的革命式的运动，从民主思想走向民粹主义。

五四运动宣言暴力，这是与新文化运动的改良主义立场水火不容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取向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的运动几乎包含了所有在其后的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政治元素，尽管这场运动的起因源于爱国学生的愤怒声讨。但血书，聚会，民众，天安门，游行，传单，大字报，抄家，群殴，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构成五四复杂的面目，让后人难以认清。这场由青年民粹主义者所发起的排外运动，引发了中国内部深层次的变革，将中国老百姓潜藏的巨大破坏力激发出来，彻底的葬送了新文化运动的改良主义式的启蒙努力。

所以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新文化运动，而恰恰是五四运动断送了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导致了中国辛亥革命之后一次又一次的激进式的革命式的运动，也导致了共产党的专制。新文化运动提倡向西方学习，可是五四运动则传来了激进的西方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苏联的列宁主义。

我提倡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学习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理念，学习把人当人看的文化，学习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等等。但学习西方文化，绝不能饥不择食。也不能一概的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不等于孔家文化，孔子的儒家思想只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孔文化中，也只是其中被专制政权异化后的儒家文化才是糟粕。

现在的中国大陆也许又到了转折点了，中国往何处去，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已经引起海内外学者文人的思考。然而，同样的，那些寄希望于暴力革命，激进式五四运动式的倾向的大有市场，他们主张不看条件，不管三七二十一，推翻共产党再说。

其实在我看来，就算是今天，我们再来一次辛亥革命，再来一次五四运动，就算真如辛亥革命一样，能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就真能迈向民主共和吗？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却不能根除帝王思想，同样的，如果没有文化更新，推翻共产党又有何用？换了一帮人，同样的专制思想，换了汤却不换药，又有何用呢？

所以，我主张文化更新，就像新文化运动一样，提倡自由思想，提倡独立思考。其实什么样的思想不要紧，关键是要有自由的空气，要兼容并包。

与海外那些激进主义思想相比，国内的不少知识分子，比如于建嶸，比如贺方卫，比如艾未未，比如刘晓波，比如张思卿，等等一大批人士，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搞公民觉醒，搞公民维权，搞抗争，传播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普世价值，等等，这些就犹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陈独秀一样。

其实从孙中山等人提倡民主共和，提倡三民主义到现在，百年来，民主共和，民主自由，等等思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是扎下了根的。与大清王朝相比，现在的专制虽然还是专制，也许还更严厉了，但毕竟已经不是一个家族的世袭了。现在的任期制多多少少还是一种进步。只是现在的任期制缺乏有效选举。

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各种势力在角力的过程中，都会用到民意。你看最近的薄熙来和汪洋之争就是一个例子，双方都在争取民意，利用网络等社交媒体替自己造势。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进步。

所以，在我看来，在中国逐步走向民主共和，还是有可能的，只是需要压力，需要给当局施加压力，需要唤醒公民意识，需要更新中华文化。

没有文化更新，单靠制度上的简单替换，政权的简单替换是没有用的。在中国，什么样的好制度在执行的时候都会走样。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在上台之前，都相信民主自由，上台之后就变样了。什么样的人，在当老百姓的时候都痛恨腐败，可是一旦当上官之后就加入了贪污腐败的行列了，可是一旦被抓被查之后，就马上又想起了民主法治，新闻自由的好来了。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再到五四运动，到百年专制，走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要回到文化更新的根子上来。离开了这个根，什么都不是，什么也改变不了。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要改变这样的文化谈何容易，所以梦想一夜变天，梦想一夜实现民主共和，是不可能的。

公正评价蒋介石，隆重安葬蒋介石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处于乱世之中，虽然近三十年似乎国运昌隆，但中华千年文化被破坏的程度，道德沦丧的程度也是旷古未有的。

究其原因，我想，用比较迷信的说法，可能中国这一百年来的这些先帝们，将军们，死后都没有得到好好儿安葬，没有入土为安。这包括蒋介石，包括毛泽东。毛的遗体至今还在北京天安门摆着，没有入土。也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死后连坟头都不留，除了挫骨还要扬灰，只能做孤魂野鬼，永世不得超生。也包括林彪，死后身首异处，还远在异国他乡做孤魂野鬼，十分的不吉利。也包括华国锋赵紫阳。华死了三年，本来陵墓已经建好，可是却没能安葬。而赵则由于政治原因，骨灰一直留在家里，得不到安葬。

所有这些，如果是按照古代的风俗，都是十分要不得的，会影响子孙后代的。曾经贵为一国之君，能够寿终却不能正寝，于国运不利啊。

自从中共执政以来，对神明的敬畏没有了，对先人的敬重没有了，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信念，畏惧，都没有了，一切一切的底线都没有了，所以才造成现在这种做缺德事都没有任何畏惧心理的原因。

蒋大总统蒋中正，死后暂厝台湾，几十年不得入土。到后来民进党上台，老蒋更是受到极大的侮辱，这些都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蒋家没有办法才同意安葬在台湾，老蒋的遗愿至今没能实现。

就算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上吊死后，当时的李自成还派人给予安葬，后来大清入关之后，又把崇祯帝的陵墓升格为皇帝陵，虽然当时为笼络人心。可见就是满族人也知道入土为安的道理，也知道对死者的尊重，连那个不成气候的李自成也知道。

可是现代的国民党共产党的领袖们，却不能好好儿对待一个蒋介石，前国家元首。过去的大陆，由于意识形态问题，极尽贬低蒋介石，把老蒋描绘成十恶不赦的人民公敌。

现在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关于蒋介石的历史资料也逐渐见光了，老蒋是个对中华民族有巨大贡献的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是抗日战争的主力，与躲在敌后壮大自己实力的共军相比，那是有天壤之别的。

现在的中共也不得不承认国民革命军的抗日主战场的历史功绩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对蒋介石给予相对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了。蒋当然不是完人，他是个上海滩的流氓，杀过共产党，他有他自己的过错。可是，这些过错，甚至罪行，与共产党本身相比，则根本算不了什么。国民党当年对共产党还是比较仁慈的，不像现在的共产党，对国内的反对声音，永远是扼杀在萌芽状态。

明年台湾又要选举，国民党能否连任还是未知数，如果不能的话，老蒋可能又会被拿来羞辱一番了。

蒋介石生前遗愿是死后安葬大陆，地点他选在南京中山陵。蒋介石所选定的是距中山陵不远的一处林木稀疏的空地作为墓址，此处背靠紫金山，西临紫霞湖，东邻中山陵，西毗明孝陵。从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观点来看，此地恰如一个八卦门户的栓，可以锁正压邪。长江、秦淮河迂回曲折，好似缠于紫金山腰际的玉带。从日出到日落，阳光都能从不同角度照射于此，这就形成了神乎其神的风水学上的“五水回环”之势，称之为“真地”。

可是据说当年的中共只答应让老蒋葬在他的老家，浙江奉化。

以蒋的身份，以及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来说，回家乡安葬，显然是不适合的。依我看，把老蒋安葬在南京中山陵完全合情合理。他生前是中华民国总统，南京是他的首都。

我觉得，乘国民党还在台上的时候，乘两岸关系还算缓和的时候，两岸应该认真考虑迎回老蒋的陵寝，把他按照他当过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给予隆重安葬。

当年的李自成可以安葬崇祯帝，为什么共产党政府就不能安葬蒋介石呢？难道连李自成那样的心胸也没有吗？或者是蒋介石连朱由检都不如？

当然，除了老蒋，还有小蒋，也应该迎回蒋经国的陵寝，给予适当的安葬。

中国有句老话，就是死者为大。死后就应该好好儿安葬，给予符合其身份的葬礼。

当然，像共产党的先帝老毛，也同样应该入土为安，华国锋也应该早日入土为安，赵紫阳也应该早日入土为安，而且，无论他们生前如何，都应该按照他们生前的身份地位，给予符合其身份的葬礼。

过去中国的皇家都很重视他们的皇家陵寝，你看无论是明朝还是大清，都是这样的。更古远的就更不用说了。

百岁老人周有光谈世界民主化

本文转载一篇真正的老人，真正的学者，106岁老人，来谈他的民主价值观。我们整天用汉语拼音输入写博文，这个汉语拼音就是他发明的。

我看过他的书，也看过他上节目，非常风趣的老人。这位老人虽然年岁过百，但不像某些人士那样自称老夫，他说话都是很风趣很实在也很谦虚的。

他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做过经济学教授，是沈从文的连襟，在美国日本欧洲都呆过，还见过爱因斯坦，可是思想却十分的开发，十分的难得。

他对世界有非凡的洞察力，对全球化，对民主化，等都有他独到的见解。我是十分欣赏这个老人的。在某些人眼里，大概算是右派吧，可能是中国国内最老的自由化人物呢。

说明一下，对民主价值观，他也是个业余爱好者，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呵呵。

了解伊斯兰教国家的民主运动，先从“全球化”谈起

网易读书：老爷子您好，我发觉您特别关注新闻，不知道您最近关注什么新闻？现在因为埃及、突尼斯，还有利比亚发生的民主运动，世界局势有很大的变化。我不知道您对当下的这些变化有没有什么看法？

周有光：我呢是一个专业工作者，专业工作者就是在一个方面（学有专精）？比如说我从49岁开始，我的专业就是语言文字学。我说的“专业工作者”等于在井底里面做工作，真正是坐井观天。我85岁就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为什么呢？（坐办公室）不仅要去图书馆看东西，还要跟国外联络资料，年纪大了，太累了，不行了。回到家里，随便看看书，随便写写杂文，我离开专业工作等于从井底里面走出来，看到世界上很大的知识的海洋，我在这个海洋里犹如文盲，我赶快自己扫盲，所以我是乱看书，乱写杂文，我的东西要请人家指正，不一定对的。

我就谈谈我的个人的看法，我的看法不一定对。

网易读书：您就谈谈您的看法，比如拿利比亚的局势来说？

周有光：我想你拿来的这个资料上的问题挺好，福山提到“全球化”，我们就从“全球化”谈起（笑）。

网易读书：是，但“全球化”这个问题有些抽象，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具体的新闻谈起？比方利比亚今天的局势。

周有光：这个问题恰恰是“全球化”的问题，我认为现在谈什么都离不开“全球化”。

什么叫“全球化”呢？我认为，“全球化”最大的变化，是观点改变了。过去是从国家来看世界，在全球化时代是从世界来看国家。这个变化你不感觉到实际是非常大的？全球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慢慢发展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就明显起来，到今天越来越明显。我举一个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人提出，欧洲，法国、德国小学生读书都有一篇课文，《最后一课》。爱国教育嘛，中国也是这样的。我们小学生课本里面都有的，这种爱国教育好不好？爱国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情。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要重新思考。为什么呢？因为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德国，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打了第二次大战，你要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不能再打了。那么爱国教育本来是由国家来看世界，不是世界来看国家。你从世界来看国家就完全可以看到爱国教育，他是狭隘的观念，要扩大、要提高，要爱人类，从人类这个前提来研究问题，那么就不会打仗了。欧盟就完全改变了，你看欧洲的历史里面是不是打了第一次第二次大战，以前的战争多得很，都是从国家，都是我为我的国家，你为你的国家。我要扩张，你要扩张，就要打仗了。那么到了今天观念就改变了，欧盟用另外一个原理，就是民主原理。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投票箱里出政权。完全改变了。

应当欧盟是成功的，不过现在问题很多还要解决。从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中国的古代，孟夫子去看一个国家的国王，从春秋到后来战国，也是几个国家打仗。那么有一个国王就问他，天下怎么样能够统一呢？孟夫子说，你不喜欢杀人了，人类就能统一。这是儒家的说法。儒家是用王道来统一天下，不是用军队来统一天下，这个思想是大大的改变。孟子这一个不用军事来统一天下，天下才能统一。这个思想非常高，这个实际是跟欧盟很像的。

从这些来看，从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来看，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事情，世界很多国家好象都在开运动会，都在一个跑道上跑路，有的跑在前面，有的跑在后面。跑在后面的慢慢向前去，可是有的人掉下来了，跑到外面去，就是进入到历史的误区了。可是历史的误区是走不通的，迟早他要回来，苏联就是证明嘛，苏联几十年证明此路不通嘛，苏联垮台了。

另外有的国家落后得很，没有走上跑道，可是迟早他要走上这个跑道，他要走上这个跑道，不管是在前面还是落在后面，但是都是在同一个道路上决定，你做得好可以跑得快，跑在前面。

整个历史是这样的。没有两条跑道，只有一条跑道，所有国家不知不觉都在这个跑道里面走，这样一个情形。你了解了这个基础，你就可以了解阿拉伯国家的运动。

这个地球是表面上有很多块，叫板块，我说地球上面的人也好象是板块一样，你可以分多少个板块，板块当中有一个板块就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这个板块的基础是有一个旧的帝国，叫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中国是忘掉了，在清朝的时候，东方，大清帝国大得很，西方，奥斯曼帝国也大得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方面走的，奥斯曼帝国是跟着德奥帝国走的，德奥帝国打了败仗了，奥斯曼帝国也就打了败仗了，结果奥斯曼帝国就瓦解了。所以奥斯曼帝国的瓦解是当时历史上面一个大事情。

另外我们看到一个大帝国瓦解了，就是苏联。那么今天在闹事情，起初一个就是突尼斯，后来影响到埃及，后来到阿尔吉尼亚，到利比亚，一共有多少个国家呢？现在明显闹得最厉害的有十几个国家，不明显的加进去就有二十来个国家。

今天的民主化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群众进步了，群众要民主

网易读书：我看您好象（在相关报道的杂志上）都做了详细的注释。

周有光：对，（杂志）里面有一个图，我觉得很好。

网易读书：你把这个图可以展示给视频看。

周有光：不仅是这些，还有他们没有画进去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

网易读书：这个图我看您都做了标注，都是您自己标注的吧。

周有光：这些红字都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这个事情很奇怪的是什么地方呢？不是一个国家闹事情，而是你闹的事情转嫁给我，我闹的事情转嫁给他，一系列的国家，这一系列主要都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要明白什么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从文明的世界史来看，他是一个落后体，阿拉伯文化在古代曾经有一个时间是辉煌的，后来就不行了。怎么不行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宗教。基督教经过多少次宗教改革，基督教就适应现代了。伊斯兰教没有经过宗教改革，所以他还是围着古代的标准，因此在今年的社会里面，今天在世界上，伊斯兰教跟现代化发生矛盾，到全球化这个矛盾越来越大，这个可以看得见。这是一点。

伊斯兰教他也是跟新一代的许多所谓叫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矛盾，伊斯兰教国家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一部分比较稳定的，中的；一部分是所谓叫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国家当中还要分出一部分是有恐怖组织的，所以美国再三讲我们对付的实际是恐怖主义国家，不是对付伊斯兰教国家，因为美国害怕，伊斯兰教世界非常大。

所以这一次阿拉伯伊斯兰教的活动，是什么现象呢？我看的东西不是很多，根据我看的这些资料，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表面上还是非常非常保守的，非这里面（杂志文章）讲得很好，我给你看一句话，这句话讲得很好：在这些国家，仅仅是五次礼拜需要占用的时间，就使得你不可能跟其他国家比了，因为他一天五次礼拜。消耗你的精力，消耗你的时间，因此他跟其他国家的教育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现代化教育就不能发挥其他国家的效果，这个（杂志文章）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讲到的，这个五次拜上帝，不仅是消耗时间、消耗体力，还有一个就是，固化你的思想。阿拉伯国家生下来就是伊斯兰教，你不能选的，从小就跟你讲上帝，使你的思想就看上帝，不看现实，所以你的创造性的思考就没有的。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思考，我们的教育为什么落后呢？我们在毛泽东时代，开始控制思想，从苏联来的嘛，我们向苏联一边倒，向苏联一边倒最大的缺点就是控制思想。知识分子都是坏人，“知识越多越反动”嘛。控制思想不许你独立思考，上面说什么东西，“一句顶一万句”，没有独立思考，社会怎么发展呢？社会发展第一就要独立思考，第二要创造，第三要发明。没有独立思考什么都没有了，社会就停下来了。

基督教跟社会的进步起初也发生矛盾。基督教起初跟自然科学也是矛盾得不得了嘛。比如天文学，（基督教认为）太阳当然绕着地球转，你看东方太阳起来西方太阳落下去，这很清楚的嘛。你说地球绕着太阳转，那你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就要把你烧死。这个斗争很厉害，后来有个科学家说，《圣经》上讲的，男人的一根肋骨做的女人。他说，我摸摸身上并没有少一跟肋骨啊。好，因为这句话就把你烧死了，不能这样讲的。文艺复兴以后慢慢科学就发展了。到后来宗教斗不过科学，基督教就退出了科学的领域。

还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发展跟基督教发生矛盾，欧洲的制度，不仅国家有皇帝，皇帝上面还有皇帝，是什么人呢？教主啊，教宗啊。宗教的头头是管许多皇帝的。你要民主，那不是反对上帝了吗？所以第二步，基督教宗教改革，（基督教）欺骗群众欺骗得很厉害，后来就戳穿西洋镜了。宗教跟民主斗争，也斗不过民主了，结果基督教就退出了民主了。所以基督教在经过至少500年斗争，退出科学、退出政治。

退出民主就是退出政治嘛。不干预科学、不干预政治，专门管精神方面，结果就没有问题了。这一来改变，基督教观念概念改变了，基督教认为不仅是天国美好得不得了，地上的国家也可以建设得很好，通过建设地上的国家建造很好的美好的地上的国家以后，你可以相信死了之后上了天国更美好。在天国跟地国就没有矛盾了，伊斯兰教不是，伊斯兰还是天上好，地上不好嘛。他们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刀。要搞圣战嘛。

伊斯兰教到今天还没能够跟现代文化和谐，和谐这个概念非常好，和谐共存，他还没有达到这个。今天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国家闹事情闹得很厉害，甚至影响到阿拉伯之外。突尼斯的国花不是茉莉花嘛，我们都不敢唱茉莉花了，影响大得不得了（笑）。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是一个系列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连锁的运动。

网易读书：您看，亨廷顿不是讲过民主化浪潮第三波吗，您觉得这是不是？

周有光：亨廷顿的书我都知道，我的看法跟他有一点点不一样。他（利比亚）这个运动表明，与过去不能想象的，过去以为这个社会要现代化是很难的，实际上他也在进步，他是群众在进步，这个了不起的啊。不是政府、不是知识分子，是群众在进步，群众不满意现状了，他要改变，他没有明显讲，实际上是想民主。埃及这边的对话是非常清楚的，埃及以前也算一个民主国家嘛，但民主也有水平高低的啊，他是一个低水平的民主。他原来规定总统一任就是六年，可以不断连任，等于终身制嘛。

网易读书：现在改了。

周有光：改成四年，只能连任一次，受美国影响嘛。说明他在民主化道路上，已经走了民主的第一步了，所以他这个运动是每个国家都是要求民主，这样落后的社会，群众起来要求民主，而且是连锁型的。这个现象是全球化的现象，所以要讲到全球化。全球化之前，很难的，当然全球化也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可是他的确是全球化的现象，他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而且还是很多国家、一大片，都在活动，要向民主、向现代化前进，就是说都在跑道上面，他发现自己落后了，要再往前面跑，是这么一个现象。

中国道路，从历史误区中回到跑道

网易读书：我接下来就问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您刚刚了民主化运动，一些非民主和民主不成熟的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您觉得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第二个问题，因为您刚刚讲到孟子的“王道”，跟现在的全球化的价值观输出有一点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全球化的体系里面作出贡献他的价值观，扮演他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您怎么看待中国的“王道”在今天这个世界体系上所应该赋予的新的含义。

周有光：你的问题提得很好，可是也很困难。（笑）

网易读书：你可以先谈一谈有没有第三条道路选择？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像刚刚讲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基本观点，就是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能从国家来看世界。中国问题也一样，中国也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大国也是这样，小国也是这样，小国的集团也是这样子，都是在一条跑道上面跑，在这个基础上面来看，很多问题就容易解释了。我觉得中国的问题也是这样子，就像刚刚讲的，大家都在跑道上面跑，有一个跑错了，跑到岔路上面去了，岔路就是历史学家讲的误区，苏联的垮台就是因为他们走到误区上去了，我们比苏联聪明一点，我们在苏联瓦解以前十几年就搞改革开放，所以我们从误区里面又跑到轨道上面来。不过这一步不容易，我们跨上了一脚，还有一脚还没有跨上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不是例外，中国的现象是，在跑道上面跑，阿拉伯伊斯兰教也是在跑道上面跑，有的国家在跑道上睡觉了，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就是中途醒过来又在跑了，我们跨上了一步，还有一步还要跨，这一步我们感觉到困难，我认为不要着急，困难也必须要跑上去，因为跑上这一条道路，不是愿意或者不愿意的，这是历史自然规律。可能迟一点，早一点，但是必然要走这条道路，没有第二条道路。苏联时代都是讲第二条道路，甚至于讲第三条道路，今天利比亚，卡扎菲他有第三条道路？（笑）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都是错误的。只有一条，都在这条路上前进。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的看法跟福山还是接近的，但不完全一样。

网易读书：您觉得中国还能为世界体系、为这个全球化提供什么新的价值或者新的道路吗？

周有光：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毛泽东把（传统）文化都搞掉了，西化又不许讲。改革开放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漫谈西化》，人家说你的胆子好大，那时是“谈西色变”，不能讲的。我是第一篇文章讲“西化”。

我的看法是，中国所有的活动并没有超过轨道，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历史轨道，并没有离开，不过呢，遇到很多困难，有的是我们走错了的。现在国外有人讲笑话，20世纪有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马克斯讲错了话，第二个错误是斯大林做错了事，第三个错误是毛泽东跟错了路，这三个错误不得了，死掉至少一万万人。所以这个问题就大了。人家问我你的乐观哪里来的？我说我无所谓乐观，无所谓悲观，大家都在一个跑道上面跑，你掉下去一定要回来的，你落后了就要往前走，是这么一个现象，现代国际文化没有特色，是大家共同遵守的道路。

苏联的历史全盘颠覆了

网易读书：您的书里面讲，您现在阅读主要是了解中国、苏联和美国历史的书，也写过一些很精彩的评论，我很想知道，您一般会阅读什么样的关于苏联美国的历史？

周有光：看什么书讲不清楚，譬如看美国的历史的书，青年时代我就看，现在有书来，我也看，我现在看书有一个困难，我不能去选择，因为我不能走出去，我又不能去图书馆。今天跟国外联络也困难了，人家都打电话，我不会打电话，我没有耳朵了（耳背）。所以我是有什么东西就看什么。不过呢，因为我有一点，我受教育的特点是我的时代重视基础教育。所谓广识教育，基础教育要广，你看东西、写文章就方便了。可是也会犯错误，我的文章不一定对的。

网易读书：我看您写的《苏联杂记》，包括您在《朝闻道》还有《拾贝集》里面都有很多篇幅来谈苏联和苏联的解体，里面涉及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历史，对付党内“敌人”手段非常残忍，比如有个苏共高官什么酷刑都不肯承认安插到他头上的罪名，然后克格勃就要当他面强奸他女儿，他就认罪了。这比电影里美国黑帮和香港黑帮这种黑社会的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知道您对苏联共产党的政党组织有没有研究过？

周有光：苏联瓦解之后，俄罗斯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公开档案，莫斯科有三个档案图书馆24小时开，因此人们对苏联问题可以深入研究。苏联的知识分子头脑都很清楚，欧美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都去搞材料自己看，所以对苏联的了解进了一步了。他们得到的结论，苏联走到误区里面所以垮掉了，最近我想你可能注意了，《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一部颠覆性著作》，你看过没有？

网易读书：我还没有看过。

周有光： 请你回去把它仔细看，这篇文章的确是颠覆性的，都把我的头脑给颠覆了（笑）。

对于十月革命，对于列宁，等等，讲法都不一样了，它这一部《20世纪俄罗斯史》是普京总统组织的，40位专家写的，它是国家的书，实际上是一部标准的史书。俄罗斯学校教科书里面今天已经没有十月革命了，十月革命改成十月政变，真正是颠覆了。俄罗斯对于苏联问题还在进一步研究，整个人类历史都在推进。比如以前争论一个问题，第二次大战，苏联是解放了波兰，还是侵略了波兰呢？

波兰的观点跟俄罗斯不一样，波兰把苏联解放的铜像移到郊区的坟墓里面。俄罗斯就对波兰提出抗议，说你们无视我们红军帮你们解放的功劳。波兰说不对，你们是侵略我们的。所以苏联跟希特勒一样是侵略国。现在有历史书讲，这两句话都讲得不清楚。现在历史学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的历史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苏联斯大林、希特勒共同侵略波兰，定了密约嘛，这是很清楚的。第一步是苏联跟德国都是侵略国。可是到了第二个阶段不对了，希特勒打苏联了，苏联变成了被侵略国了。还有第三个阶段，希特勒失败之后，苏联军队打出来，又第二次占领波兰和东欧许多国家。第三个阶段苏联又是侵略国家，这个看法我们的书还没有，国外已经很清楚了。香港出版的都已经有了，所以对历史的看法都在重新书写。

所以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历史，不能从国家来看世界，从国家来看世界就是那历史跟我的完全不一样。

“两头真”知识分子回看年轻时的理想

网易读书：是，您在《拾贝集》里面讲了，就是说您说是“两头真”：一头是年轻的时候天真盲从，年老的时候追求真理。您说的这个年老的时候探索真理，我理解很大一块是在于历史的探索，重新认识历史。您怎么回看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因为这近百年几乎是您整个见证的历史，您是不是认为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你讲过两大事情改变中国，一个事情就是日本侵华，另外一个是共产党？这是不是在历史规律之内？

周有光：我们这一代人，人家叫做“两头真”，年轻的时候真心跟共产党走，到年老的时候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看法就改变了，苏联瓦解之后看法更改变了。所以到了老年，重新思考真理，重新追求真理，这是两头真。我这两天看了一本书还没有看完，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杨宪益传》。

网易读书：这个书我看过

周有光：杨宪益很有趣味，到了外国娶了外国太太。他青年就倾向共产主义运动，所以他后来早期就参加共产党，到后来他的意见也不对了，变成反革命。开除出党，后来又改变了，四人帮打倒之后，后来又入党，到最后他又脱党。他也是“两头真”，他的波浪比我们更大。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一个动乱时期，历史的动乱不是很简单的道路。他有弯弯曲曲的，可是方向是一样的。我说我现在年纪老了，研究问题力不从心了，我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弄得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面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得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苏联传到中国来的叫“五阶段论”，“五阶段论”现在要重新研究了。

网易读书：您那代知识分子年轻的时候很大的理想就是希望中国富强对吧？希望中国能富强，中国人能有尊严，现在这个目的基本上实现了，但是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您怎么再回头看当时那代人的精神和理想？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所有历史学家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往前走，不仅是中国。

网易读书：当时您年轻的时候的理想是这样吗？

周有光：年轻的时候就不懂政治。我给你讲一个年轻时候的故事，抗日战争，我是在上海，从上海逃到四川重庆，我是在银行做工作的，国民党在重庆的政府有一个经济部，经济部下面成立一个农本局。农本局是从许多银行里面找几个人来办的，我是被找去办农本局的一个。同时呢，那时候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到重庆见蒋介石，毛泽东不久就回到延安去了，周恩来一直在重庆参加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个全国政协是国民党成立的，一直到今天。周恩来的秘书叫许涤新，是搞经济学的，我也是搞经济学的，所以许涤新一早就跟我是朋友了。周恩来跟其他的人一样，每个月至少开一次座谈会，小规模的，一二十人，研究世界大势，我每一次都参加周恩来的这个会议。周恩来每一次都讲，我们共产党主张走民主道路。我们那时候大家都讨厌国民党的专制，后来推举了社会的5位重要人物，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窑洞对”大家都知道的嘛。“窑洞对”就提出，中国长治久安怎么办？毛泽东说，就是走民主道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相信共产党是要走民主道路的。是这么个情况。

那时候看孙中山的书是要走民主道路的，可是蒋介石当权后，是搞专制，所以大家都讨厌蒋介石的专制，是这样的情况。

网易读书：说到孙中山，正好请您谈谈辛亥革命。

周有光：辛亥革命很有趣味，我的看法，辛亥革命是把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时期，非常重要的，今天来纪念辛亥革命是应当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是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做北洋政府；第二阶段是国民党政府；第三阶段叫毛泽东时代；第四阶段就是改革开放。北洋政府大家都认为是最最坏的政府，可是北洋政府做了很多好事情啊，不是很奇怪吗？这些军阀什么都不懂，他能怎么做好事情呢？因为军阀不懂，关于文化部分，他就请学者来担任，比如教育部长就请蔡元培，蔡元培就做了很多好事情。所以军阀时代，军阀不管文化。毛泽东不一样，他不仅要管政治，甚至他也要管文化，所以“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个很有趣味的事情。（笑）

民主是轨道，是谁也不能违背的一条规则

网易读书：您看，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很大一个程度上在于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他所代表的阶级，对不对？就是他当时不能代表工人，也不能代表农民，不能代表无产阶级。他只能代表官僚阶层，老百姓对苏共失去了信心，苏共自己也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但是我党提出了三个代表，提出了先进性教育；应对全球化，我们又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论；应对现在当下日益紧迫的环境问题，我们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您不觉得我们的理论是与时俱进吗？

周有光：我觉得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大家都明白，应该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毛泽东时代；第二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时代都是往苏联一边倒，现在研究毛泽东，越研究越清楚，毛泽东很多是跟着斯大林走的，只有一点是他自己创造的，打麻雀是他创造的。苏联的道路走错了，结果毛泽东时代许多都是破坏中国的，没有好处。改革开放就改变了，我们自己走自己的道路，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嘛。我们提出的口号实际上都是儒学的口号，我们与时俱进、和谐社会……

网易读书：三个代表呢？

周有光：三个代表跟孔夫子没有关系，孔夫子不懂三个代表（笑）。这些都是很对的。我们改革开放之后，从口号里面可以看出来，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有儒学在里面，我觉得提儒学的一些原理，今天到处成立孔子学院。我们不仅要接受世界的好东西，我们还要承继中国的好东西，这个原理是对的。具体的东西呢，因为我年纪大，了解得少，所以不能谈。

网易读书：那您觉得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最大的问题？有没有欧美国家哪一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最值得中国借鉴，因为您年轻的时候走过很多国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周有光：我认为，改革开放是我们从轨道外面走错了路回来了，回到轨道上面来了。我刚刚讲的，跨上一步，还有第二步还要跨，还正在跨的当中，是这样的状态。我认为第二步迟早也是要跨的（笑）。我们由于第二步还在跨，没有完全跨上，所以我们有许多事情跟各地发生了矛盾。譬如去年那个诺贝尔奖（笑），这个问题闹得很厉害。这个事情我们有点被动，好多跟我们友好的人都批评我们。我想，我是乐观主义者，我们国家一切不符合现代化的事情会慢慢地一步一步改的（笑）。

网易读书：我问一个具体的问题，西方学者评价民主政治和政治进步主要有三条标准，一个是多党竞争；第二个是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选举；第三个是三权分立。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是照搬西方的体制，所以我想，您是不是可以谈谈超出这三条范围之内，还有没有另外的民主化的方式，民主化的政治？超出这三个衡量标准之外？这个在福山和俞可平的对话中也讨论过。

周有光：你这个问题就走进了禁区里面去了（大笑）。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世界历史轨道这一条，民主道路这一条，民主不是一个政策，民主是轨道上面的一条规则，谁都不能违背的，你可以慢慢地走，也可以快快地走。讲民主，我有一篇文章说民主是三千年来的积累，是一步一步来的，积累到近代，有几个重要的，第一个是多党直选；第二是三权分立。这两条是不能违背的。最近的变化，就是民主选举时候要电视辩论，还有国际观察团。国际观察团去看了一句话不讲，但是影响还是很大的。什么都是慢慢的来的，俄罗斯走了很大一步，俄罗斯叶利钦宣布俄罗斯独立，讲清楚一点俄罗斯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讲得很清楚的，事情是慢慢地要一步一步来，我认为你要走民主道路，多党直选、三权分立是不可能违背的。你可以慢慢走，阿拉伯国家就在走，还没有走上去嘛。

中国文化：30年河东？

网易读书：因为时间关系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就关于您谈得比较多的文化问题。您讲过“双文化论”，您能不能说具体一点，讲讲中国古代传统，如何和今天的现代融合。因为这两年有一个讲法，叫做“通三统”，我不知道您说过没有，就是说要把儒家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融合起来，通起来。

周有光：双文化论，所以提出来，因为改革开放大家都很高兴。季羡林就提出30年河东、30年河西，说我们走了西方文化走不通了，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以前是30年河西，文化的旗帜在西方，现在旗帜传到中国来了，30年河东了。他提出之后大家都很高兴，有几次国际会议都提出这个命题。人家问我，我说我是不研究文化的，我现在年纪老了，在家里随便看书，我说，我关于文化的问题其是另外一种，我研究文化不是离开历史来看，我是根据历史来看的，要有历史根据。我根据历史来看，世界上有许多文化，本来有很多文化摇篮，慢慢变成只有少数几种，到最后，特别明显的工业化之后，有四大文化传统。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文化学丛谈》，是我的关于文化的一些看法。我写了一篇引说，就是把整个书的内容简单讲了一讲。许多文化摇篮经过很长的时间，千年、几百年，慢慢融合成为四大传统文化，一个是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一个是亚洲南方，印度为中心；一个是亚洲西方的，伊斯兰教为中心。还有一个是西欧的文化，西欧文化传到美国去，这一个美国和西欧合起来是西方文化。我说这四大传统文化等于一个桌子四条腿，这四种文化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好的东西，凡是对整个人类都有用途的东西就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叫国际现代文化，不分东西不分地区。比如说电灯，本来是美国文化，但是现在全世界有电灯，电灯是国际文化不是美国文化了。可是有些东西是你本国的，本国的传统还没有成为世界的，就是现在的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四大文化都不一样，水平也不一样，我讲文化的结构就像一张桌子，四条腿是四个传统文化；桌面就是国际现代文化，这是大家都共同的。国际现代文化最重要的就是五四提出来的，科学和民主。现在每一个国家都是双文化生活，既生活在本国的文化里面，又生活在国际现代文化里面，你不可能只有本国文化没有国际文化。

网易读书：您觉得本国还有传统文化吗？

周有光：我们有传统文化啊。四种传统文化，有东亚的，有东方的文化，以我们为主体啊。非常重要。

网易读书：是以我们为主体，但现在我们还有传统文化吗？因为显然社会的基础不再了，政治的基础也不再了，比如我们讲的仁、义、礼、智、信，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周有光：你刚刚几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大笑）。今天全球化时代要把视野更扩大一点，我们不能拿一个主义来看一切。马克思主义有好的，儒家也有好的东西，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儒学就慢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慢慢离开我们了，没有完全离开，都在改变。因为文化是像水一样流动的，他可以流动得很慢，他有稳定性但是还是流动的。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中心。我的看法呢，儒学好得很，但是要现代化。胡适认为要整理国故，不是复古而是更新，这个思想是非常对的。我写了一篇叫“儒学的现代化”，儒学可以现代化，现在好多地方都在搞国学，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搞中国文化不是来复古，而是更新。老的东西、不适应的东西我们要修改，孔夫子还天天在改变呢。我有一本小书在香港出版，叫做《孔子教拼音》，外面不是搞了几百个孔子学院吗？孔子学院怎么教中文呢？第一桩就是要教拼音嘛。孔子教拼音。

辛亥百年：反思传统文化

这里转载一篇刘梦溪老先生的讲“五四”和文化反思的文章。五四的时候，人们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一种不得已，为什么呢？因为晚清的改革没有能够成功，清朝的权贵们，利益集团们，死守着他们那份既得利益，象乌龟王八那样，咬着不松口，没有办法，改革不成，只好革命，所以才有辛亥革命，最后不仅大清的满族几乎算是灭种了，整个中华民族也陷入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局面，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五四”就是在那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似乎成功了，但是辛亥革命真的成功了吗？依我来看完全没有成功，一个王朝容易推翻，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则不容易更新呢。五四运动的反思，不仅没有能够引进新的文化血液，更新中华传统文化，反而引狼入室，把所谓共产主义这个西方的垃圾引进到中国来了，这才有后来的改朝换代，以及共产党的一次又一次的大折腾。

经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进行反思，而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加以摧毁，最后，这个国家满目疮痍，频临崩溃。再经历改革开放，不完全的改革开放，现在的情形又与满清末年相似了，又遇到王八羔子的权贵集团，利益集团，死咬着既得利益，成为了继续改革的最大阻力。

国家之乱，民族之乱，已经又一次到了危险的时刻了，所以不少有识之士又在思考了，又在反思了。中国往何处去？

有人说，五四运动的反思，引来了共产主义，等于是引狼入室，不成功嘛，那为什么还要反思呢？

中华文化传统经历几千年，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妄图通过一次的运动，就能够彻底铲除文化糟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共产帝制的回潮，也是不奇怪的。

我觉得文化的反思，传统的反思，需要不断的进行，决不能只限于一次两次运动。但是文化的反思绝非完全割除传统文化，绝非完全另起炉灶，也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东西，西方文化也有糟粕。文化反思，应该是把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不要固定的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采取开放的态度，让文化多元化，相互作用，哪个相对比较优秀，就采用哪一个。

比如说，当局经常挂在嘴边的说法，就是“历史选择了中共”，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只是不全面，因为历史也同样选择了秦皇汉武，选择了唐宋元明，选择了满清，最后也选择了将这些全部抛弃。所以所谓历史选择了中共，丝毫说明不了问题。潜台词应该是，历史可能选择抛弃中共。

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选择，中国传统上，每次的所谓选择，都是成王败寇式的选择，都是兵戎相见的选择，都是牺牲无数百姓无辜生命的选择，都是不文明的选择。

而西方的民主制度则给了人们相对比较文明的选择方法，就是一人一票的选择。每隔几年就让历史（未来的历史）选择一下。

如果中国当局真的有自信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历史再选择一遍呢？其实从中华大历史看，不会因为你不愿意，历史就不会选择，无论是选择你，还是选择抛弃你。中国的历史规律是，改革不成，就会革命，文明的选择不成功，就暴力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全国各地暴力抗争的事件越来越多的原因。

现在的许多有识之士，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就是要走出这种改朝换代，周而复始的循环，因为每次的改朝换代的代价都太大了，都可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其实说过“历史选择了中共”的人很多，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也包括胡总。可是要知道，大到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小到那个乡下的小干部的胡总的老爹，都因为文化革命而遭难，委屈而亡。如果这些人只停留在这句话而不知道反思，或者为了一己私利而故意不反思不有所作为的话，那他们的老爹算是白死了，白遭难了。

话又得说回来，反思是不容易的，是个痛苦的过程。过去的很多文化传统，已经根深蒂固，看起来都是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所以，反思也需要智慧，需要耐心，需要切入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要不然又会走到歪路上去了。就像五四运动时，急于求成，急病乱投医，引来了共产主义。

以下文字转自网络。本人未必完全认同此文的观点，但愿意分享不同的观点。

“五四”和反传统思潮

刘梦溪

中国的20世纪的一百年，或者说自晚清到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危机并逐渐解体的过程，也是现代文明体系建构的过程。这是一个混合着血和泪的极端痛苦的过程，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大。

换句话说，晚清时期的中国是被人家拉着拖着打着骂着羞辱着蛊惑着走上一条“情非所愿”的路。说“情非所愿”，是因为每一步都是人家逼出来的，是“应变”，不是自觉自愿地改变。这种情况除了国力虚弱、社会体制等原因，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文化根性的原因？

晚清大故迭起、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保国、保教、保种放在第一位，来不及系统探讨中国打败仗的文化原因。1911年清帝逊位，到1916年，称帝不成的袁世凯也死了，国内陷入军阀混战局面。而国际上，1914年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国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有了畅所欲言、反思传统、检讨文化问题的时间和空间。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是当时先进的文化人系统检讨传统文化、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文化的大本营。与此同时，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鼓吹现代政治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又打开了新的思考方向。同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不久胡适也应蔡先生之邀到北大任教。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在《新青年》发表，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检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对传统的检讨，是无所顾及的；他们的反思，是不怕揭丑的；他们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而且五四精英们在批判传统的时候，为了矫枉，不惜过正。原来不是讲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吗？现在则讲尧、舜、禹根本没有其人、“禹不过是一条虫”。家庭和家族不是传统社会的核心结构吗？现在说“家庭是万恶之源”。儒家思想不是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吗？现在说儒家思想是最要不得的思想，应该“打倒孔家店”。本来用文言取代白话，已经是重大的文学革命的举施了，但还是有人（钱玄同）提出应该废掉中国文字。尽管蔡元培说，这是用石板条压驼背的办法，其向传统挑战的态度也是够激烈激进的了。

其中最激烈的是鲁迅，他在1918年5月号《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提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后来还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又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京报副刊》请他给青年开一个必读书目，他的建议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五四时期形成的反传统的潮流，其锋芒之锐利、规模之宏阔、对传统打击之沉重，为中国历来所未有，也为世界历史所少见。

应该说明，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检讨和批判，是传统更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中国的魏晋时期、明末清初，都曾有过知识人士检讨传统、批判传统的举动。魏晋的检讨传统，有的也很尖锐，例如孔融说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由于父亲有情欲，才生出儿子，谈不到有什么“亲”。至于母亲，不过是儿子暂时寄存的一个瓶子，从瓶子里出来，双方就脱离了。明末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思想家，对皇权和科举制度的批判，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史学家称当时是“天崩地解”的时代。但这些批判传统的言论，是在传统的主体性呈强势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传统有温补调适的作用。

五四精英们所做的，不是一般的对固有传统的检讨和批判，而是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一次总清理，是全面系统地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切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包括那些藏有传统文化密码的一些文化典范。他们想彻底和传统决裂，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难堪的“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的路。
他们认为可以引导自己走向新路的，只有西方文化。

可以说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举凡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果、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说、十九世纪的写实批判主义文学思潮、日本的明治维新、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成为当时的先进人士检讨和批判中国固有传统的参照系、理论武器和实施的药方。

陈独秀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后来他又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当然胡适后来对此有所解释修正。

人们很容易凭感觉推断，认为传统是不会断裂的。但是，如果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比如中国的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一些具有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的人物，即那个时代的具权威性的人物，并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时代精英，比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傅斯年、钱玄同、吴虞等，一起站出来挑战传统，向传统发起总攻，在整个社会形成风潮，纵使传统不致根本列断，也必然大大减弱或失去传统得以传衍的“所必需的拥护”。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的两面旗帜,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当时激烈的反传统，也是想为德、赛两先生的通行无阻铺平路基。9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而且深感德、赛两先生的缺失和可贵。但五四之后的20世纪中后期以至于后来，科学主义形成一种普遍的思潮，在日常生活和学术领域占压倒之势，这固然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泛科学主义的结果，使得科学一词在科技领域之外容易流于口号，而且伪科学、假科学因之而兴。

其实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在艺术与人文的创造领域，科学有时会显得无能为力。在涉及人类的细微情感问题，科学就插不上嘴了。男女之间的爱情，靠恋爱双方的爱的信息传递，用爱来交换爱，而不是靠抽象的科学分析。科学是要把问题说清楚，爱情的特点恰恰是说不清楚。宗教与信仰问题，也不合于科学的旨趣。诗歌、音乐等艺术与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天份、体验和情感比科学要重要得多。甚至一些陋习和不良嗜好，比如赌博和吸食毒品，法律和科学也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国维在上世纪初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去毒篇》，他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对有文化的阶层可以通过艺术，对没文化的阶层，宗教能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

科学主义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也是有相当杀伤力的。如果用科学作标准，古代的许多东西都要不得了。老子、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程朱、王阳明，都谈不上什么科学。朱子提倡的读书方法，是“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八个字，也不好用科学来衡量。宋代的司空图写的《二十四诗品》，雄浑、冲淡、典雅、旷达，列了一大堆，都跟科学没有关系。中国的写意画，也无所谓科学。中医，望气切脉，至今科学难以解释得通。20世纪的许多学者都不相信中医。鲁迅不相信，连家世显赫的大史学家陈寅恪，他的曾祖、祖父都擅长中医，他还是不相信。但中医的治疗效果不容置疑。完全用科学来解释传统文化，有时难免遇到困难。

所以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引导人们走向现代文明可赋予理性和方法，另一方面却让人们以科学为口实失去对传统的温情。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参照系的五四的反传统思潮和后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的盛行，是使本民族文化传统流失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因由。因为中国古代文化里面缺少科学的传统，如果以“科学”作为决定去取的理由，我们过去的许多东西都要不得了。

五四反传统思潮所打击的主要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即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封建制度的以“三纲五伦”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型态及其传衍，叫做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做小传统。小传统往往由一种集体无意识来维系，变易得相当缓慢。五四先进人物把家庭和家族骂得一塌糊涂，但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中国的家庭和家族照样运转，看不出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觉醒的青年离家出走，或追求爱情、或留洋、或投身革命，是后五四时期文学作品常见的主题，但悲剧往往发生在出走者的身上，家庭并没有因之发生太大的变化。遭到五四精英痛批的“孝”这种家庭伦理的核心价值，在后五四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仍然是维系家庭血缘纽带的基本规范。

对小传统的大破坏，是五四过了50年之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五四反传统基本上是理性的运动。理性地反传统，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非理性地反传统，是情感的发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动乱时期甚至连每个家庭对传统文化遗存的零星收藏都大部分付之一炬了。更不消说鼓励子女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同事揭发同事、朋友揭发朋友、街坊揭发邻里。稍带一点传统意味的社会伦理，全部荡然无存。全民大揭发所引发的社会伦理的危机，至今还没有完全修复。还有当时的风气影响所至，六、七十年代的全民“乱穿衣”：女人穿男人的衣服、中学生穿农民的衣服、知识分子穿工人的衣服、工人穿军人的衣服，实际上这是一次全民的大“易服色”。传统社会把“易服色”看成是文化礼仪变迁的大事。“乱穿衣”不仅是文化传统流失的表现，也是礼俗错乱、失掉传统的表现。五四的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当今的中国，我们中国人身上保留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痕迹是越来越少了。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是专门研究传统和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在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他说：“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确实如此。2003年8月3日，法国《费加罗杂志》刊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中国传统文化令人迷惑。对于一个经常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有时会给人以垂死的印象，有时又会让人感觉到他的活力。这种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现在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

中国为什么“与自身脱离”？难道是因为要走向现代化吗？日本已经走向现代化了，为什么日人没有和自己的传统脱离？台湾在现代化方面一度比大陆先行一步，可是台湾保存的传统礼俗和人文传统比大陆的情况要好许多。所以我们面临一项不能绕开的任务，就是要重建我们的文化传统。如果你觉得原来的传统有毛病，不那么好，那只有想办法去改造它、建设它、完善它，使它变好。因为你不能真正做到抛弃传统（长时期我们的口号是和传统“彻底决裂”），你也无法重新选择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华夏子孙，即使住到外国去，你的华夏血统也改变不了。

因此五四以来的反思批判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建构过程，一直隐含着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第一、如何重新诠释文化传统的价值？第二、实际上有一个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因为清末民初到五四、再到后来，骂自己的文化、骂自己的国家、轻贱自己的民族，一切都为西方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已经成为时尚，成为潮流。那么作为中国人，你的文化认同究竟在哪一方呢？当今的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使游戏规则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中国如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她的忠实的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整合自己、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然的话，你将不知道自己是“谁”，行动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在说、“谁”在做。

作家龙应台在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之后，写了一篇题目叫《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的文章，其中说：“‘现代化’是很多开发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全球化’是一个正在急速发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已开发国家盘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发中国家在趁势而起的同时暗暗忧虑‘自己不见了’的危险。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呢？按照字义，就是使自己变得跟‘国际’一样，可是，谁是‘国际’呢？变得跟谁一样呢？”她的追问可以让我们变得清醒。她以前长期住在德国，她为欧洲传统保护得完好感到震撼。她说她满以为会到处看见欧洲人的“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

现代化和传统的重建，都不应该是表面文章，需要扎扎实实地做，需要非凡的创造力，需要用文化搭建和传统衔接的桥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际上并行一个恢复记忆、连接传统、重建传统的过程。不能说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明显的成绩，但由于长期与传统文化脱节，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病笃乱投医”、“事急乱穿衣”的现象，每每有之。人们看到的，大都是比较浅层的模仿或没来由的怀旧，而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如同给心脏病患者做搭桥手术，那是要慎之又慎的。我同意龙应台的话：“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如果我们走到、做到这样一种境界，传统就活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优秀者必成为涵蕴传统味道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