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薄粉表演，辨别真假民主，兼谈薄瓜瓜回国将会怎么样？

最近薄熙来被彻底打翻在地，使得网络上一批薄粉毛左们如丧考妣，他们开始胡言乱语，不择手段，找不着北了，居然举起他们平日里最痛恨的民主大旗了。简直让人笑掉大牙。难怪一些民主人士对这种怪象破口大骂了。

 

真是这些人得了精神分裂症吗？我看未必。在我看来，这是真假民主的区别。想当年毛泽东为了要夺取江山的时候也是高举民主大旗来着，可是一旦得手，独裁的本来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这是为什么呢？我看啊，毛，毛左，薄，薄粉之流是把民主当成一种手段，在他们骨子里是没有民主基因的，为了夺权，为了权宜之计，为了挽救薄熙来，不得已才高举民主大旗的。这样的民主有的时候也能唬人，毛泽东当年就是这样欺骗中国老百姓的。

 

真正的民主是什么呢？民主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制度。民主的核心是对人作为个体的尊重，民主是与君主相对立的。

 

我曾经撰文说，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缺乏民主基因，所以，需要文化开放，因为真民主是舶来品。真民主里面的民是一个个普通老百姓，是个体的人。而毛泽东，毛粉，薄熙来，薄粉，甚至包括传统的儒家文化里面的“民”是个抽象概念，老毛称作“人民”，你我他是人民吗？非也。谁能代表人民？只有君主才能代表人民。在老毛时代，毛说谁代表人民谁就代表人民。他还有一个与之相对的概念，就是敌人，阶级敌人。毛说打倒谁就打倒谁，他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刘少奇，林彪都被他认定为阶级敌人。

 

所以，中国人经历了老毛时代，上过当了，不少人对这些毛左薄粉们的伪民主是十分反感的。

 

我突然想起来薄谷开来，在法庭上的发言，总结陈词，感谢党和政府所谓尊重生命的发言。真是十分的好笑，这些平时最不尊重生命的家伙，在自己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突然想起来生命的可贵了，那位被她杀死的海伍德的生命，那些被薄熙来唱红打黑打掉的一个个生命，又有谁去尊重呢？

 

呵呵，薄谷开来与毛左薄粉。真是如出一辙，一样的聪明，一样的假。

 

还有，薄瓜瓜在为其父亲辩护声明中，居然要求中国当局，要求法律程序能够正常运转。真是笑破肚皮了，共产党薄熙来在唱红打黑的时候什么时候让法律程序正常运转啦？正常运转就不会出现轰动一时的李庄案件了。哦，你们自己无法无天的时候，法律被抛在一边，等到你老子被抓了的时候，你指望法律程序正常运转了。

 

这瓜瓜与他母亲以及毛左薄粉们一样可笑，法律不是你们家的玩物。

 

在我看来，民主，人权，法治，都是一种文化，一种制度，一种生活方式，是深入到血液里的基因。而毛左薄粉们则把这些统统看成脱困救命夺江山的手段。

 

呵呵，中国人，缺乏民主基因，上过老毛的当，应该不会再上毛左薄粉们的当了，应该能够辨别真假民主，真假人权，和真假法治了。

 

我的文字《薄瓜瓜应该回国协助调查》就是从尊重法治精神出发，认为薄瓜瓜作为涉案人之一，有责任有义务回国协助当局调查并承担责任。如果薄瓜瓜真的如他的声明里所说的，希望法律程序能够正常运转的话，他这个当事人不应该回国协助调查吗？

 

有些民主人士，从关心薄瓜瓜出发，还把他当成孩子看，认为他应该低调，不能回去，隐姓埋名，这样才能安全。我却不这么认为。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薄瓜瓜真的高调回国，寻求法律援助，公开协助当局调查，也许反而能将当局一军，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当局反而可能难办。呵呵，瓜瓜没有这样的勇气。

乔石是否病了？

最近退休好多年的乔石又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的新书《乔石谈民主与法制》出版，《法制日报》又发表文章赞扬乔石对法制工作的“杰出贡献”。

 

不少网络人士解读，认为可能与即将召开的十八大人事安排有关，也有人说是与薄熙来的倒台有关，甚至与政法委书记是否在十八大上当任常委有关，等等。

 

似乎人们非常高估乔石的影响力。我看，情况可能不会是这样的。乔老爷已经退休很多年了，影响力十分有限，当年他就是与江泽民斗争中的手下败将。现在已经年届八十八高龄了，不可能有什么影响力了，更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了。

 

相反，我觉得倒是可能乔老爷身体是不是出问题了，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如果真是用乔老爷的所谓影响力的话，他应该出席他的新书发布会啊，可是他没有出席。

 

而最近的《法制日报》的文章，赞扬一位退休老人，似乎不太寻常，我的理解是可能乔老爷日子不多了，至少是病了。一般在退休老人最后的日子里，官方媒体会发表一些赞扬他在位时作出什么什么贡献什么的，往往没过多久，就会发布这个被赞扬的老人的布告。

 

凭心而论，乔老爷是个蛮不错的官，名声也不错。思想也不保守。只是给人感觉太胆小怕事。想当年，六四时期，他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当时被许多人看好，后来许多人大跌眼镜。

 

再后来，他和江泽民共事，似乎关系微妙，他看不惯江的所作所为，又不愿与李鹏之流同流合污。当时的不少人士对乔老爷抱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够取江而代之，所谓的水落石出，期望他能够有所作为。最后还是大跌眼镜。

 

呵呵，现在人家都已经八十有八了，还指望他有什么作为吗？不可能了。

 

乔是个好人。至少没有听说他的什么人贪污腐败什么的，也没有听说他乱搞男女关系什么的，比江的名声好多了。

 

可是好人又有什么用呢？思想解放又有什么用呢？关键的是，他没有勇气，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不能够挺身而出。

 

所以，他实际上是辜负了许多人的期望，他缺乏历史责任感，缺乏历史使命感,。说白了，乔毕竟是个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他的党性战胜了他的良心。

 

我前一篇文字《奴性是一种病：谈儒家文化最大的丑恶》，讲中国人的奴性。其实这只是讲事实，并没有贬低中国人的意思，从一定程度上说，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也是儒家文化的受害者。

 

奴性，并没有太多的贬义。好人也有奴性，乔老爷明明心里跟明镜似的，可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总是中规中矩，最后有负历史，有负百姓。这是中国的悲哀，历史的悲哀，百姓的悲哀，也是乔石自己的悲哀。

 

我有的时候会想，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民主化，最大的功臣可能要算是赫鲁晓夫了，当然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是功不可没。

 

但是没有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彻底否定，就不会有后来的戈氏改革，更加不可能有叶氏政变。

 

中国在老毛时代就在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可是，我们现在回头看看，那些被毛打倒的人当中，有谁会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一个也没有。

 

就算后来的邓小平，也没有能够成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邓对待老毛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在想，为什么中国这么大，共产党里面各种人物那么多，出类拔萃的也不少，为什么就出不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呢？

 

赫鲁晓夫有什么特性？就是独立思考，独立人格，就是敢于站出来，敢于否定斯大林，敢于揭斯大林的皮。

 

这些都需要有勇气的，都可能是十分危险的。

 

中国出不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都是这个奴性做的怪。共产党的所谓党性，其实就是奴性。

 

所以，彭德怀也好，刘少奇也好，林彪也好，周恩来也好，邓小平也好，甚至包括我非常尊敬的赵紫阳胡耀邦，都不可能成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当然，乔石也不可能。

 

这是悲哀的，想来想去，都是中国文化惹的祸，是儒家思想种的因，是共产党的党性（就是奴性）教育结的果。

 

当然，话说回来，乔石是个好人，当官能够象他这样至少管得住自己和家人，在中国这个社会来说，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达到了最低标准了。

 

 

奴性是一种病：谈儒家文化最大的丑恶

我的文《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人权民主基因》粗浅地谈了中国文化为什么产生不了民主，因为传统儒家文化里面缺乏对人作为个体的尊重，所谓的“民”只是抽象的，整体的概念，而不是活生生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

这样的文化产生不了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人，相反，只能产生奴才，或者奴役别人的人。在我看来，这两种人（实际上是同一种人），具有一个共性，就是“奴性”。

“奴性”是一种国民性。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看得非常渺小，眼睛总朝上看。

其实许许多多的人士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都有研究，最大的劣根性就是奴性。这是数千年的儒家思想带来的。

如果说秦始皇统一中国，用武力使得六国屈服，强迫六国子民做他秦国的奴隶，那汉朝之后，尤其是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从思想上征服了从秦国继承下来的百姓，使得他们不仅身体上成为了奴隶，思想上也成为了奴隶。

在经过董仲舒修改过的儒家思想被汉武帝接受以后，就成了统治阶层奴役老百姓的工具了。从此以后，专制，愚昧，落后，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对君主绝对忠诚等等，就是所谓儒家的思想了。

到了明朝，儒家的代表人物朱熹又把儒家思想带入了新的阶段，这个时代的思想是最奴性的。(注解：朱熹虽然是南宋末年的思想家。但他的朱学思想体系到了明朝才真正确立，即所谓的朱熹理学)

再后来，到了清朝，中国的汉人被满人一统治就是三百年，男人的头发是留长了，骨头则变软了。

再到共产党统治，老毛将四万万同胞全都踩在他的脚下，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等等，成了毛时代的主题。任何反抗立即被打成反革命。

最近看到有人研究大跃进大饥荒年代，饿死了多少多少人，有人纳闷，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却没有人敢造反呢？呵呵，我看，这都是被奴役惯了的。

我在《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人权民主基因》里讲到，儒家的“民”与毛主席的“人民”的概念相似，都是整体概念，抽象的概念。但是毛的“人民”又与儒家的“民”有所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毛的“人民”是一个与“敌人”相对的概念，是阶级斗争理论的范畴。而我曾经写文说过，阶级斗争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反人类的。

所以，别小瞧了阶级斗争，毛时代，共产党时代，这个阶级斗争可把中国的国民性 – 奴性，更加的发扬光大了。

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外国人写自己名字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前面，而把姓写在后头。这与中国人的习惯是相反的。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外国人写信写地址的时候，总是先写收信人的名字，住址，从小往大写，最后写国家。而我们中国人写的时候，刚刚相反，是从大往小写，最后写名字。

这两样东西，其实都反映了中国人在看问题，处理事情的时候，都是有大局崇拜，祖先崇拜，而最看不起的是自己。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看出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质的区别来。

还有一个现象，中国人与外国人对待性的观念不一样。中国人害怕谈到性，羞于谈性，认为这是丑陋的，肮脏的。其实是不能坦然正视自己的正常的性需求。而实际上，暗地里却是想得非常肮脏，非常的恶心。很多所谓的圣人，就是满嘴的仁义道德，实际上一肚子男盗女娼。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不尊重自己个人，心里只有所谓的国家（实际上是儒家思想里面的忠君爱国），那么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权，只有君主和皇权。

中国人遇到什么问题，都喜欢找领导，找关系，指望明君，指望出一个包青天，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可能也可以改变。

许多人对领导百依百顺，忍辱负重，就是想到哪一天自己爬上领导的位置，也能够想怎么的就怎么的，也能够奴役下属，奴役百姓。

很多人恨贪官，并不是恨他贪了多少钱，而是恨自己不是官，等到哪一天自己当官了，保证贪得更多。

所以，长此以往，社会的奴性就这样慢慢传染开来了，经历数千年，成了中国国民的最大的劣根性。

奴性是一种软骨病。遇到领导，遇到有权有势的人，喜欢点头哈腰，卑弓屈膝。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场，造就了无数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贪官污吏，所谓的官场现形记写成书可以车载斗量。共产党治下也不例外，重庆市长的黄奇帆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

奴性这种病，在遇到权势比自己大的人，说话轻声细语，活象太监。遇到比自己弱势的群体，则马上另一副脸色。

呵呵，奴性也是一种心理疾病，是一种社会疾病。眼下的中国，各种丑恶集体大爆发，都与这种病有关。

奴性是遗传的，又是传染的。

成龙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需要被管，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越高压，越管的厉害，人的奴性越强，越不会独立思考，就象被圈养的鸡，关久了，你就是把它放了，它也不会跑掉。

呵呵，在谈论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不屑，认为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人权，不需要人权，更有人一听到普世价值就跳脚，好象踩到他娘的尾巴了似的，破口乱骂。这些都是自卑的表现，都是奴性的表现。

我在《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人权民主基因》一文里说过，中国需要进步，就要进行基因改造，接受现代社会的人权民主思想。说白了，就是要开发人性，摈弃奴性。

所谓开发人性，就是增加人的自我，独立和思考，完善人的人格。做到在没有被高压政策的管制下，也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自由的人，会思考的人，有脊梁骨的人，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的人。

所谓摈弃奴性，就是要平等待人，对比自己有权有势的人，要尊重而不献媚；对比自己少权少势的人，同样也要尊重而不歧视。做到平等对待自己，平等看待他人。

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不维护自身权益的人，是不可能去维护社会的权益，集体的权益，他人的权益的。

回过头来看儒家思想，最大的丑恶，最劣根的基因，也是对中华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奴性，而奴性是一种病。

下面转载一篇谈儒家思想中的“礼”对人性的泯灭。是“礼”催生了奴性。奴隶在各国各族都有，奴性则属于中华文化。

“礼”与个体主体性的泯灭

  陈 愚  

人类社会形成以后，人便不再是原子式的个体，人必须融入社会，与他人结成同盟以壮大自身力量。为了巩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每个人必须服从一定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中国的文化体系中称这种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为“礼”。

“礼”的起源及其协和伦理的作用，荀子有明确的表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1）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法律，一是道德、习惯。前者以暴力机关为基础，通过严格的外在规定强行限制人的行为。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法家正是把“法”与“术”、“势”结合在一起，以严刑酷罚对人的自由发出警戒。后者则通过人的心灵来限制人的行为，使人不仅在行为上服从这种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而且从心理上根本认同之，甚至自觉地以这种社会秩序、伦理规范为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儒家的礼治思想主要就是通过“礼”从心灵上限制人，使人自觉服从并由衷认同社会机器的一套运行原则，以利于其和谐运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的社会思想，并通过政治权力渗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礼”延伸出来的“正名主义”、“克己复礼”等思想，通过思想本身的衍化，或通过政治权力，制作、形成了一大批僵化的义务信条，把人套进“礼”的枷锁之中，从而导致中国文化最难以逾越的缺陷——“我”的缺位。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2)尤其是“礼”作为制度、习惯在民间确定化之后，“养人之欲”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进而人间衍化成为三从四德等义务信条，“礼”对人的心灵自由的钳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 原“礼”：实质与形式

“礼”在早期指的是祭祀乐舞。到了孔子的时代，经过孔子的引申和阐发，“礼”的观念起了很大的变化。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指出这种变化主要有三点：“第一，从仪礼的规则到人间的秩序，他们更注重“礼”的意义；第二，从象征的意味中，他们发展出‘ 名’的思想；第三，推寻仪礼的价值本原，进而寻找‘仁’，即遵守秩序、尊重规则的心理与情感的基础。”(3)

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人注重“礼”与内在的“仁”的联系，认为应该把“礼”和“仪”区分开来，只有体现秩序的实质意义才可以称为“礼”，而表面上的仪式程序只能称之为“仪”。《左传》记载，女叔齐曾批评十分遵守礼仪制度的鲁昭公的行为“是仪也，不可谓礼”，并认为真正的“礼”是“行其政令，无失其民。”(4)孔子正是因袭这样的思想而大力阐发其“礼”的观念。

孔孟对“礼”的基本观点可归结为“以仁化礼”，也就是说，赋予“礼”的各种仪式、制度以真实的内在情感。“礼”的核心是“仁”，人们在按照“礼”的要求行动的时候，乃是出自对这种限制、秩序规范的由衷认同。孔子进而认为只有这种发诸真情的、以“仁”为核心的“礼”作为基本的治国原则，才能建设一个和谐协调、上下有序的人间天国，实现大同的理想。《论语》中曾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齐之以刑，人们是因为害怕刑罚才遵守社会秩序，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人们则是从君主的德行的表率与对秩序本身的认同而遵守秩序。儒家思想把政治渗透力以思想的方式渗透到人的头脑之中，要求把内化了“仁”的“礼”由对行为的外在限制转化为对心灵的内在控制。这样建立起来的道德理想国需要一个道德标准、道德典范。而儒家思想认为这一道德责任必须以“内圣”的方式放在“君”身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的回答是：“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6)他甚至对季康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7)孟子进而认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8)到了《大学》，则更进一步完善为“内圣外王”的理论，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知识论到“修身”的道德论，经“齐家”进而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论。(9)这样，儒家建构起一个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的人间秩序：仁义的君主以其道德表率作用使一切人都出自真情与人性本能而遵循“礼”的道德要求，克己复礼，使整个社会上下有别，等级有序，然而始终有条不紊，和睦协调地运行。

 

二、“礼”的学理批判：“礼”的思想对主体性的谋杀

 

人类的主体性通过人和自然的关系凸现出来，而个人的主体性则通过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凸现出来。儒家发现了做为类的人的同时也泯灭了独立的个人。儒家的始祖孔子开始拒绝谈论鬼神而专言人事，研究伦理道德。然而，在儒家思想中，“人”从来就只有类的意义而没有独立的个体意义。“人”只能是“礼”之中的人，“礼”是“人”存在的保障，规范着伦理秩序；“礼”同时也是社会存在的保障，规范着社会秩序。

首先从“礼”对伦理的规范看，孟子在批判杨朱墨翟之学时便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10)“父”与“君”是儒学中两种最基本最大的权威，父子君臣关系是一切伦理关系的基础。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成为人，是通过与“父”、“君”等的伦理关系的发生体现出来的。“父”与“君”是“我”存在的体现，如果没有“父”与“君”的伦理关系，人根本就不成其为人，如果不战战兢兢的履行与“父”与“君”的伦理关系，人便会因失去人的存在依据而堕入禽兽的行列。荀子同样以人在伦理中的存在为人的唯一存在表现，《荀子》中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11)

其次，从“礼”对社会秩序的规范看，其主要体现是“正名主义”。儒家的政治社会哲学还没有从伦理学的母胎中剥离出来。“君”对“臣”的绝对权力的合法性由“父”对“子”的关系类比而产生。子路曾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道：“必先正名乎！”(12)所谓“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3)宋儒朱熹注此曰：“此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也。”(14)“礼”的思想到了西汉大儒董仲舒手中，最大限度地强调了人与人之间这种由“君”、“臣”、“父”、“子”的地位不同而产生的人格不平等关系，把君主说成是沟通天人的神，为君权的绝对性和合法性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15)而且，董仲舒以阴阳学说把“礼”造成的不平等更加绝对化、形而上学化。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16)至此，“正名”从阴阳学说中获得了坚实的哲学依据。

“礼”作为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是先于“人”，也高于“人”存在的，它为个体规定的各自的位置（角色）——“君”、“臣”、“父”、“子”、“夫”、“妇”也是预先存在，甚至永远不变的，就如电影院中井然有序的座位，一经制定，便是先验地存在着，只有人去适应它、顺从它。而且，父对子，夫对妇，君对臣，有绝对的权威，子对父，妇对夫，臣对君，必须绝对服从，这早已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人格的不平等。“礼”之中的“人”便不再是自然意义、独立意义上的个体，而是社会（伦理）角色。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治思维中，由于极端强调个人的角色作用，把人视为组成社会大网但有只能服从社会的一个网眼，使“人”纯粹成为角色存在而非主体存在，从而抹杀了生命个体独立存在的意义。

首先，从个人角度来看，考察原儒的以真性情为基础的“礼”，“礼”把个人的独立存在完全化成集体的一部分，从人格、人的本质上消灭了个人存在。人的伦理、社会角色意义一旦高于独立意义，便不啻于对“我”的谋杀。主体性表现为人的自觉和人的觉醒，也就是说，人作为社会主体，打破各种束缚，独立，理性地思想与行动。当西方哲学家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时候，思考成为主体人的存在方式并以此为不可置疑的出发点去探索宇宙知识与人生意义。“尊个性而张精神”体现了人的独立意识与主体追求，而且，这正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条件。只有张扬主体性，才能不断实现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张扬主体性使人们激情喷发，畅快淋漓地宣泄生命，享受生命，深味生命存在的伟大意义与独特美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打破各种镣铐与枷锁不断追求自由的历史，理性的思考赋予人高扬的个性，使人在超越自然、超越社会、超越自我中实现自由。“礼”则从根本上仇视自由，扼杀个性。孔子曾说：“克己复礼为仁”。而“克己”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7)如果这种“视”、“听”、“言”、“动”的内容仅仅是基本的道德要求还好，而事实上，它们往往被衍化为各种违反人性的义务训条。“克己”使人们从内心上压抑自己的感情，欲望，自由，自己放弃自己的个性，理性与是非判断能力，一切按照身处的角色的要求行动，并且也以角色去看待别人，要求别人。长期以来，生命机械论在中国总被认同、鼓励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生命之所以被视为社会机器的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集体大海里的一滴微不足道的小水珠，就在于生命没有首先被看作生命，而首先被认为是一种义务角色。“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就是因为“臣”没有被当成一个独立的生命，而被看作一个义务角色，一种履行某种义务的符号，因此在“君”的眼里他便只有服从的义务，而不具任何自己的自由、权利与尊严。这种角色对人的异化的结果就是“我”的消亡。只有通过“父”、“君”才能找到的“我”决不是真正的“我”，而仅仅是一种角色符号。“我”只能是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声音的“我”。生命再渺小、脆弱、荒诞也要有自由，地位再卑微、低下也要有尊严！

其次，从社会角度看，“礼”使个人的角色意义高于独立存在意义，又把角色秩序稳定化、制度化，从而造成整个社会裹足不前，毫无生机。人的角色存在一旦高于独立存在，生命便立即被视为没有灵魂的机器，个性立即被视为对社会的背叛，而集体、共性则一下子提高到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以集体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正当权利，以为集体献身的“神圣性”残杀生命便披着光辉的表皮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人”在统治者眼中往往首先不是有尊严、有特性的一个一个的生命，而是“民”的角色。在古代战争中，得胜的“英雄”们对战俘动辄“坑万人”，“士兵”这一角色名称已使这些战俘们不再被当做生命看，而被当作国家机器的一些小零件。人的存在成为角色的存在的时候，生命就成为毫无意义的死板的数字了。人的存在只能是主体的存在，人的思想只能是独立自由的思想，如果人仅仅是靠集体、权威思考，在被划定的范围内思考，那么这样的思考无异于不思考，因为这并没有凸现个人的主体性与独立性，没有凸现一个大写的“我”。社会是每一个个人组成的社会，但这绝不意味着社会高于个人，“礼”高于生命，健康的社会不是只有“集体”，没有“自己”的社会，而是每一个“我”主动构成的社会。“我”绝不是社会的机器，而是社会的主人，每一个你、我、他都是驾驭社会，改造社会的主体，而不是一味只能被动适应社会的机械，只有具有独立意识的人，才能有社会责任感与社会公德，才能对社会有健康的情感，唯因有独立意识，人才能从理性上认识到个人对社会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合理拥有的权利，并以社会公民的身份去履行义务争取权利。社会良性运行的实现，需要社会机器运行得当，但绝非要求人们付出自己的独立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与尊严，做一颗螺丝钉，而是要每一个人驾驭社会机器，在对自由的不断追求与对尊严的捍卫中，争取个人权利满足个人正当欲望，在竞争中取得相对平衡，实现社会和谐运转。没有独立意识的人看起来似乎十分驯良，但实际上，正如刘军宁先生在《勿忘“我”》中所说：“面子上的忘‘我’必然导致骨子里的唯‘我’；多数人的忘‘我’必然导致少数人的唯‘我’。”无“我”的社会必然导致社会公德与私德的丧失。

 

三、“礼”的制度、习惯批判：从“以仁化礼”到纲常伦纪

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与其他学派的思想最大的差异，在于儒家思想既没有像墨家思想一样，止于先秦时期的学说讨论，也没有像道家、佛家一样，仅仅在某些特殊时期渗入一部分人的灵魂；儒家思想通过国家权力的利用、改造，全面地渗入国家制度与社会生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可以说，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人灵魂的最主要部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开始了儒学全面人间化、世俗化的进程，开始了儒学从思想层面到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家和社会习惯层面的儒家为两大支柱的纲常伦纪的衍化。儒家思想与政治化、习惯化的儒家思想既有相同之处，更有相异之处。然而，恰恰正是政治化、习惯化的儒家思想方具有真正强大的渗透力，深刻地影响了俗世生活。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规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国”的系统，主要通过朝纲律令规范人的行为；一个是“家”的系统，主要靠宗法势力与社会习惯调节人的行为。就如刘文瑞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政治是两个系统并行。在政治系统上，是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在社会管理上，是自下而上的乡绅系统。”(18)这两大系统的共同根基都是以“礼”为根基的儒家道德。

儒家思想中“仁”是“礼”的感情基础与内在价值支撑。然而，儒家同时承认等级制度，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当权力渗入其中的时候，“仁”与“礼”便产生分离，从而抽空了“礼”的价值内涵，把“礼”衍化为纲常伦纪的训条。自从刘邦打败旧贵族项羽之后，流氓习气便已深渗进历代王朝的骨髓。汉初刘邦与陆贾的那场“马上得之”与“马上治之”的辩论中，陆贾把儒学功利主义化，终于得到刘邦的赞赏。(19)儒家思想由此切入政治操作层面而成为一种治术。问题在于，“内圣外王”的政治美梦中，一旦抽空了“内圣”的价值核心，“外王”只能成为“外霸”， “礼”的内核“仁”也同时消失，君不君了，而“君”仍把握着绝对权力可以约束、强迫臣子、百姓尊孔行礼，臣仍必须臣，于是“不在其位，不谋齐政”的正名主义思想顷刻变成对专制的容忍与维护。而权力者津津乐道的“礼”，只能成为粉饰太平、自我美化的工具和心灵控制的枷锁。“礼”衍化成为刻板僵死的道德训条，在“国”的系统中以君王的绝对权力为基础，在“家”的系统中以宗法势力为其坚实后盾。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泯灭人性的教条事实上正是“礼”的思想的人间化。正如陈独秀所说：“愚以为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何以言之？儒教之精华曰礼。”(20)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魏晋文人所反对的“名教”，还是五四知识分子所抨击的“礼教”，都是人间化的“礼”的思想。

魏晋时期是孔教被奉为国教后的第一次主体性觉醒时期。“名教”作为各种道德训条对人们的行动规划出无数禁忌，束缚了人的行为更桎梏了人的心灵。“礼”的价值基础完全被扼杀，只剩表面的，刻板的教条。不知书的“秀才”，父别居的“孝廉”，怯如鸡的“高第良将”，充斥着整个礼俗世界，魏晋文人的觉醒正是对这样的名教的反动。从孔融的非孝，到阮籍、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晋文人冲破了世俗的“礼”的樊笼，舒展着真性情与独立品质。这一次主体性的觉醒对中国人的思想空间的掘进与扩大有着极大的意义。然而，“礼”一经国家化，便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支持。因此，反抗礼教的魏晋文人们大多不免喋血刑场，隐居山林的结局。

“礼”对人性的禁锢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峰。“存天理，灭人欲”的提出与实施和三纲五常的义务信条残杀着生命。割肉养亲、自杀殉夫等惨无人道的行为在“礼”的理论支持下成为“孝”、“贞”的社会美德，备受表彰和鼓励。《儒林外史》作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为我们保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与儒林心理状况。其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儒生王玉辉的女婿病死，女儿欲自杀殉夫。王玉辉不但不痛惜亲生骨肉，加以阻止，反而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拦阻你？”怂恿自己的女儿自杀。在王玉辉的意识中，亲情相比于纲纪，几乎毫不足惜，而生命在纲纪面前，也是多么苍白无力。而王玉辉的女儿自杀殉夫后，一群冷漠的庸众，竟纷纷夸王玉辉，“说他生这样一个好女儿，为伦纪生色”！(21)一个“为伦纪生色”表现出人们对生命的漠视，对尊严的蹂躏已经到了何种地步！生命已经完全成为一种机械的存在，生命的存在就在于把一切包括生命本身献给“伦纪”，献给自己所处的角色，而生命的高贵、尊严、神圣完全一文不值！

任何一种思想，一经政治化，便呈现出与原来的思想截然不同的面貌。作为儒家思想的“礼”与作为政治制度的“礼”、作为社会习惯的“礼”是完全不同的。然而，恰恰正是这三个方面共同完成了“礼”从思想到行为，从理论天国到世俗人间的过程。从“以仁化礼”的儒家思想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礼治制度，再到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道德训条，有着一脉相承的合理的逻辑关系。“礼”对人的独立性的泯灭不但在理论层面，更在切入政治操作的制度层面与规范民间生活的宗法习惯的层面。人的角色意义高于主体意义，人成为一种角色，一颗棋子而被动地存在，制度与习惯实现了对人的桎梏，由此养成了中国人长期积淀的“角色欲望”与“潜在奴性”。

 

四、制度与习惯对人的异化：“角色欲望”与“潜在奴性”

“礼”的学理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表现出对类的绝对肯定与对个体的绝对否定，这种关系一旦进入现实操作层面，对个体生命的否定被不断强化。在“礼”的思想中人的角色意义高于独立存在意义，这种思想的积淀养成了人们的“角色欲望”，也就是人成为角色的奴隶，人一旦坐上什么椅子便会对这一角色所要求的一切被动、僵硬地接受，并压制自己的一切个人欲望——包括良知与尊严适应之。“潜在奴性”同样指人们与生俱来的对角色的奴性，屁股绝对主宰、支配大脑，并且这种对角色的奴性没有固定的权威，他扮演什么角色就对什么角色的权威臣服，而不问其正义性与道德性。

中国古代社会经历过无数场战争，而其基本政治体制与社会生活方式，自秦汉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战争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儒家思想、君主专制政治与小农经济三位一体，结合得无比严密。可以说，中国古代基本上处于一个封闭、保守的状况。其原因正在于“礼”所规范的社会结构的稳固性。人们适应制度的能力太强了，人们走进角色太彻底了。一个人走上什么职位，他便完全是历史上那个角色的人，说那个角色向来说的话，做那个角色向来做的事——而没有一丁点“自己”的影子——这正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难以真正进步的最大原因。无论吸收什么思想理论，中国文化、制度总能把它弄得面目全非而后为既有制度服务，无论吸收多少青年，中国的文化、制度也总能把他们规范成一颗颗螺丝钉而后战战兢兢地运转。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政治、社会改革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人们已习惯了各自的角色，要在这个“礼”的大影院中多放几只椅子或者撤掉几只椅子，立刻会招来毁灭性的打击。“角色”凌驾于一切之上，一个人没有独立意识，没有自我，便只有拼命地走进角色，融入集体，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这就是中国人向来对集体的依赖性特别大，集体认同感格外强烈的原因之一。

人永远是生活在制度、社会中的人。一种由主体人构成的制度与一种由角色人构成的制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开放性的，富有弹性与良知空间的制度，由此形成开放社会；而后者是一种封闭性的、僵化的、冷硬的制度，并且形成缺乏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的社会。在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发掘的社会里，人们对角色的驾驭与对制度的主人意识，使人们的良知经常得以行驶与体现，再冷酷的制度也会因此而获得一丝脉脉温情。摩罗先生称此为“良知的弹性”，我以为以此说明僵硬的制度中良知的行驶恰如其分。在摩罗先生的《耻辱是我们的精神资源》中记载了一个关于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故事：在亚历山大一世当政后期，俄国军界和文界有许多秘密团体，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主张，大臣们力主收拾这帮革命者，亚历山大一世却表示，“也许这些东西都是幻想和错误，可这都是我年轻时赞同过、信奉过的东西，不应由我来进行惩罚”。(22)亚历山大一世与革命者的利益无疑是尖锐冲突的，但作为一个皇帝，他保持了浓厚的人文气息和独立的历史良知，这使政治体制获得一种弹性，这点弹性的空间使革命者的言论与行为得以悄悄地继续存在，让生活在痛苦与苦难中的人们从中看到一点光明的希望。而倘在中国，镇压革命屠戮革命者不止是皇帝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更是“皇帝”这一角色所应尽的义务，如果万一有皇帝发了慈悲之心怜悯无可生存的起义农民，他反而会因为违背“礼”而受到良心的谴责。“良知的弹性”之所以有存在的可能，乃在于活的制度容许良知存在。而在充斥着礼教的义务信条的僵死制度中，奴性与角色欲望扼杀了良知，匍匐在制度脚下的奴仆们所做的只能是按照角色的既定模板塑造自己，不把自己弄成制度的一个标准的僵死的工具绝不罢休，以期从制度中捞多一点好处。中国的历代起义领袖洪秀全之流，他们在不得势的时候便把“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等各种动听的诺言写到革命的大旗上，但一登上龙椅，屁股决定大脑，角色主宰思想，他们立即变得跟以往的统治者一样专制暴虐。没有良知的制度绝对是残暴可怕的制度，因为失去良知的人们的兽性和暴行往往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范围。正如摩罗所说：“这些苦难深重的人不但不愿意抵消制度的残酷，而且常常沿着制度惨无人道的一面勇往直前，一任内心的恶毒与下流无限度地发泄，走得比制度本身更远。”(23)清政府的制度对徐锡麟这样的革命者的惩罚不过是枪杀，但执行的屠伯们却不满足于此，竟把他的心肝挖出来炒了吃。

 

五、结语

“礼”的思想及其衍生出来的义务信条对主体性的颠覆是全方位的。这使“礼”成为专制主义滋生的最佳土壤。只要人们都遵从“礼”，做社会机器的奴隶，社会便处于统治者所要的“稳定”状态，于是他们驾驭起这机器来就会更加得心应手。明清时期，几部儒学经典被钦定为进阶的唯一读物，愚民的教育成功地训练出一大批朝廷的奴才。专制主义以“礼”摧残了人的独立意识与个性，主体意识与个性的泯灭又使人不觉为奴，以惊人的忍耐力任由统治者肆无忌惮地施加淫威。礼教的罪恶不断积聚，直到五四时期，愤怒业已形成奔腾的地火，一个叫鲁迅的青年的一篇《狂人日记》飓风般卷动了思想界，以一个狂人之疯语对中国人作了惊雷一击：“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4)“礼教”的本质终于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打倒“孔家店”，改造国民性也成为先进的知识分子韧性、痛苦而不懈的追求。五四时期的时代特征，乃在于立人，即寻找“我”，“我”的觉醒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巨大的历史包袱压在我们的肩上，强大的历史惯性需要我们去挣脱！

 

胡哥，你只是一个符号

解滨的文章《胡哥，但愿你不是个传说》写得很好，分析得很到位。只是我看，太高看这位小胡哥了。

其实这位小胡哥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符号。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胡哥是邓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什么事情都谨小慎微，其实也不是谨小慎微，就算放手给他干,他也是什么出格的事情都干不出来，所以邓对他可以说是很放心。

而邓的接班人江呢？他是拿邓没有办法的，尽管他不喜欢小胡哥，但胡什么把柄也没有，他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所以怎么办呢？嘿嘿，老江有办法，什么办法？就是把小胡哥塑造成一个符号，一张贴纸,一个标签。

怎么说呢？你看啊，江把位置交给胡哥的时候，没有象邓让江接班时那样，把江称为核心。江只是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等于是句屁话。可是却不只是屁话哟，实质上是把小胡哥塑造成一个屁，狗屁都不如的屁，一个符号，一张贴纸,一个标签。

所以你看啊，看中国各省市电视，那些地方官开口闭口都是团结在以胡锦涛为党中央周围，开口闭口都是胡锦涛说什么指示什么，可是实际上呢？实际上都不拿小胡哥吃劲，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你看，重庆的薄书记，唱红打黑，眼里哪有什么胡哥啊，呵呵，最近出事了，他却来劲了，把重庆的唱红打黑说成是胡锦涛的部署，嘿嘿，前不久，薄书记还因为请不动小胡哥去重庆，而把小胡哥的堂兄请去了，请不动李逵，请个李鬼去凑数也好，嘿嘿。现在他自己出事了，就说他那唱红打黑是小胡哥的部署，摆明了欺负小胡哥。呵呵，这位胡哥倒好，屁也不放一个。呵呵，我挺同情小胡哥，因为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符号。

其实小胡哥眼界不宽，也乐得当一个符号，不管是左中右，开口闭口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只是没有人拿他当回事，他也乐得这样。你们爱咋闹咋闹，只要我这个符号不变，牌子不倒，只要我能够混到任期满为止，就算是阿弥陀佛。

呵呵，我们的小胡哥所下的就是这么个小棋局，没有任何历史使命感，没有任何责任感，当然，就算他有，也没有这个能力。

下面的人也是这样，一个个都是只顾着眼前利益，只顾着他们的小集团利益，只顾着个人利益，小家庭利益。所以一个个贪，除了贪，还是贪，一个个包二奶三奶，其乐融融。

呵呵，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前景吗？我看不出来。

其实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坐大了，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可是表面上还尊称周天子，其实只是把周天子当成一个符号，呵呵，现在的小胡哥就很象是这样一个符号。

那些反对派呢？不少人，眼睛里只盯着共产党，好象只要把共产党搞下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你看，我写的文字《说说我的外星粉丝，兼谈文化更新》，我把中国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文化问题，提出文化更新的概念，提出只有学习西方文化，只有踏踏实实搞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文化开放文化更新才能改变中国。

我看到在明镜网上一些留言，不少人也都是和小胡哥一样的聪明，一样的眼界，一样的小棋局，呵呵，如果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话，还真没有希望。

呵呵，什么时候中国人，无论体制内体制外，无论是当权的，还是反对派，能够把眼界放宽点，能够从世界看中国，不再坐井观天，就能看到中国的问题所在了，就不会局限于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还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了。什么时候小胡哥小习哥不再是个符号了，不再心甘情愿当符号了，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不再自我设限，画地为牢，自娱自乐了，我想，到那个时候，中国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呵呵。

坦然面对中国文化转型

万维网这些海外华人讨论中国文化转型的时候，火药味很浓，我看这一点也不奇怪。自从大清末年，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就面临危机，百年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正经历着剧烈的转型。

这种转型带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道德，等等不同视角不同层次的再审视。

其实文化的冲击本身会带来痛苦和观念的改变。这种痛苦是漫长的，这种观念的改变也是艰难的，让人们接受新的东西是不容易的，需要有个过程。

就好象大清朝的老百姓，你要剪他们的辫子，他们是怎么也舍不得的，他们还以为他们的辫子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呢，其实哪里知道他们的老祖宗才不留辫子呢。

现在的网民们，长期接受共产党教育，有的是马列主义老头子，有的是毛泽东思想老太太，你现在要他们放弃马列主义，放弃毛泽东思想，他们当然不能接受咯。他们还以为马列主义或者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他们哪里知道马列主义根本就是西方和苏联的垃圾。毛泽东思想也是西方的垃圾加上中国文化中的垃圾发孝而成的极品垃圾。

所以我说，那些坚持文化开放文化改革文化更新的人士，你们要理解，要耐心，要坦然面对他们的极端痛苦。

对我来说，世界走向全球化，当然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也包括政治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道德体系和价值观的全球化。

全球化不可避免，那么就要坦然面对，面对文化的转型。大清朝结束后，人们不也逐渐接受了剪辫子吗？剪了辫子脑袋不是变得轻松了吗凉爽了吗？

共产党统治中国这么久，发展到现在还有几个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有多少人到现在还没有看明白？我看啊，在上层，在党中央，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相信他们自己说的那一套了。只不过他们还得那样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工作需要。嘿嘿，有意思吧。

回过头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坦白说，比照现代文化而言，中国文化显然处于弱势。而在这种文化冲撞过程中，弱势文化一方的反应不外乎三种：

1． 全盘接受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极端鄙夷；

2． 强烈反弹，处处维护“国粹”，捍卫所谓的文化安全，全然不敢坦然面对强势文化，或者是鸭子死了嘴还硬；

3． 保持“中庸”，既能平心接纳强者之强，又能弥补弱者之弱。在这一种反映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为典型，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只能学一些西方的技术，而学不到真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我对这第一种选择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也没有完全鄙视我们的传统文化，至少我对使用中文吃中国菜等等还是情有独衷的。

而对第二种选择，我是持彻底否定的态度。我们不能够捍卫我们的所谓“国粹”，在面对现代文化的时候，我们需要坦然，我们有足够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抱守残缺是没有前途的。

而对第三种选择我是持支持态度的。但是我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文化互动的时候，我们不能预设前提，不能自设障碍。我完全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西学亦可为体，中学亦可为用，具体来说什么为体什么为用要看具体情况具体个人而定。

有人认为，学界需要研究，需要搞明白，现代文化之强到底强在何处，中国文化之弱又弱在哪里，认为需要梳理出强者之所以强而补弱者之所以弱，才来谈到底要学习西方什么文化。

我对这种观点是持否定态度的。就象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完全没有经验，如果要等到学者们先研究，搞明白了怎么做才来做，那恐怕等到现在都还没有改革开放呢。

当年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搞经济改革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做得非常好，行之有效。所以，我认为在文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只要开放就对了，让中国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互相取长补短，放开手脚让老百姓自己选择。我相信，一旦开放，就能搞活。而不改革，抱守残缺，只能死路一条。

我相信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会选择最适合自己胃口的文化内涵。

现在的当局的做法是替老百姓选择，强行灌输垃圾文化，这是最要不得的。对我来说，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中国老百姓的选择权，这里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文化的选择权，等等。

其实，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接受还是不接受，中国文化转型始终都在进行着，比如说中国社会传统的家族文化，尤其是大家族文化，现在已经式微。不仅如此，就算是海外不少国家的华人宗乡会馆这些传统华人机构华人文化，也是后继无人。

所以我们要坦然面对这些改变。这些改变固然与当年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有关，但即使是没有这些运动，中国的这些大家族文化，宗乡文化迟早也会被淘汰。

与之相应的价值观，道德观，比如说“三纲”与“五常”等等，虽然是根深蒂固，但随着现代文化的入侵，也已经动摇了。江泽民任中喊过的“以德治国”最终还是会被“以法治国”取代。

当然，这里不是说“德”不重要，事实上是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熏陶了数千年，人们的道德水准与西方社会的人们相比，并没有显得有多大的优越性，相反，中国社会道德败坏，假冒伪劣横行，环境破坏，等等各式各样的缺德行为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都说明了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五常”道德伦理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也说明了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主流思想是保守的，不适合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应该为现代人伦关系，现代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所取代。

所以说这个文化转型是必须的。与其故步自封，不如主动吸纳现代文化价值，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新鲜血液，使之焕发活力。也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真正现代化。只有中国文化现代化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和价值观才能现代化。

专制：中国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

最近这个万维网掀起文化热潮，讨论中国文化，中华文化自然是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是糟粕横流，各位在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能够冷静，不能够心平气和，谩骂，恶语中伤，等等，这些本身都是中华文化的具体表现。

其实我们中国人在讨论中华文化的时候，一向就是这么激动，这么偏激的，这不是万维网独有的。几千年前百家争鸣的时候是这样，当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吵吵闹闹，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

五四运动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说是向西方学习，什么引进德先生，赛先生，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真正学到，别说德先生，就是赛先生，也只是学到皮毛，只学到了一些技术，而不是科学。

我是一贯赞成反思中国文化的，我所谓的反思中国文化，是指采取开放的态度，搞文化开放。过去我们搞经济开放，结果把经济搞活了，我相信，如果我们搞政治开放，政治也会搞活，搞文化开放，那么文化也会搞活。

我们不是一贯相信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吗？既然如此，那怕什么竞争呢？为什么不敢搞文化开放呢？不敢放开手脚，不敢解放思想呢？到底在怕什么呢？

我发现，很多人一提到中国文化的时候，就非常敏感，非常的不冷静，就上纲上线，好象一反思中国文化，中国就会完蛋，就对不起老祖宗似的。所以很多人在回避反思中国文化，这里面有些人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有自己的日程，就象司马南说的，他反美是工作需要。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回避反思中国文化，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几千年文化的敬畏。

所以，在我看来，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需要冷静，需要理性，不要情绪化。靠谩骂，靠诽谤，靠声音高，这些都无助于问题的讨论。有时候甚至会适得其反，你比如说当年本来搞新文化运动，搞五四运动，学习人家的德赛二位先生的，结果却把西方的垃圾，也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苏联的列宁专制主义引进到中国来了，与中国原本的专制思想，独裁文化一拍即合，这个祸害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不反思中国文化可能也不行，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上，社会制度上，基本没有多大改变，眼下中国众多的社会问题，归根到底都与文化有关。什么样的好制度，好法律，照搬到中国来，实行起来往往会走样，这是什么问题呢？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化的问题。

网络上很多有识之士反思中国文化，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具体见解。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在中国会产生几千年的专制集权呢？

我看，中国数千年来，经历的朝代很多，虽然文化上思想上很多派别，但是归根到底的核心思想是所谓的“天人合一”，而正是这个所谓的“天人合一”本来应该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也就是说人需要适应自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这个听起来是十分正确，完美无缺的。

可是实际上，谁能代表“天”？自古以来，只有所谓的“天子”才能代表“天”。谁能成为天子呢？在古代，还有所谓的“王道”，也就是说只有帝王的子孙才能成为天子。在《史记》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舜，禹，契，后稷都是黄帝的子孙，黄帝秉持天命治理天下，德泽深远地延及后世，所以他的子孙都又立为天子，这是上天报答有大德的人。人们不了解真情，还以为是从平民百姓兴起的呢。平民百姓怎能无故兴起统治天下呢？这是要有天命的。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天人合一”成了统治者之所以成为统治者的理论根据，也正是这个“天人合一”造就了中国数千年专制集权的怪胎。

不仅如此，“天人合一”的思想否认了“神”的存在。人们要相信天子代表着天，要迷信天子，而不是天子以外的什么超自然力量。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难有真正的宗教信仰。人们的生活，思想，都非常的现实，非常的实用。

其实被统治者利用的“天人合一”只强调平民百姓需要顺从天意，即顺从天子之意，与原本的人与自然的统一还是不完全相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见到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对大自然的破坏的严重程度是任何其他国家其他地区所不能相比的。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最最最根本的就是这被统治者歪曲了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正是这样的思想产生了数千年的专制集权。

如果说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有什么重大贡献的话，我看,这最最最根本的就是这被统治者歪曲了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博大精深的专制集权制度和文化，才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

中国古代的“国”实际上是“家”的概念，顶多算是“家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不同的。所谓“普天之下莫为王土”就是这个概念。这些都是“天人合一”的结果。

中国现在有共产党统治，共产党也同样把中国当成它的私有财产，你与其有不同意见，它可以把你抓起来，关起来，驱出国境，不让你回国，这些都是非常奇怪的，究其原因，都是你自己不好,没有顺从天意，没有做到“天人合一”。

所以说，中国要现代化，首先要把国家的概念现代化，要把中国的文化现代化。

下面转载一篇钱穆先生的文章，谈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虽然观点不同，但可作参考。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顿，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今逢中华书局建立八十周年庆，索稿于余，姑将此感写出，以为祝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 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界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 ，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瞭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俏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说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相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以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意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

中华民国七十九年五月端午节钱穆在迁出素书楼之前三日完成于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六岁。

下面转载一篇网络文字

从天谈起

天是中国人最常用的一个字。按中国最早的字书《说文》的解释，表示至高无上。“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天”就是这个意思。

天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现，是一个头部突出的人的形象（见下图 ，据许进雄，古文谐声字根，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页705）。最初的意思仅仅是用来表示人的头顶。殷商人特别崇拜鬼神，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主宰被设想住在天上，但在甲骨文中是用“帝”来表示而不是“天”，甲骨文专家许进雄教授认为，那时的人似乎还没有把头上的整个空间明确地看成一个系统。

周武王在 伐商誓师时责备纣王“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他这是执行天的命令来了。三篇誓词 ，不到八百字。“天”字出现了十九次（《周书·泰誓》）

周战胜了商，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天”也成了宇宙万物的最高权威，道德的最后裁判，后世无不奉行。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嬴政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称皇帝，他命工匠将李斯写下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刻在灭赵国时得到的和氏璧上，作为他的传国玺。从此这块石头便成了神圣之物，后来被想当皇帝的野心家争来夺去，以为得到这块传国玺，自己便也“受命于天”，即从天那里得到统治万民的合法性了。皇帝被称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人民都 是属于皇帝一人的家产，任他予取予夺，“天经地义”。所以刘邦和朱温当了皇帝，都忘不了向本是农民的他们的父兄夸耀，你看我置的家业有多大！臣下也跟着呼万岁。别说皇帝，晁盖和宋江占山为王，也是打的“替天行道”的旗子。

当人们处于绝望之际，常常会呼喊“天啦！”“苍天在上！”，“天”成了他最后的希望。这个精神世界之天比自然界之天更是无所不在地渗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 只可惜总是叫天天不应。因为这是个想象出来的，实际并不存在的精神之“天”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隆笼盖四野。这是确实存在的自然之天了，头上的天空。“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这里的“天”还多了一层根据看到的天空现象推测天气的意思。

这个自然之天，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人们到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靠天吃饭。因此历史上的中国人，很注意对这个自然之天的观察，留下丰富的记录。可惜没有能把天作为一种单纯的独立的自然现象去研究，而是把自然之天和精神世界的天混在一起，简单地说就是“天人不分”。《易经》开宗第一章有一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系词上篇）这是说人间的伦理秩序，道德规范都是天规定的，体现在自然之天所显示的现象中，而天象的变异则预示着祸或福将降临人间，以后就成了中国人认识世界和行事的准则。这里的天成了和人一样有思想意志，喜怒哀乐，但超人而且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到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出，更把“天人合一”的影响发挥到极至。按照他的说法，人是天按照自己的样式制造出来的，“天人一类”，彼此相通，互为影响。 实际上这个天乃是他从人的角度想象出来的。董仲舒将古圣先贤的思想结合后来兴起的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现象与人事比附，告诫人君，应爱惜百姓，听取和尊重民意，如果善待百姓，把国家治理得好，上天就会降下祥瑞；相反，上天就会发出警告，直至给以惩罚，“自绝于天”更会失去权位，改朝换代。

日蚀，月蚀，陨石坠落，花木不合时令的开放或生长，都被视为上天的警示；地震山崩，洪水泛滥或久旱不雨，蝗虫蜂起，更不只是警告，同时也是上天在施行惩罚了。黄河清，彩云现，禾生双穗等等则是祥瑞，这时群臣上表致贺。

自然界出现不寻常的现象，被认为是人事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非是说人类活动破坏了植被，污染了河流土壤之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是指因为周幽王宠信了褒姒导致歧山发生了地震。这种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天人感应”，将自然界的变动看成是上天在传递某种神秘的信息 。

因此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中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志的神。

董仲舒的原意，或许是想让人君看到，在他之上还有个比他更有权威的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使皇帝因敬畏上天 ，也不得不对自己残虐百姓的行为有所收敛，但实际上难以收效。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套自欺欺人的消灾弥祸的所谓禳解办法，如用祭祀以贿赂天地神灵；将责任推给臣下，让他们当替罪羊；让和尚道士给冤死者念经“超度”…等等 。灾害发生，受灾的仍是老百姓，腐败的统治者照样腐败并心安理得。

特别是，如此“天人合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系词上篇》）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有贵贱之分，在下者应当服从在上者，也就 合于宇宙的公理。皇帝是“奉天承运”，所谓天人合一，说到底，仍是为巩固皇权服务。

按照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就自然本身去探索自然没有必要了，答案就在人世间。就在学者们的心中，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就是格物，也可以致知了。

如发大水是“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湧水為災。”因为“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就要闹水灾，而小人属阴。

闹蝗虫，那原因在《易傳》上有：“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征篇》说的更具体：’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

这种思维方式扩散到民间，便成了天上落下一颗星，地上就要死一个人，帝王上应天星不说，他的文臣武将也都在天上各有自己的位置；万物皆有灵性，不仅人能修炼成仙，狐狸也能成精，石头也可通灵，雷公电母，财神瘟神等众多与人的安危祸福相关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个把他们供奉起来。这一来，闹旱灾了，禁屠宰，关南门，求龙王；出现瘟疫，请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坛神；有人亡故，请阴阳找风水宝地埋葬，以求多福多寿多子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到到民国时期仍是常有的事，我亲身所见。正如李慎之先生指出：“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医家，以至风水、气功、武术、房中术……”都是把“天人合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李先生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小传统，并说：“近代以来，中国大传统中的“天人合一”说已经大大式微，但是在小传统中近年却不但重新抬头，而且日见流行”。

由此可以想见，在这种氛围下，哪里能有科学的位置。所以杨振宁先生说易经的思维方式阻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历史的真实，甚至也是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哲学家来说，天人合一是他们所追求的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达到了一举手一投足均符合宇宙规律。对于儒家或哲学家追求的这种“天人合一”，无疑应当尊重 ，但需要明确，这里的“天”不是自然之天。

对那些修炼者来说，他们的“天人合一”是成仙或圆满了；小传统中其他的“天人合一”，各式各样，台湾的宋七力组织了个“天人合一研究会。便并不 研究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用他的“分身”“眉心放光”等等来显示他的“天人合一”境界。

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对于自然之天的表面现象尚未看清，可以产生女娲炼石补天，嫦娥奔月之类神话和幻想故事，对其本质则无科学的认识。

进入到现代，对我们来说，就必须把他们混淆了的天的概念分清，不能把自然界的天，和有人格的神化了的天混为一谈，认清究竟什么是天。

在中国语言中，天和地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完整概念；在自然界中，天和地也的确是一个系统。要认识地就得认识天，对天的认识错误，也必然带来对地的错误认识。因此，要走出认识地球的误区，就认识自然之天。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未能使人重视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相反带来的后果倒是严重的。

前已论证，中国的“天人合一”并非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虽然其观念可以发展为人与自然的协调，但因为天人不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不到理性的认识，也就无法正确处理。最明显的例子是秦始皇，他自以为权力为天所授，便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而为所欲为。南巡至湘山，逢大风，几不得渡，于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红色的土壤，作为对山神的惩罚；一次梦见与海神战，解梦的方士说海神是看不见的，但要有大鱼、蛟、龙出现，就表示他在那里了，于是出海去找寻，在山东之罘见巨鱼，自用连弩射杀。

秦始皇是信奉“天人合一”的，而且身体力行，为修炼成水火不进，能陵云气与天地长久的“真人”，动用七十多万人修阿房宫，因为“真人”需要住这样复杂深沉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为此，四川、湖北的许多山头被砍光了。

秦始皇筑长城的一个原因是相信了“亡秦者胡”的预言，还有修驰道要求笔直，堑山堙谷。这些工程，对环境的破坏，该有多大？

所以有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并不一定就去保护自然，那时没有这样的概念，什么环境保护的观念，是今人塞进去的。

因此秦始皇干出的一些事，比唐吉诃德还令人哭笑不得。武则天下令百花在冬天开放，当然是编造出来的故事，也说明着“天人合一”并不尊重自然。所以在某些人自诩为中国文化传统不与自然作对，而是追求“天人合一”，那是纸面上的东西，不是实际。

实际是，中国的土地上许多山头早就是童山濯濯，黄河下游因泥沙淤积成为“悬河”，举世无双；楼兰古国成为荒漠废墟；就是因为天人不分，不能了解自然所致。倒是西方把自然作为独立的对象去考察和研究，才真正弄清楚了各种自然现象之间，以及他们和人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使人能够正确处理。这个结果不用多说，仅就绿化一项和欧洲对比一下，就可以看清楚。

“天人合一”的主导思想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使我们无法认识自然规律，得不到在大自然中的自由。

按照天人合一的观念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应该是不变的，特别认为地是“至大至静之物”，因此每当有可以感觉到的变动发生，便要视为异常，附会人事休咎。

然而自然，或者说天地之间的事物，无一不在变，而且是时刻都在变。

在这些变化过程中，人类的活动当然是有影响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宠信褒姒就会导致地震这样的因果关系，而是人作为地球生物圈的一员，他的任何行为，包括生命终结后躯体回归自然，都会对地球这个大系统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渗透在地球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而不是孤立地起作用，因而常常不能认识。 譬如沙尘暴起，有的黄尘竟落到了香港，而香港人未必都知道与他们喜欢吃发菜有关，因为滥挖发菜，使内蒙一些本来长草的地面失去了植物的保护。再如一百多年前，黄浦江边沉没了一条船，没有及时打捞，结果泥沙在那里淤积，使江边增加了一块陆地。还算好，没有造成港口的堵塞，那块地后来建成了今日的黄浦公园。人类对他的活动所能给自然带来的影响，一开始常常没有想到。

对于自然界中那些逐渐发生的细微变化，人的感觉器官多能察觉，误以为不变。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以为年年岁岁都一样，其实年年有不同，大气的成分和气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这是清朝时在黑龙江西边中俄界碑上刻的字；坚如磐石，安如泰山是普遍的习惯的认识。但泰山其实是在不断升高，同时在因受到风化剥蚀而失去原有的高度。

自然界本身的变化比人所能产生的影响不知大了多少倍。在人类没有出现以前沙尘暴就有了，而且规模很大，否则何以能有黄土高原形成。人类的活动可以加速或延缓这些变化，但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并不是所有活动都会产生坏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就只能守成而不能进取，关键在于能不能认识自然变化的规律和遵守这些规律。

恩格斯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仅仅是因为我们胜于其他一切动物，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已。”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我们可以用电来为人类服务，但同时要遵守电的规律，否则就会电死人，出乱子，没有用电的自由了。 自由是相对的，遵守客观规律与得到自由是矛盾而又统一的。

遵守客观规律并不等于等待自然的恩赐，我们需要自觉地运用自然规律去改造世界，雷击使人死伤，而由此发现电的存在并进而加以利用，造福于人，就是我们比鸟儿高明之处。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努力去探索自然，认识自然，走出那些习以为常的认识误区，譬如愚公移山的构想就是一个。

中国的皇帝通常也称为王天子，古书上有：“王，天下所归往也。”“王者尊，故称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称呼皇帝，既表达了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力，又显明普天之下要服从一个人的统治。《孟子?万章上》“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孔子的“天命观”宣扬“天无二日”，天确实只有一个太阳，但这只是太阳系中的情形，怎能轻易断定别的星系没有二个太阳呢？天无二日，应用到人类社会中，就是国无二君[西方古代国家都是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会当家作主]，“天意”只能由一个人来代表。这就根本上扼杀了民主制度诞生的可能。一切围绕君来转，“朕意即天意”，一切以君上的是非为是非，一切以君上的好恶为好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在中国野蛮的专制文化中，流行的是“打江山、坐江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后导致的是新专制代替旧专制，百姓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成王败寇”是一种家天下的观念。儒家认为：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授的，臣民的权利是天子授的。将人分为三流九等乃天经地义。

这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在政治上的反映。中国古人把人间的等级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级秩序最早出现于马马迁《史记?天官书》，天上的一个个星都是天的官员或官厅，天做为整体象征了国家的官僚等级体制。天上本没有帝、后宫、匡卫、贵人、骑官、上将、贵相等特权等级尊卑，是古人为了维护王权臆造出来的，这种权力等级从国家延伸到家庭。

《荀子?王制》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

董仲舒讲：“三”代表了天、地、人，“1”是把握、参悟；“王”就是掌握了天、地、人规律的圣人，也就是说王是把握了宇宙的知识神。“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蚀），星辰不陨，勃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处，深渊不涸”。董仲舒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就该“受命于天子”。“天人合一”把统治者地位神圣化、绝对化、永恒化；如果谁敢反抗专制统治，就是“天理难容”，身首异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种“天人合一”我们要回归吗？

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写道：“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大约从夏代开始救护日食就成了国家礼制的一部分。“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若哪位大臣不肯去救护，“乃是不君事其事也”（《左传正义》），即不以其君为君，这样的罪名谁敢担当？

春秋时晋人伯瑕认为日食是“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因日食而下诏自责的当属汉文帝。公元前178年，日食之后文帝下诏：“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汉文帝把日食原因归咎自己，并广泛征求进谏者，他成为后世帝王遇到重大灾异时下“罪已诏”先例。

《全唐文》卷410中对举报私藏天文书籍者，给予升官或五百贯赏钱。对民间私习天文者给予流放、充军甚至死罪的惩罚。明太祖朱元璋还规定只允许有世袭权利的人学习天文。青年学者江晓原在《天学真原》中认为，中国古代天学“在上古是王权的来源，到后世是王权的象征，因此，如果谁打破了天学的垄断，就意味着王权受到挑战并被削弱。……天命的确认（王权的确立），除了依靠经济、军事、德行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资本是天学。”

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机械性地混合在一起，可以简单地剔除糟粕而保存其精华。仅仅笼统地高喊回归“天人合一”，恐怕对急需民主化的中国有害而无益。

再谈人权：中国百年来人权有进步吗？

新年第一讲，我就拿中国人权说事，现在觉得还不过瘾。这第二篇再谈人权。

不过，今年是2012年，一百年前1912年是民国元年，也就是说，这一百年是完完全全摆脱了皇帝大人的，是小老百姓过自己的日子的一百年，是小老百姓不需要下跪的一百年。

说到下跪文化，我想，这可是中华文化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一部分呢。上篇文字我说了，人是动物，除了是生理动物外，还是情感动物，还是社会动物，还是政治动物。其实人区别于动物的还有一条，就是人会直起腰杆子直立行走。这可是了不起的，那些动物们看了恐怕要羡慕哟。

可是我们中华文化，偏偏要小老百姓学会下跪，学会卑躬曲膝。我们中华文化有“跪天、跪地、跪父母”一说。臣子们见了皇帝要跪，百姓们见了父母官要跪，晚辈们见了长辈要跪，祭天地鬼神的时候要跪，祭祖先亡灵的时候要跪，婚丧嫁娶、拜年祝寿、祈福送福、拜师谢师、认错谢罪，等等等等，无不下跪。

这个跪字，美其名曰是一种“礼”，可是长此以往，人们养成了卑躬曲膝的习惯，养成了不敢挺直腰杆子做人的习惯。

这不，这种下跪的所谓礼仪，在这一百年中确实已经去掉了，现在很少见到人们下跪了，也许只是人们到庙里求神拜佛的时候还下跪，平时百姓见到官的时候，儿女见到父母的时候，学生见到老师的时候，是很少下跪了。我想，这恐怕是中国人权的一个不小的进步。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下跪是不多见了，可是人们心里这个卑躬曲膝的心理还在，恐怕短期内是很难消除的，这也难怪，中国人，谁叫你的文化历史那么悠久的呢？现在的百姓见官，都要送上见面礼，学生也时常给老师送礼，病人也给医生送礼，等等，把下跪的习俗金钱化了。

当然，有人说了，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在天安门广场说出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他自己站起来了，老百姓都趴下了，因为自从共产党执政中国，中国老百姓就得向共产党或者其领袖卑躬曲膝了，曾几何时，中华大地上几亿百姓山呼万岁，对领袖人物顶礼膜拜，就跟现在的北朝鲜那个模样一样。

好在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现在的百姓没有那么怕了，也没有那么愚了，敢怀疑了，敢维权了，敢骂娘了。领袖么，算不了什么屁了。

呵呵，说了半天，才说了一个进步，其实自从清朝末年洋务运动之后，加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等，中国的国门打开了，中国人权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你看，女人不用裹脚了，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受教育一样可以出来工作了，现在的学生可以接受或者接触西洋文化了，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人权方面的进步。

还有，现在的年轻人恋爱自由了，那种父母包办婚姻的事情已经不大多了，这些都是不错的进步哟。

另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们的思想自由也确实今非昔比了，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网络文化的发展，要想限制自由，限制外来文化，恐怕是越来越难了。我看，这些都是可喜的。

其实，人权的进步不能依赖当局的仁慈，人权的进步是需要争取的。好在国门打开了，想关也关不住了，再加上我们中国人聪明的不得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怎么封锁也封锁不了，你封了艾未未，我给他取个名字叫艾歪歪总可以了吧，呵呵。

所以，我相信，无论是人权，民主，还是自由，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都需要老百姓去争取，去抗争，面对黑势力要抗争，面对黑政府也要抗争，百姓与执政当局会在抗争中妥协，在妥协中抗争，所以，我对中国社会前景是乐观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当局是不是仁慈，而在于百姓的觉醒，而对这一点，对百姓的觉醒，我是有信心的。

2012年开篇：讲人权

韩寒写了三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引起争论。在我看来，这革命，民主，自由，等等都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对中国人来说，最根本的是要讲讲人权，即人的权利。相反，中国人强调的是如何“做人”，即如何屈尊就贵讨得别人的欢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什么是人权，也许世界人权公约有它的说法。中国政府也加入了世界人权公约。可是，在我看来，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是最欠缺的，中国人既不尊重他人的人权，也不尊重自己的人权，而中国社会目前各种各类问题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人的不尊重，对人的权利的侵犯。

在谈到中国人权状况的时候，中国政府一些人往往以所谓的生存权发展权代替人权。殊不知，人除了是生理动物之外，还是情感动物，还是社会动物，还是政治动物。而所谓的生存权是许多动物都应该具备的，是人作为生理动物的基本权利。所以，讲人权的时候，不能只停留在生存权上。中国人不是动物园的动物，给喂饱了就可以的。

而所谓的发展权，也不应该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发展，应该是全方位的发展，包括政治领域的发展，社会治理社会制度的发展。人作为情感动物，社会动物，政治动物，有表达不满的权利，有对财产的占有的权利，也有对自己政府的选择权，既民主等政治权利。实际上民主，自由，等等都是人权的一部分。

可是中国社会，侵犯人权的事情多了去了。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呼吁不能赶农民上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一些执政当局，包括地方当局，为了其自身不可可告人的目的，美其名曰城市化，不顾农民的利益，强制拆迁，征地，等等，强制把农民城市化，这些都是侵犯人权的行为。

前不久蒙牛牛奶再含毒是另一个例子，这不是蒙牛牛奶第一次出事了，为什么管不住呢？说到底还是漠视百姓生命，漠视人权，政府如此，商家也如此，甚至消费者普通老百姓也如此，有些中国人就是这么自嘲的，谁让我们命贱呢。

所以，现在的中国，上访维权，上网维权，上房维权（跑到房顶往身上浇汽油自焚）成为了许多普通百姓为自己讨回公道的途径。可是我们的政府又是怎么搞得呢？他们来个维稳，不惜动用武力，甚至采取黑社会性质，明目张胆的侵犯人权，明目张胆的对付维权人士，造成神州大地怨声载道，极端事件，恶性事件，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每一件这类事件都是侵犯人权事件，或者与此有关。为此，我曾经写过文字《维稳不惜代价，维权不惜生命》。

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就天生缺乏对人作为个体的尊重，只强调服从，服从君权，服从父权，服从夫权，所谓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父要儿死儿不得不死。讲对人的尊重的时候，从来都是下级对上级的尊重，儿女对长辈的尊重，从来没有说上级对下级作为人也应该有所尊重，父母对子女也应该有所尊重。

加上清朝统治中国三百年，把普天下汉人都训练成为了奴才。

更加不幸的是，共产党统治中国六十多年，更加的践踏人权，共产党强调的是党权，它否认人性，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的党性和阶级性。把人分成不同的阶级，而对所谓阶级敌人则搞残酷斗争，从肉体上到精神上折磨，丝毫不把阶级敌人当人看，这么多年来，经共产党折磨死的人数额难以计算了。为此，我曾经写过文字《阶级斗争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反人类的》。

这么多年来，共产党政府从来也没有真正尊重过中国人个体。一提人权，就说这是西方的玩意儿，好像中国人都不是人，不配享有人权；一说民主自由，也说是西方的玩意儿，或者说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自由，好像中国人太贱，不配享有民主自由。

有些中国人，包括这个网络上的一些人士，也许是受到这种愚昧的教育习惯了，也许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知道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有的还往往跟着当局排斥人们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接纳。这些都是愚昧无知的表现，也是可怜的。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网络文化的发达，外来文化的输入，中国人现在懂得人权，懂得民主自由，懂得公民社会的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一大批为人权而奋斗的律师，公共知识分子，等等。他们不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了，他们会利用网络，利用舆论，来维护人权，这些都是可喜可贺的。人权是需要争取的，面对黑势力，面对黑政府，适当抗争是必要的。

我一向主张更新我们中国文化。人权的概念，民主自由的概念，公民社会的概念，可能真的来自西方，但我相信这些都是人类文明所共有的。中国人绝不比西方人贱，他们绝对可以，也应该享有人类社会共同的人权，共同的民主和自由。

中国文化需要更新，需要嫁接人权民主自由公民社会等人类优秀文化，而不是固步自封，不是与这些先进文化对抗。

最近网络上传出胡锦涛的所谓“警惕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这是要不得的，是愚蠢的，是阶级斗争思维的体现。

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来维稳，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只会越维越不稳，最终只会导致暴力革命。我虽然反对暴力，反对暴力革命，但又说过，暴力有时又是合理的。

毛泽东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看了老高写的《中国文化最大的浩劫由毛泽东造成》，我完全赞成他文里所列出的事实。但是说毛是中国文化最大的仇敌，则似乎把毛本身同中华文化完全割裂开来，所以不完全认同。

在我看来，很多人说到中国文化，中华文化，总是认为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史，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其实，这只是片面之词。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文化，中华文化，经历五千年，实际上是个儿大杂烩，里面的确有光辉灿烂的文化。

但也同时有糟粕，有垃圾。而且很多时候在这五千年里，这些文化糟粕往往占主要部分。最为突出的就是专制文化，集权文化，独裁文化，封建文化。

而老毛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不过他可能根本不懂马克思，实际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是列宁斯大林的奴隶主义加上秦始皇的专制集权。实际上毛的东东，恰恰是中华文化的最“伟大”的糟粕。

老高的文字里面列举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具体的历史文物的破坏，对传统道德的破坏。这些事实都是对的。但是呢，只能说是中华文化中相对糟粕对所谓灿烂文化的破坏。

伯扬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文化是酱缸文化，写过《丑陋的中国人》，是有道理的。当然，中国人有丑陋的一面，也有文明美丽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论。

而且，老毛的所作所为，很多在历史上都发生过，比如说他的文化的破坏，某些方面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相似的。

当然，毛比秦始皇更厉害，破坏力更大，他熟读史书，他是集中国五千年来的暴君，从夏桀，到殷纣，到秦始皇，到朱元璋，等等所有暴君之大成。所以说他的影响是深远的，恶劣的。

我是十分赞成清算毛泽东的，可是清算毛泽东，不能把他和中国文化割裂开来，而清算毛泽东，不是要对他本人怎么样，反正他都死了，而是要清算中华文化之中的糟粕部分，集权专制部分。

另外，我们也不能把时下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他的文革的确破坏了传统儒家文化。但时下的那些缺德行为，有哪一件不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呢？这里面的具体东东，的确没有一件是毛的发明。

应该说，中国自从汉武帝以来，用儒家思想统治中国，把邪恶的东东都伪装起来，深藏起来，藏进了潘多拉盒子里了。而老毛所做的，只不过是打翻了潘多拉盒子，让魔鬼现身罢了。

所以，清算毛泽东，并不是要把这些魔鬼重新装进这个魔盒里去，而是引进外来文化，净化这些肮脏的东东。

当然，如何引进，引进什么样的文化，又是另外的话题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浅谈政治信仰与中国文化

很多人谈到中国问题，总是认为中国问题是信仰问题，过去中国共产党人信仰所谓共产主义，现在则没有人相信这个玩意儿了。

也有人说，中国古代都信仰儒教（有人称孔教，即孔老夫子的学说）。认为共产党废除了儒教，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也是导致中国时下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滑坡的原因。所以人们认为，现在的中国缺乏信仰，有信仰危机。

这些论调听起来似乎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深究起来是有问题的。共产主义是宗教吗？儒教能算宗教吗？在我看来，这两者都算不了什么宗教。

相反，共产主义也好，儒教也好，都属于政治范畴，是讲“人”的，而不是神的。宗教是讲自然以外的所谓超自然的力量的，是讲“神”的，是讲“神”与“人”的关系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儒教也好，现代的所谓共产主义也好，都不是宗教。这些玩意儿实际上都是统治者的工具。对这些玩意儿的信仰，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信仰，而非宗教信仰。

政治信仰其实算不的什么信仰，是十分不可靠的。比如说中国的儒教，拿最简单的说，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教导人们，从小孩时候就教导《三字经》，第一句便是“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听起来似乎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当然，也有人争论说，人之初，性本恶。

可是照我看，这两者所谈的人之初的所谓“性”，逻辑都不通矣。假设，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性怎么会“迁”的呢？人变坏变恶，从哪里学坏的呢？要是的话，只能是从别人那里学坏的。可是别人也是人，也是性本善的，他的恶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如果这样刨根问底的话，那不是有问题吗？

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恶，那一些人的“善”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所以说，不管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都是伪命题。这些玩意儿都是统治者们骗人的东东。

自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就基本上被这些政治信仰所束缚了。而这些政治信仰是不能净化人们的心灵的，也许可以一时一刻把恶的东东给藏起来。可是一旦政治环境有变，这些政治信仰是不堪一击的。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百年来，废黜孔教那么容易，后来那个所谓共产主义信仰，更是个乌托邦，也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的。

而宗教信仰则与政治信仰不同，宗教信仰是净化人们的心灵的，是以一种所谓超自然的力量来约束人类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比如说，基督教是以“赎罪”为基础的宗教，你是基督教徒吗？你死后想进天堂吗？没问题，可是你前世犯了罪，你这辈子要赎罪才能进天堂，那你就乖乖的为人类做贡献吧，只要辛勤工作，行善积德，最后还能进天堂。这种宗教从娘胎里开始就是美好的，让人向往的。你要是不那样做的话，则会下地狱。

而政治则关注权力，并且只关注今生，管他什么来世。

所以，千百年来，中国人，中国社会，一直停滞不前，归根到底，还是文化出了问题，人们只关注权势，只关注政治，只关注今生，只关注眼前利益，没有宗教，没有信仰，根本不管未来。我看这也许是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