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毕福剑视屏事件：谈毛左与告密文化

毕福剑视屏事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洋洋，一帮毛左极端分子好象抓到了救命稻草，那些贪污分子也在看热闹，看央视如何处理，看党中央习近平如何就范。呵呵，在他们眼里，这如同文革中的反革命事件，老毕是现行反革命。这不，网络上已经有人肉搜索，把那个视屏里面的人物，都晒出来了。

这实在是非常恐怖的，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都活在恐惧之中。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老婆老公，儿子女儿父母亲同学老师朋友亲戚同事，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告密者，随时可能把你私下里说的话，断章取义地上报，告密。每一个人随时会成为反革命，有性命之忧。

告密在正常社会里是非常令人不耻的。然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很多人却不以为然。以毕福剑这件事件看，他在私下聚会喝酒时候和朋友聊天，嘻笑，弄一些荤段子，乐一乐，本来十分正常，就算暴点粗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喝高了嘛，呵呵。我想我们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无可厚非。当然，这些话是搬不上台面的。可是，在中国那样的社会，你就要小心了，象毕福剑那样，就着了有心人的道了。呵呵。

这回，老毕埋汰的是老毛，所以，毛左群起而攻之。可是呢，告密是一种文化，受害者可能包括每一个人，也包括毛左和贪污腐败分子。

眼下中国正在反腐败打老虎，很多老虎就是被身边人给告发的，所谓情妇反腐，小三偷录床上不雅视屏，枕边人告密，等等。我看到在那个时候，很多毛左和腐败分子们一个个人人自危。

我是对这种告密行为，告密文化耻之以鼻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那些非法获取的什么视屏呀，录音啊，等等，所谓的证据是不能呈上法庭的，在法律层面是不能用来作为证据的，反腐败打老虎也不能，不应该靠这种下三烂的告密文化。因为一个正常社会，法治社会，是不鼓励告密文化的。可是在中国，这种事情却很盛行。

我的朋友章立凡先生曾经有过文字《“告密文化”与“国民性”》，还有许多其他朋友，也有过许多文字，反思告密文化。

很多人认为，老毕对老毛暴粗口是一种“低俗”文化，其实，与之相比，那种告密文化，在我看来，则是更加低俗的低俗文化。暴粗口自然不对。但是它的影响力只是局限于当时在那个饭局，那个酒桌。而恰恰是告密行为让这种影响力无限放大。

告密，尤其是这种主动告密，是非常令人不耻的，是一种心灵的扭曲。与之相比，更加令人不耻的是毛左这种抓救命稻草而群起而攻之的行为。这让我想起了巴黎查理杂志社惨案。毛左的行为，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极端主义没有区别。仅有的不同是毛左们，还没有到那种杀人放火的程度。

毛泽东是什么玩意啊？他怎么就骂不得呢？他也象伊斯兰教的默罕默德吗？

在我看来，毛左如今的发疯发狂，恰恰是对毛泽东流毒的清算不够，反思不够。而毕福剑用词虽然不雅，但并没有骂错什么。老毛就不该骂吗？看如今毛左的所作所为，恰恰说明了老毛该骂，该被清算。

对于这次事件，我们应该反思的正是毛左的这种无厘头极端主义行为，应该反思的正是告密文化。而毛左和告密文化恰恰形成了中国国民性中最丑陋最扭曲最变态最阴暗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以不正常为正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正是毛左与告密文化使得中国百姓活在恐惧之中。  

一个社会的凝聚力主要靠信仰，道德文化，和相似的价值观。而中国传统文化，经历共产党红色政权的践踏，已经被摧毁得差不多了。现在整个社会基本上是道德沦丧，就算红色共产党政权的所谓政治信仰，也已经荡然无存。现在的中国，凝聚力主要依靠金钱，依靠腐败。

而告密文化是比腐败对中国伤害更大的一种文化，会让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已经很薄弱的信任信用，荡然无存。所以，告密文化是十分可怕的。

毛左的极端主义那个不用说，和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一样可怕，可以说，加上告密文化，将会彻底摧毁中国。

 

转载一篇文字：

 

中国古代的“告密”故事

来源：搜狐文化广场

“告密”，又可称为“告发”、“告讦”、“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揭露、揭发别人的隐私或短处。“告密”是为社会上的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但在几千年里却如长了翅膀的瘟疫虐行于大地，催残和折磨着无数人的肉体和心灵。在历史长河中，“告密”成为缠绕中华文化挥斥不去的梦魇。 　

一、“告奸连坐”与“亲亲相隐”

“告密”，又可称为“告发”、“告讦”、“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揭露、揭发别人的隐私或短处。“告密”是为社会上的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但在几千年里却如长了翅膀的瘟疫虐行于大地，催残和折磨着无数人的肉体和心灵。中国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乐土，“告密”成为缠绕中华文化挥斥不去的梦魇。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告密者”是崇侯虎，那是商纣王时代，距今约3100年。纣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的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因为不喜淫乐，纣王就把她杀掉，把九侯也剁成肉酱，鄂侯争辩几句，也被做成肉干，“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 ”（《史记·殷本纪》）。崇侯虎能知道姬昌背后叹息一事，可见他和姬昌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为了讨好纣王，竟干起了出卖朋友的下作事。姬昌心怀宏图大略，被囚七年里忍辱负重，甚至在长子伯邑被纣王杀死、作成肉羹时，“文王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史记》注引《帝王世纪》）以麻痹纣王，另一方面，潜心研究，将伏羲八卦演为十六卦、三百八十四爻，撰成《周易》。同时，姬昌的手下散宜生、闳夭素、姜子牙等人四处活动，“ 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 （《史记·周本纪》），在中国历史上首创“美人计”。纣王大喜过望，说：“ 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于是命令放掉西伯，并赐给他弓箭斧钺，让他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纣王还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告诉姬昌：“说你坏话的是崇侯虎这小子！”这有些像斯大林把高岗出卖给毛泽东，因为专制者内心也鄙视告密邀宠者。姬昌后来找了个机会讨伐崇侯虎，将其灭掉。

商鞅变法为秦灭六国奠定了国力基础，他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将“告奸”和“连坐”制度化、严密化：“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这一制度建立在“什伍”即里保户籍制基础之上，秦国从此变成了一个大军营、大集中营。这一举措招致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仅在都城“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商鞅采取严厉镇压、无情打击的方法，效果显著，当初的一些反对者改变态度，“有来言令便者”，商鞅却斥之道：“此皆乱化之民也”，把他们尽迁于边城，收到了“其后民莫敢议令”的奇效。商鞅把自商纣王、周历王开始的“钳制民口”、打压“言论自由”的铁血政策发挥到极致。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死后，曾屡受商鞅羞辱的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才悟到其法之“敝”岂不过晚！害人到头终害己，商鞅最后被车裂分尸、满门抄斩。

“告密”，尤其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讦”，其恶果是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受到严重的腐蚀，社会的长治久安终成泡影。先秦时的著名公案“直躬证父 ”便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争议和有识之士的忧郁。“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孔子怀“博爱”之心，以风俗不同来间接谴责直躬的行为。连身为“法家”的韩非干脆把直躬杀掉了事：“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五蠹》）。吕不韦以秦国公子异人为奇货，赢得了一场政治豪赌，“直躬证羊”的故事在他的笔下便成了“下智上愚”的游戏：“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 ”所谓“直躬”者竟强词夺理，方圆任情，把个荆王侃得头晕脑胀，只好将他放掉，吕不韦借孔子之口对此行为表示不屑：“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吕氏春秋·当务》）。

随着儒家地位的确立，“父子相隐”的主张为后世接受，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颁布“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

此后“亲亲相隐”原则被历代所遵循，其要有三：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二、告发应相隐的亲属有罪，唐至明清的法律甚至规定，审案时如果命令得相容隐的亲属作证，涉案官员处刑；三、两类罪行例外，一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因为这类罪或直接侵犯皇权，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另一类是亲属互相伤害罪，因为如果不容许告诉，被告人失去自我保护权利，家族关系也难以维护。

东晋元帝时，卫展为晋王大理，他上书反对“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的作法，因为“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晋书·刑法志》）。梁武帝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出庭，作证其母有罪，法官虞僧虬表示：“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景慈宜加罪辟。”（《隋书·刑法志》）景慈被判流放交州。元至治二年，驸马许纳之子苏拉告发说：“臣父谋叛，臣母私从人。”英宗斥之曰：“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乃复告讦！”下命杀掉苏拉（《续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元纪十九》）。

二、“告密”大行其道的四个朝代

“亲亲相隐”原则使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大为收敛，但其他人，如乡里、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告发绵绵不绝，在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的怂恿放纵下，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浊浪拍天。自秦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倾家荡产、人亡族灭者数以千、万计。

一次是汉武帝时“告缗”，严格说来，这是一次经济行为。汉武帝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国库为之匮乏。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 “告缗”令，搜括财富。“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120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个人财产必须首先自报，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此即“告缗”。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右内史义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汉书·酷吏传》），汉武帝知道后大怒，以“废格沮事”（即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将义纵弃市。于是全国算缗大行，告缗成风，“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第四下》）。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实行“手实法”，类似于“算缗”和“告缗”，“其法，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宋纪七十》）但因弊端丛生，仅实行一年便停止，中丞邓绾曾指出其危害和废止的原因： “凡民养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商贾通殖货利，交易有无，或春有之而夏已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即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其势安得不犯！徒使讼者趋赏报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 ”

史称“则天革命”的武氏改朝换代，其完成和巩固的“杀手锏”之一便是“ 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旧唐书 ·酷吏传上》）。垂拱二年（686年）三月，武则天采纳鱼保宗的建议，设置 “铜匦”，类似于现代的“举报箱”。铜匦为方形，铜铸，当时设置了四个不同颜色的铜匦，列于朝堂四方，“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新唐书·百官志二》）。并设立“理匦使”的官职，专门负责开启检验。武则天诏旨地方，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不得询问详情，给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驿马送其尽速来京，“ 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新唐书·后妃传上》）。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赏，“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新唐书· 酷吏传》）。四方告密者蜂拥而起，来京向铜匦投书者络绎于途，“于是索元礼、来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磨牙，噬绅缨若狗豚然，至叛脔臭达道路，冤血流离刀锯，忠鲠贵强之臣，朝不保昏”（《新唐书·酷吏传》）。这个索元礼本是胡人，因告密得到武则天的赏识，被任命为游击将军，负责审理案件，死在他手下的达数千人。大臣入朝有时便突遭逮捕，从此音讯绝无，“故每入朝者，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旧唐书·酷吏传上》）一般军民亦难幸免，据《朝野佥载》，公元684年某日，十几个侍卫军士在客店饮酒作乐，一个人开玩笑说：“早知今日得不到功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这个 “庐陵王”就是已被废黜的唐中宗李显。有一个人趁大家不注意离席走出，去向上司呈文告发，酒席还没散，羽林军已破门而入，把他们全部抓获，经审问属实，告发者授五品官衔，说那句话的人处斩，其余在场的人属于”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太平广记卷二六三·无赖一》）。

明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抢了侄儿建文帝的天下，他将方孝儒的十族（九族加门生朋友），共八百七十三人，当着方孝儒的面逐个处死，把方孝儒千刀万剐，随后“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抗违者既尽杀戮，惧人窃议之，疾诽谤特甚 ”。山阳平民丁钰告密其乡亲出语诽谤，因此而获罪者达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明史·刑法志二》），告密成为“晋身 ”的捷径。朱棣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彼此告讦，恢复朱元璋时已废罢的锦衣卫，并于永乐十八年（1477年）设立东厂，从此厂卫合势，特务横行，流氓政治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据史载，朝野内外均以刺探臣民隐私为乐事，“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在天启朝魏忠贤专权时，有四人深夜饮酒于密室，一人喝得兴起，谩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吓得不敢出声，骂声未落，已有人冲入密室，立刻将四人押至魏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刑法志三》）。

满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华，为维持和巩固统治，在残酷镇压各地反抗的同时，大兴文字狱，在入关后的第五年（1648年）便发生毛重倬等仿刻《制艺序》案，其后愈演愈烈，仅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里文字狱多达百起，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则无年不有，而在乾隆四十三年竟达十起之多。皇帝事务繁杂，绝无可能遍览天下诗书，所以“文字狱”大都由告发而起，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清史稿·文苑传一》），两年后康熙下令将戴名世处斩，方孝标戮尸，是案牵连数百人。赵申乔身为都御史，疏参本为职责所在，但此事仍遭到指责，“申乔有清节，惟兴此狱获世讥云 ”，一世清誉毁于一旦。

分析告密的原因，大致有四种：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因而大义灭亲；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为保护自身做出的选择；与被告者有私怨，借机报复；完全是利欲熏心。除第一种情形外，告密者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

告密者出卖他人隐私，同时也付出了自己作人的尊严。能置亲朋挚友于死地的人，可以想见其内心已经猥琐龌龊到何等地步。最典型的是唐代的宋之问，其一生可用八个字概括：“才华盖世，无耻之尤”。据史载，“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旧唐书·文苑传中》），他在诗律方面成就尤大，“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全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新唐书·文艺传中》）。俗话说“文如其人”，但宋之问却是个例外。他曾给武则天当面首，为张易之持溺器（即便壶），在张氏兄弟被诛后，他被贬泷州（今广东罗定），次年春逃回洛阳，友人张仲之出手救援，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张仲之忠于唐室，与王同皎（中宗之女安定公主附马）等人密谋除掉武三思，因为他们把宋之问视为知己，疏于戒备，被宋之问得知，他竟指使其弟宋之逊的儿子宋昙暗中向武三思告密，导致王同皎等被斩首弃市，宋之问则“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睿宗即位，以“狯险盈恶”将宋之问流放钦州，随后赐死，“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决。祖雍请使者曰：‘之问有妻子，幸听诀。’使者许之，而之问荒悸不能处家事。”死到临头吓得屁滚尿流，不知所措。就是这么一个无耻无行的家伙，居然还曾作诗自诩说：”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题张老松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其“礼义廉耻”、“ 忠孝仁义”的伦理思想与告密行为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告密也受到官方（至少是表面上）的谴责和抵制。

秦以暴政亡国的历史教训引起后世统治者的警觉，刘邦入关，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汉书·刑法志》），之后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初实行无为而治，萧规曹随，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到汉文帝时，更废除连坐、肉刑等，贾谊屡次上疏，分析秦亡的原因之一：“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汉书·贾谊传》），这代表了多数朝臣的看法和主张，“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汉书·刑法志》）。

在唐太宗时期，侍御史权万纪与李仁发二人均以告讦而得到唐太宗的宠信，由是诸大臣数被谴怒，魏征进谏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征一针见血，揭穿了君主利用小人的心理，即“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尤其是最后两句话说得很重，太宗不以为杵，认为言之有理，赏赐魏征绢五百匹，“久之，万纪等奸状自露，皆得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

宋王朝虽然没有统一中国，而且在军事上疲惫无力，但它铲除了贵族门阀制度，统治阶层几乎全由寒门士大夫充当，儒者受到礼遇和重用，宋朝几乎成了中国知识群体的乐园。翻检史书可以发现，宋代是对“告密”行为打击最力的时代。

皇佑元年（1049年），监察御史陈旭等上言：“比岁臣僚有缴奏交亲往还简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圣时成告讦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顺，毋得缴简尺以闻；其官司请求非法，自论如律。”仁宗从之（《续资治通鉴卷五十 ·宋纪五十》）。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次指斥缴纳私人往来信件、并以之定罪，而且严禁此类行为。皇佑四年（1052年）林献可修书一封，叫他儿子送交谏官韩绛（后为宰相），信中“多斥中外大臣过失”，韩绛不敢隐瞒，告知皇帝，但仁宗却说：“朕不欲留中，恐开告讦之路。第持归焚之”（《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三·宋纪五十三》），叫他拿回家去烧掉。嘉佑五年（1060年），殿中侍御史吕诲上书：“比来中外臣僚多告讦人罪，既非职分，实亦侵官；甚者诋斥平素之缺，暴扬暖昧之事，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惩革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 （《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九·宋纪五十九》）。高宗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一月下诏：“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恃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置于法。”（《续资治通鉴卷一三0·宋纪一三0》）次日三省枢密院令刑部开具告讦者姓名，议加黜罚：“倾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相习成风，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取书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况其间固有暖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恶之风，莫此为甚！”十二天后，刑部开具出一个九人名单，这些人均被革职惩处。

即使在满清文字狱正炽期间，亦有人仗义执言，指斥其非，如曹一士（官至御史、给事中）在乾隆初年便上疏，“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并禁挟仇诬告”，他指出：“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因此建议“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清史稿列传九十三·曹一士传》）。据说“上亦如其议”，事实上乾隆口是心非，只是虚与委蛇，照样我行我素，屠糜天下。曹一士“在言官未一岁，而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朝野传诵。闻其卒，皆重惜之”，受到世人的敬重。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伦理规范，如古代中国的儒家体系，现代社会的人权理念；社会的有效运转，或曰“长治久安”，均建立在对这些伦理规范的维护和支持之上，如果对其粗暴践踏或慢性腐蚀，最终将导致“亡国灭种”，此即古人所阐释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史记·管晏列传》）的道理。

“告密”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蚀剂，如果任其风行，人人自危，搞到“ 亲朋挚友亦须防”的地步，像《红楼梦》中探春冷笑着说的：“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七十五回），其结果必然是正人君子侧目，小人无赖扬眉，那实在是一种悲哀。

 

宫商角徵羽

最近朋友给出一个迷语，迷面是“宫商角羽”，猜一个成语，答案当然是“五音不全”，因为“宫商角徵羽”是中国古代音乐上的五种音，迷面里缺少一个“徵”字，迷底当然就是“五音不全”。

于是，我对这五音感了兴趣，查了查《史记》关于五音的记载，在《乐书第二》，《律书第三》有记载。

当然，我看了也不能完全认同史书上面的说法。《乐书第二》说：“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这里说，动物只能听到声而不能听出音。我不以为然也，有些动物，听到一些声的时候会感到恐惧，知道有危险了，选择逃跑，等等，所以我看，这些动物不仅能听到声，也能从声里面听出音。

甚至有些动物对音乐，音律也有感觉，听到某些音乐的时候会感到快乐，兴奋，等等。甚至有些植物对音乐也有反应。当然，这些东东，那么古远的司马迁是搞不明白的了。

不过，中国古代的不少政治家对音乐都有研究，舜帝就做过五弦琴，弹过《南风》之诗。《礼记·乐记》有记载音乐家师乙和孔子的学生子贡讨论音乐的话，主张人们由于性格不同，所唱的歌也应有所不同。《左传》也记载过吴国公子季扎在鲁国观赏周朝的乐舞并加以评论的事情。可惜的是中国古代的很多古音乐古乐器都失传了。

古代的帝王在功业有成之后就会作乐，在国家安定之后就会制礼。而现在的政治家们大都是些五音不全的家伙，更别说懂乐识律。就算国家制度（礼）方面，现代的领导人也不如古代，前不久不是还有人公然叫嚣反对宪政吗？而习近平对这类反常现象连屁也没有放一个。

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既不是古代的制度，又不遵循现代民主制度，搞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混乱，君不君，臣不臣，长不长，幼不幼，尊不尊，卑不卑，既无古代人伦，有不遵循现代社会公民法则。缺乐，少律，更无礼。有的是贪，是欲，而且无限制膨胀。

以下文字转自网络，是关于“宫、商、角、徵、羽”的一些知识。

最早的“宫、商、角、徵、羽”的名称见于距今2600余年的春秋时期，在《管子·地员篇》中，有采用数学运算方法获得“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的科学办法，这就是中国音乐史上著名的“三分损益法”。宫商角徵羽这五音是中国古乐基本音阶，同西方有别。如用西乐的七个音阶对照一下的话，古中乐的“五音”相当于do、re、mi、sol、la少去了半音递升的“fa”和“si”。当然，古中乐的五音唱名，不可能同西乐的“哆、来、咪、索、拉”叫法一样，唐代时用“合、四、乙、尺、工”；更古则用“宫、商、角、徵、羽”了。所以，如果我们稍加留意，正宗中国古乐曲，是没有“发（fa）”和“西（si）”两个音阶的。比如，现在还时有听到的江南小调《茉莉花》即是古曲之一，它全曲若用唱名哼出，只有“哆、来、咪、索、拉”，全无“发、稀”两音；名古曲，岳飞词的《满江红》亦然。

    “五音”：唇、舌、齿、鼻、喉（张炎《词源》）

    “五声”：宫、商、角、徵、羽（《周礼·春官》）

    或认为“五声”指阳平、阴平、上、去、入（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

按：这两种观点其实是一致的。因为古代的五声音阶名和平仄四声是相同的，所谓”宫商为平声，徵为上声，羽为去声，角为入声“（《文镜秘府论》引元兢语）

乐律上的“五声”就是“五音”。在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中，古人通常以宫作为音阶的第一级音，商、角、徵、羽也可作为第一级音。如以宫作为第一级音，则五声音阶为：宫（1）、商（2）、角（3）、徵（5）、羽（6）；如以徵为第一级音，五声音阶则为：徵（低音5）、羽（低音6）、宫（1）、商（2）、角（3）。

音阶的第一级音不同，调式就不同。以宫为音阶起点的是宫调式，意思是以宫作为乐曲旋律中最重要的居于核心地位的主音；以商为音阶起点的是商调，商为主音，其余类推。这样，五声音阶就可以有五种主音不同的调式。同样，七声音阶也可以有七种主音不同的调式。

古乐调分为宫（C）、商（D）、角（E）、变徵（F）、徵（G）、羽（A）、变宫（B）七种。变徵相当于现代西洋乐的F调，声调悲凉。羽声相当于现代西洋乐中的A调，比变徵音高，能表现激愤或高昂的情绪。如《战国策·燕策》：“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瞠目，发尽上指冠。”

【宫】五音之一。通常相当于今首调唱名中的do音。“宫”音为五音之主、五音之君，统帅众音。《国语·周语下》曰：“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羽。”《礼记·乐记》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宋张炎《词源·五音相生》亦曰：“宫属土，君之象……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施始生，为四声之纲》。”宫调（式）又为众调（式）之“主”、之“君”，即就其今所谓之“调高”而言。《隋书·音乐志》云：“每宫应立五调”“牛弘遂因郑译之旧，又请依古‘五声五律’旋相为宫：‘雅乐’每宫但一调，惟‘迎气’奏五调，谓之‘五音’；‘缦乐’用七调……”此所谓“宫”，与“均”通。有以宫音为主音、结声构成的调（式）名。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曰：“宫七调第一运正宫调，……第六运仙吕宫，第七运黄钟宫。”张炎《词源》亦曰：“十二律吕各有五音，演而为宫为调……黄钟宫（均）：黄钟宫（调式）、黄钟商（调式）、黄钟角（调式）、黄钟变（变徵调式）、黄钟徵（调式）、黄钟羽（调式）、黄钟闰（闰宫调式）。”

【商】五音之一。通常相当于今首调唱名中的re音。“商”音为五音第二级，居“宫”之次。古人认为，“商，属金，臣之象”，“臣而和之”。有以商音为主音、结声构成的调（式）名。如唐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中的“入声商七调”。

【角】五音之一。通常相当于今首调唱名中的mi音。“角”为五音之第三级，居“商”之次。古人以为，“角属木，民之象”。有以角音为主音、结声构成的调（式）名。如唐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中的“上声角七调”。在古代的调（式）中，有以角音为调之角调，或有以闰宫为角之角调。

【徵】五音之一。通常相当于今首调唱名中的sol音。“徵”为五音之第四级，居“角”之次。古人以为，“徵属火，事之象”。有以徵音为主音、结声构成的调（式）名。

【羽】五音之一。通常相当于今首调唱名中的la音。“羽”为五音之第五级，居“徵”之次。古人以为，“羽属水，物之象”。有以羽音为主音、结声构成的调（式）名。如唐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中的“平声羽七调”。

【变徵】古音阶中的“二变”之一。角音与徵音之间的乐音。《史记·荆轲传》曰：“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宋人亦有称变为闰，曰闰徵。在十二律，通常指较徵音下一律之音（相当于#fa）；也有较角音上一律之音（即清角，相当于fa），又《隋书·音乐志》引郑译与苏夔俱云“今……‘清乐’黄钟宫（均）以小吕（仲吕）为变徵”。有以变徵为主音、结声构成的调（式）名。《隋书·音乐志》记载，苏夔曰：“每宫（均）应立五调（式），不闻更加变宫、变徵二调（式）为七调（式）。”郑译答之：“周有七音之律……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则是冬夏声阙，四时不备。是故每宫（均）须立七调（式）。”众人从之。在宋张炎《词源·八十四调》十二宫（均）下，皆有七调（式），列“变徵”之“调式”。

【变宫】古音阶中的“二变”之一。羽音与宫音之间的乐音。宋人有称其为“闰宫”者。在十二律，有指较宫音下一律之音（相当于si），如《后汉书·律历志》云：“黄钟为宫……应钟为变宫”；亦有较羽音上一律之音（相当于bsi），如《晋书·律历志》云“清角之调（音阶）以姑洗为宫，……太簇为变宫”。有以变宫为主音为结声构成的调（式）名。

“宫商角徵羽”这五个名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有多种说法了。有的研究者说：它来自古代的天文学，即是从二十八个星宿的名称而来的，如“宫”来自二十八星宿环绕的中心——中宫，其他四音来自不同的星宿名称，这是“天文说”；而有的研究者说：它来自古人驯养的畜禽，说“牛、马、雉、猪、羊”五个字在古代的读音和“宫、商、角、徵、羽”近似，这是“畜禽说”；有的研究者说：它们来源于古代氏族的图腾，这是“图腾说”；而在古代的音乐著作《乐记》中的说法则为：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说宫音代表国君，商音代表万民……这是“君臣说”。不论是“天文说”、“畜禽说”、“图腾说”或“君臣说”，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给音乐涂上了一层或神秘、或朴素、或带有封建主义伦理观念的色彩，表达了中国先民的不同的音乐观念。

《孙子兵法》：“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篇）

《礼记》说：“声成文谓之音。音之数五。”五音，是指宫、商、角、征、羽五音、《律历志》说；“宫者，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之径。商者，章也，物成事明也。角者，触也，阳气蠢动，万物触地而生也。征者，祉也，万物大盛蕃祉也。羽者，宇也，物藏聚萃宇复之也。”这是对五音其义的解释，并从自然生化角度予以说明、从听觉感觉来说。则是宫音浑厚较浊。长远以闻；商音嘹亮高畅，激越而和；角音和而不戾，润而不枯，征音焦烈燥恕。如火烈声；羽音圆清急畅，条达畅意；五音又与五行有密切的联系。《乐纬》说“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上曰宫，三言得火口征，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日商，九言得木日角，此并是阳数、”则进一步明确了宫为土、征为火、羽为水、商为金、角为木的配比关系。宋朝沈括说：“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尾气始于东方而左行。音起于西方而右行，阴阳根错而生变化、所谓气始于东方者。四时始于木，右行传于火，火传于土，土传于金，金传于水、所谓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在旋传于火，火传于木，木传于水，水传于土。”实际上。五行是顺四季之气而生。五音刚逆五行之序而传。相反相成，错综变化。《蠡海集》说“万物之所为以生者，必由气。气者何？金也。金受光顺行则为五行立体，逆行则为五行之用。顺行为五行之体者，金生火，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冬至起历元，自冬而春。春而夏，夏而长夏，长夏而归于秋。返本归原而收敛也。逆行为五行之用者。金出矿而从革。于火以成材，成材则为有生之用。然火非木不生，必循木以继之，木必依水以滋荣，水必托上以止畜。故木而水，水而土，是则五行之类，土以定位。”这是从取类比象的角度来说明五音逆行之因。

其实，五音逆行之理，是祖还易象之意，亦即先后天八卦之理、下面，可以从先天图及后天图中予以说明。

先天八卦图中，乾兑居首属金，次以离属火。又次震巽属木，又次之以坎属水。终于艮坤属土。为什么开始于金结束于土，是取乾始坤成之意。金取天之刚，土取地之柔，火附于天，水附于地，而未以生气居中、所以五音逆五行本于先天八卦之序。

后天八卦图中，也是乾居首而逆转，自韩兑之金旺于西方，次转为离火旺于南方，又次转为震巽之木旺于东方，再次转为坎水旺于北方，而土旺于四季，所以退艮坤以后终、因此五音逆五行亦合于后天八卦之序。

从乐器的分类认识五音：周代的乐器分类是以制造材料为根据，即所谓的八音。这八音是金（如钟、镦、铙等）、石（如磬等）、土（如埙、缶等）、革（如鼓、鞞等）、丝（如琴、瑟等）、木（如柷、敔等）、匏（如笙、竽等）、竹（如管、龠、箫、篪等）。我听完宫商角徵羽的录音资料时，我觉得可以根据乐器的音色特点区分，当听到鼓音时，心脏随着鼓点而感到筑筑而动。我认为应属土，子能令母实，鼓音使做为土之母的心会因之而实而筑动。在传统音乐中，鼓常为音乐的前奏。而在战争中要进攻时会擂起战鼓，为什么？土克水，水在五行中属肾，主恐惊，故鼓能减少土兵对战斗的恐惧而鼓舞土气。而“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也从侧面说明这一点。所以我认为鼓音当为宫，而在敌人败退后，为了防止自己的军队盲目追击中了敌方的埋伏，故鸣金而收兵，金为收敛，金应该为锣，钟，或钹之类金属乐器，应为商。角应为竹木乐器，如笛，鸟鸣等声音，声调较高而婉转，晨间阳气升发，听到鸟鸣时，会感到心胸舒畅，缓解你的忧思。在听到竹笛的声音时。也会有相同的感觉。当我们听到二胡，马头琴等弦乐时，或听到竽，芦笙，箫的音乐，会感到有一种悠远，愉快的感觉，能减轻悲伤和忧愁，我想当归类为徵，属火。羽当为流水的声音或古琴，古筝之类乐器。可以使人宁静，能对抗喜极气缓，心神散漫不收。

浅谈政治信仰与中国文化

很多人谈到中国问题，总是认为中国问题是信仰问题，过去中国共产党人信仰所谓共产主义，现在则没有人相信这个玩意儿了。

也有人说，中国古代都信仰儒教（有人称孔教，即孔老夫子的学说）。认为共产党废除了儒教，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也是导致中国时下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滑坡的原因。所以人们认为，现在的中国缺乏信仰，有信仰危机。

这些论调听起来似乎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深究起来是有问题的。共产主义是宗教吗？儒教能算宗教吗？在我看来，这两者都算不了什么宗教。

相反，共产主义也好，儒教也好，都属于政治范畴，是讲“人”的，而不是神的。宗教是讲自然以外的所谓超自然的力量的，是讲“神”的，是讲“神”与“人”的关系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儒教也好，现代的所谓共产主义也好，都不是宗教。这些玩意儿实际上都是统治者的工具。对这些玩意儿的信仰，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信仰，而非宗教信仰。

政治信仰其实算不的什么信仰，是十分不可靠的。比如说中国的儒教，拿最简单的说，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教导人们，从小孩时候就教导《三字经》，第一句便是“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听起来似乎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当然，也有人争论说，人之初，性本恶。

可是照我看，这两者所谈的人之初的所谓“性”，逻辑都不通矣。假设，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性怎么会“迁”的呢？人变坏变恶，从哪里学坏的呢？要是的话，只能是从别人那里学坏的。可是别人也是人，也是性本善的，他的恶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如果这样刨根问底的话，那不是有问题吗？

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恶，那一些人的“善”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所以说，不管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都是伪命题。这些玩意儿都是统治者们骗人的东东。

自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就基本上被这些政治信仰所束缚了。而这些政治信仰是不能净化人们的心灵的，也许可以一时一刻把恶的东东给藏起来。可是一旦政治环境有变，这些政治信仰是不堪一击的。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百年来，废黜孔教那么容易，后来那个所谓共产主义信仰，更是个乌托邦，也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的。

而宗教信仰则与政治信仰不同，宗教信仰是净化人们的心灵的，是以一种所谓超自然的力量来约束人类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比如说，基督教是以“赎罪”为基础的宗教，你是基督教徒吗？你死后想进天堂吗？没问题，可是你前世犯了罪，你这辈子要赎罪才能进天堂，那你就乖乖的为人类做贡献吧，只要辛勤工作，行善积德，最后还能进天堂。这种宗教从娘胎里开始就是美好的，让人向往的。你要是不那样做的话，则会下地狱。

而政治则关注权力，并且只关注今生，管他什么来世。

所以，千百年来，中国人，中国社会，一直停滞不前，归根到底，还是文化出了问题，人们只关注权势，只关注政治，只关注今生，只关注眼前利益，没有宗教，没有信仰，根本不管未来。我看这也许是问题的根本。

共产党垮台中国就能走向民主吗?

最近我发了两篇文字《公正评价蒋介石，隆重安葬蒋介石》，《写在林彪逝世四十周年：让林彪回国吧！》，引起了不少反响。有的朋友赞同我文中的看法，有的则不认同。网络游戏网友为此还专门发文《 读《让林彪回国吧！》的体会》，逐点批评。谢谢网络游戏，谢谢各位朋友的捧场，无论是赞同还是批评。

发出这两篇文字的起因，是因为我的那篇文字《“狼心狗肺”的故事》发出后，xiaolifeidao 网友贴出一段留言：

真实故事：
1966年底，河北北戴河附近的一个农村。

在村的西南角，是全村最神圣的地方，祖坟，那是几百上千年来村里的祖祖辈辈的安息之地，也是岁岁年年的全村乡里拜祭之地。

有一天，村里的年轻人兴匆匆地回到家，对家里人说：“我们要响应党的号召，促生产破四旧！”
老人们有点懵，问：“你们又想怎样促生产？”
年轻人兴奋地说：“开垦农田！”
老人们更懵了：“我们每天不是都在种田吗？能用的地不都开垦了吗？”
年轻人向西南角一指，说：“把那片坟地开了不就有地了吗？”
老人们一时间气得不知该给什么反应，以为后生们的脑袋被雷劈了，或者中邪了，怎么连刨祖坟的话都能喜气洋洋地说出来。。。

数日后，曾经神圣的祖坟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刨祖坟竞赛展开了，各家年轻人都兴高采烈地刨着自家的祖坟，不但比快，还比刨得彻底！一时间尘土飞扬，木屑乱飞，牛气冲天的后生抡起锄头就往不知是奶奶还是爷爷的骨头上砸，然后就往外扔！

何其壮观！何其荒谬！何其禽兽！怎只能用狼心狗肺可以形容！

如果中共有祖坟，我想，想砸的人肯定不少！

看了他的留言之后，我的感触很深，想起了不少，包括文革期间张之洞的遗体被挖出来，暴尸荒野，也包括我在文革期间亲眼见到的类似xiaolifeidao所描述的场面，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对刨祖坟非常的兴奋，对神明，对祖先，丝毫没有敬畏之心。

而现实的中国社会，人性的缺乏，已经比那个时候更加的严重了，虽然中国现在富裕了，什么都不缺了，可是独独缺少了道德的底线了，缺乏了人性了。

现在在中国城市的街头，老人跌到了，居然只有人看，没有人扶起来，而且这居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好心把老人扶起来，他们的家属可能反咬一口，把你往死里讹。

前不久网友们谈论为什么中共腐而不亡，腐而不亡又能怎么样呢，等等。可是，有没有人认真思考过，假如哪一天，共产党真的混不下去了，真的如苏联共产党一下子垮了，中国会走向民主吗？会像俄罗斯那样逐渐走向民主，至少举行大选吗？

我本人是非常崇尚民主自由法治等主流世界的价值观的，为此，写过不少篇相关文字。我对这个问题思考过，很不幸的是，结果可能比较不乐观。

那些认为只要共产党下台就会马上走向民主的人士，可能想得太简单了，too simple，too naïve！在辛亥革命之后，那个时候没有共产党，孙中山推行三民主义，可是那个时候军阀混战，还是没有真正实行民主制度。

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社会实现现代民主制度就这么困难呢？民主的先决条件是什么？看看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它的立国之本是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立国之本不是民主自由和法治，而是人性和人道的原则，是美国的文化，包括宗教信仰。民主自由法治是建立在这样的人性，人道原则基础上的，那种“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

而中国社会，则正是缺乏这样的思想，缺乏对人作为个体的尊重。中国现在之所以这么乱七八糟，缺乏道德底线，人人为钱而疯狂，人的贪婪欲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这里头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中国社会，越来越缺乏“人性”，而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那种“人性”文化，相反，中国人崇尚丛林法则，喜欢伪道学，伪君子，看起来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

而民主的先决条件恰恰是人性的回归，没有人性的回归，就谈不上对人的尊重，谈不上人权。没有对每个个体的尊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为什么到处都是地沟油的现象在美国不可能发生呢（个别现象是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社会价值观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的。而这种到处都是地沟油的现象，正是人的兽性的表现。

中国要走民主化道路，必要条件就是要有人性的回归。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要悲观了，认为，既然中国文化里面缺乏人性文化，回归不了人性，那就不可能实行民主制度。

其实无须悲观的，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急不得的。记得文化大革命时，也是中国人兽性大发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似乎走到了死胡同。可是呢，柳暗花明又一村。华国锋一步妙棋，粉碎“四人帮”，四两拨千斤，一下子就结束了文革。

后来胡耀邦搞拨乱反正，大量平反冤假错案，搞人性的回归，争取民心，一下子，整个国家的政治风气，社会风气就转过来了，死棋变活棋，兽性受到了控制。这才有了八十年代比较自由宽松的黄金十年。

现在的中国似乎又一次的走进了死胡同，人们又一次的悲观，愤怒，失望，不知所措，社会又一次的兽性大发。如何走出困境，已经成为有识之士们思考的问题了。

在我看来，同样是要找到切入点，可操作的切入点。而这个切入点必须是回归人性的，能够争取民心的，能够团结各种社会阶层社会力量的。

为此，我曾经写过一文《高岗和习仲勋现象》，《政治体制改革与平反“四人帮”》，现在又写了《公正评价蒋介石，隆重安葬蒋介石》，《写在林彪逝世四十周年：让林彪回国吧！》，等文。

这些文字都是一脉相通的，目的就是要回归人性。就好像胡耀邦当年平反冤假错案一样，需要对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做出比较公平公正公开的评价。

而且，就算其中一些人真的十恶不赦，也需要对他们做人性化处理，比如对老毛，我是主张彻底清算的，但我绝不像有些网友那样恨不得要对老毛鞭尸，锉骨扬灰。我主张在清算毛之后，还是要按照中国人的礼仪让毛入土为安。

我在《政治体制改革与平反“四人帮”》一文中指出，中国社会需要和解，需要共识。而要改善社会风气，则需要回归人性，当局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可以操作。迎回老蒋的遗骨，让林彪回国，这些是完全可以做的，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即使对林彪还不能客观公正的评价，可以先把这些争议放在一边，以家属的名义，把他的遗骨弄回来。对林彪，可以仿照给江青安葬的做法，安葬在福田公墓。如果这样做，至少是人性的表现，能化解部分仇恨。

象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动不动就掘人家祖坟，锉骨扬灰的做法，是非人性的表现，是人的兽性的发泄。

在我的这两篇文字发出后，看到的一些留言，对一些网友的爱恨情仇，我是十分感叹的。有些人甚至十分崇尚那些丛林法则，你死我活的斗争方式。 这里面当然有共产党长年阶级斗争教育的原因，但是我想，这些可能不能完全责怪共产党的教育，这里面有中国文化的更深层的原因。

也有些高喊民主的人士，心里没有办法放下仇恨，认为讲人性不适合像对待老蒋老毛林彪这样的人，不适合对共产党人。这显然是不了解人性和人道原则的深意，只是表面上空喊民主口号。我看这一类人士，同样是受共产党的你死我活式的阶级斗争式的教育的影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的。

由此可见，在中国，没有文化的更新，是难以做到人性的回归的，就算做到，也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中国的文化，糟粕十分的多，没有外来文化，想靠中国文化自身进行净化，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那种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文化。只有回归人性，剔除兽性，中国的文化才能真正现代化。也只有回归人性，才能民主自由法治这样的制度才能实现。

所以总的来说，我的观点是，文化是比制度更深一层次的。在中国，什么样的好制度，好法律，在实际执行的时候都会走样。如果文化本身有问题，建立在这种文化上制度也会有问题。

我当然赞同民主制度。

另外关于共产党，它本来是泊来品，有西方的垃圾文化在里面，主要是前苏联的垃圾文化。但是经历这么多年，共产党已经本土化，现在的一切现象，虽然还披这共产主义的外衣，实际上已经是赤裸裸的中国本土垃圾文化的帮派集团。

所以现在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很难用马克思斯大林那套东东解释，只能用中国文化里面的糟粕解释。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共产党把中国文化糟粕发挥得淋漓尽致。说到底，中国文化是因，现在的共产党是果。

所以我始终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的文化。

不管怎样，各位的共同点，还是要中国好，实行民主制度。只是到底是激进的，还是缓进的，有所不同。

我不赞同激进的，因为我不认为这样会解决问题。所以我才有分拆共产党的想法。当然分拆可能只是第一步，一旦分成两个或多个政党了，宪政就可能实现了，到时候，党禁也会开放，就好象台湾那样。

中国的事情还真是急不得。

以下文字描述中国的兽性化的社会现实。部分文字来自网络。

我们中国的文化悠久深厚，难道我们还缺乏人性吗？这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的话题，可是现代的中国社会，有谁能在我们的中国社会中感受到令人尊敬的人性与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吗？

为什么作为一个具有正常人格的人在我们的社会环境里却往往会深切地感受到人间充满了赤裸裸的兽性欲望与魑魅魍魉呢？

源远流长的中国社会从来不缺思考，更不缺文化，可是我们上下五千年都是在如何思考的呢？

我们除了拿起易经八卦来摇头晃脑地云里雾里而不知所云之外，就只剩下因时常相互拳脚而不得不去共同追求“九阴真经”模样的“孙子兵法”了。

自从汉武帝之后，所有的中国人，就都被迫约束在孔圣人的思想魔臼里了。虽然，现代学者们纷纷把孔子学说斥之为专为约束禽兽而用的律条，但孔子学说不论好歹也还是风行了几千年，虽然几经变迁，儒学已经不是原来的儒学了，成了某些伪君的遮羞布了。

可是自从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自从共产党执政之后，我们的中国社会，就连这么一遮羞布也彻底撕掉了，连这么个风行几千年的儒学或者伪儒学都彻底抛弃了，变成了彻底的赤裸裸了。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有幸作天人之考？非得要把现代科技的专利发明权几乎全都拱手让与了西方？为什么我们不能随着人性天成的造化方向作美丽的憧憬？

那都是因为在我们中国社会，在我们的中国人的身旁时常埋伏下了厉鬼的祟影，才使得人们不能集中精力关注正前方，而不得不随时随地地因恐惧临头而回头张望！

我们的官场，为什么腐败遍地，越腐败，关系网织就得越深越广，官也做得越大？这都是因为两袖清风是多么的困难，不与厉鬼同流合污，厉鬼就能把你给吃掉。

在我们世俗生涯的烟火缭绕之中，能不这样时刻担心自己的身后吗？如果真是这样对自己身后时常出没的鬼魅视而不见，那么，这样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活不到明天的。

我们生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数千年来几乎就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生存在这样的阴云笼罩之下，几乎就看不到被改变生存环境的些许希望。

人们普遍看到眼前现实的成功活法只有一途，那就是练就一身的恶斗功夫，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看准迎面袭来的险恶，借用公开的时常经浓彩艳墨粉饰一新的所谓章法来捍卫自己因天赋禀性而定的活法。

现在，在中国，如果有谁还想跟人真讲点斯文客气，那么，出人意料的不测遭遇随时都会降临到他那不谙世事的头顶上。现在的社会空气就是只管找钱就好，最好还是找大钱才好，而且是有钱大家贪大家捞才最好。

不然，倘若你还想要顾全一个好名节，那么，谁也不会让你死得更好看些。当一个好人不易，当一辈子好人几乎完全就没了可能，这就是一个未加宣示的宿命，不管你是否就此愿意。

我们中国的世界居然没了是非，有的只是险恶贪欲绑架下的算计，我们的家园已然没了对错，有的只是要干什么和要干到何种程度。

这是一个严重缺损斯文与道德的，充溢着恶毒算计的场所，除了相互残酷争夺与持续此消彼长的恶斗，很难看到人们有闲暇而在仔细琢磨如何去践行“为人民服务”。

这是一个严重缺乏人性温暖的世界，人们在其中除了疯狂的互殴或群殴之外，几乎找不到其他的乐子可干。

我们几乎每天见到任何人都会捉摸着从他那里弄出点啥名堂，我们几乎就是肉食劫掠者，不撂倒对方几乎就不能活到明天。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而这又是谁让我们生活得如此的凶险万状？如果人们像这样来发问的话，就没有人能不哆哆嗦嗦地痛痛快快地回答。

如此凶险的社会，焉有人性的立锥之地？如此慌乱的草原，安有羊群的悠扬？如此危机四伏的屠宰场，怎能会还有文化人格在此修炼成仙？人们在此大小暴虐与颠倒人性的肆意横冲直撞之下，除了身首异处，就得苟且偷安。

不然，前方若隐若现的绝不会是天人对话的人性光芒，而只会是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无奈地厮守着一堆乱坟岗。

略论孔子及古代儒学的演变

见此好文，特转载，与网友分享，原作者为何新。

1.真实的孔子是两重人格的孔子

汉代学术中极其重要的一大问题，就是所谓“今文”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斗争问题。这个问题过去钱穆论过（《两汉今古学评议》），周予同、金德建也研究过。但均难以讲清。后人多以为只是由于文字字体不同，导致记录经典发生歧义、分歧而发生的学派门户之争。殊不知，这场纷扰两汉数百年的学术及思想斗争，其背后实质乃是对中国历史之影响殊为深远的重大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
　
孔子一生生涯，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流亡归鲁之前的孔子，那是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孔子，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孔子——也可以说，是试图用思想和学术去改良社会的孔子。

孔子的学团，与其说是一个学术团体，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活动的团体，是一个政党——“儒党”（古代即有这样的叫法）。所以孔子的团队在当时的一些小国家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有威胁性的。而在另一些国家，又被欢迎而引做奥援。晚年控制鲁国的季氏之所以邀请孔子归鲁，其实也是因为鲁国屡遭强国入侵，不得不借助孔子及其弟子的力量以御敌保鲁——这同时也是孔子携众弟子归鲁的原因。

孔子一生尚武。他本身不仅精于射道和驾车，膂力和足力过于常人，而且精于技击，经常长剑在身。孔门弟子中包含三教九流，不仅有武士（子路），有侠盗（颜涿聚），也有辩士（子羽）和商人（子贡），还出了战将（如冉有）。

孔子本身也是知兵的，不仅亲临战场实际指挥过作战（武子台平叛之战），而且能够克敌制胜。其身后隔代的弟子中还出了吴起这样的千古名将（子夏的弟子）。其实，得孔子之传的《左传》一书（作者左氏或曰为孔门弟子左丘明，或曰为子夏或吴起），此书多处论及兵道。不仅是一部历史和政治之书，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兵书。有一种说法认为孙武、墨子也都出自孔门——而《孙子兵法》中确有儒家思想影响。

孔子流亡卫国时，卫君（灵公）及执政的孔文子曾屡次向孔子问阵问兵，但孔子拒绝而不言。原因是卫国内政乱得一塌糊涂，实在无意去蹚浑水，所以孔子遂被疏远。

但是，孔子不仅在鲁国亲自发动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削三桓、墮三都），早年在齐国还曾参与田氏的改革活动，并因此得罪齐国权门贵族如晏婴等而被驱逐出境。

孔子在流亡周游列国时，与当时的庶族改革家如楚国的白公、晋国的赵简子都有交往。作为一个出身本末实际来历不明、谱系有攀附贵裔之嫌的“庶子”（即竖子，是先秦、秦汉的骂人话，相当于今语之“野种”），他对周代的宗法和嫡庶制度是不满意的，是希望变革的。孔子绝不是一个守旧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主张革新的政治改革者。

晚清今文学派大师康有为曾著《孔子改制考》一书，论孔子为变法改革的大政治家，其实是极有见地的！

但是孔子的政治改革事业并未成功。所以经历14年的流亡归鲁后，晚年孔子吸取了当年因触怒于三桓贵族而遭放逐的教训。

归鲁后的孔子圆滑了，他很少再干预和过问政治，而潜心于学术，研究礼学和古今制度之沿革，整理和传述古代经典。晚年的孔子才是一个退隐书斋作为学者的孔子。

故早年、中年的孔子，是主张尚贤、选举、“革命”（这个词的发明者正是儒家）之道的改革家孔子。而晚年归鲁后的孔子，才是体行“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醇儒孔子。必须了解历史上真正的孔子是具有以上双重人格的孔子，才可以理解后来发生的儒学两大派别的激烈分化、纠葛和斗争。

2.儒分为八，大流归三

孔子死后，据《韩非子》云，“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以上儒门八派中，后来多数之学说湮灭不传，唯有三派影响后世较为深远。

一派是子思及孟氏（孟子）之学，此二人实际同出于曾叄门下，故后人称之为“曾、思、孟”学派。此派主要继承的是孔子晚期的礼学、经典学、辞章学以及修身齐家之学，属于儒门的人格主义一派。此派与汉代的古文学派有较多关系。但其大兴而被尊为儒学主流，则在南宋、及明、清时代。今人所知的儒学，其实主要是此派。

八派中的颜氏之儒，即颜渊一派，此派似亦失传。但庄子之学与颜渊之学貌似有关。不仅颜（严）、庄两姓文字可互通，而且颜渊的避世、苦行、犬儒主义，与庄子思想也多所相通。故有人认为《庄子》一书实即为颜学后人吸纳老子思想，兼容儒道而成。此可备一说。

但是，儒门八派中对战国以至秦汉影响至大的，实际则是“孙氏”之学。孙氏者，即孙卿——亦即荀卿、荀子也。（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因避西汉宣帝刘询音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

荀子乃赵人。其学之源据西汉人所述谱系，是源出自子夏一门。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其先世当为卜人。其出身微贱，家业贫寒，是晚年孔子在卫国所收的弟子。汉代有“子夏传经”的说法，实际汉代所传的多部儒学经典如《易经》、《诗经》、《春秋经》及《尚书》学，多是传承来自于子夏的。
孔子政治思想的来源，于上古为伊尹、仲虺（古老子）、周公，于当世（春秋）则为管仲与子产。孔子礼学思想之源在子产（见《左传》子产论礼，子产曾为孔子师）。而法治思想则承自管仲。

孔子学术中本来就兼含儒家之礼学与法家之政治学。故孔子治鲁，其任中都宰时，是立制度用礼学。而任大司寇时斩少正卯，任代国相时谋削三桓、堕三都，则是用法治国。孔子的政治思想的传述多在《尚书》诸篇中，实际也是战国及秦汉法家思想之源。例如西汉文景时代著名的两大政治家贾谊及晁错，其政治思想都是学自于济南人伏胜的“尚书之学”。

子夏之学援儒入法。其弟子，以魏文侯魏斯、李悝、商鞅、吴起、以及隔代的荀子、韩非、李斯最为知名。这几位都是战国最著名的法家政治家，他们都是出自子夏或子夏弟子的门下。这一派援儒入法、“外儒内法”之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术，也是战国时代直接与政治接轨的显学。

然而文革时代，江青一派批儒扬法，在当时的历史学家中，竟无一人指出战国法家实际其源流皆出自孔子。以至包括冯友兰这样的大家，也都跟着乱批一气，实在是不读书或者读书误，够荒唐也。台湾钱穆三十年代写的《先秦诸子年表》中，对儒法相交的这一谱系已有所注意，但可惜其考索亦未深入。

3.子夏一派学术在西汉发展为今文儒学

秦汉之际子夏、荀学一脉的传人为公羊氏父子，故称“公羊学”。公羊父子则是后来伏胜、鲁申公、晁错、王臧、赵琯、田蚡、董仲舒、公孙弘的师祖。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所尊崇的儒学，并不是曾子、子思、孟子一派的礼学、修身及人格主义学说。此派若以地域言之，则为鲁派儒学。汉武帝所尊礼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国家主义儒学，外儒内法的儒学。此派学术，则来自子夏、荀子、公羊高一派的魏赵（三晋故地）儒学（子夏晚年曾讲学于卫之西河）。以及伏胜、贾谊、晁错、董仲舒一派的齐派儒学。齐派儒学传于稷下，盖荀子曾为稷下学宫之祭酒（主席）。故齐学实也来自魏赵即子夏门下。因伏胜、申公所传儒学著作，都是根据记忆和口述，而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所记录书写，因此称“今文儒学”。

反对汉武帝政策的刘姓贵族亲王们（如鲁恭王刘余、河间献王刘德等），乃在其封国的领地上积极扶持一种标榜弘扬周礼和周公之道，其实是主张复古思想的“古文儒学”。所谓“古文”学派就在此时兴起。

古文学派宣称，他们找到了秦始皇时代焚书坑儒时被学者暗藏在墙壁里的古经书。这些经文都用上古蝌蚪文（甲骨文、金文、篆文等）所书写。一般人读不懂，只有他们的专家才能读懂和解释。他们说，这些古经不仅比朝廷所奉行的今文经典更准确，而且其中涵有诸多的微言大义和致太平的道理，是周公和孔子的真正学说。因此，应当以这些古文经典作为治理天下的大法，而废弃那些旁门左道的今文经书。

4.今文经学主变革古文经学主复古

如果简括言之，除了书写文字的不同，今文经义与古文经义的区别，最主要的一点是：古文派鼓吹周公以及古周礼的严格宗法制度和分封（封建）制度。也就是说，古文派主张效法古制，以古非今——回到周公去！

因此正是古文经学一派把孔子涂抹成一个保守尊周、主张恢复周礼的守旧式人物。例如孔子的《论语》是本来孔子教诲弟子的语录，西汉初叶有多种传本——今文学派有子夏的传本，古文学派则有曾参等的传本。但后来传下来的却只有一个以古文派思想为主体的传本，这就是今传的《论语》。我们在书中通过孔子的那些只言片语所看到的基本是一个守旧顽固、注重道德伦理学的孔子，这也正是古文学派所需要的孔子。

当时的刘氏贵族多数反对汉武帝大破大立的变古改革政策，反对汉武帝实施的削弱贵族诸侯的“削藩”、尊王攘夷、打击匈奴、开疆拓土的大一统政策。

董仲舒、公孙宏等以儒家的今文学术为汉武帝的这些政策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辩护。由此而发生了今文一派与古文一派极为激烈的论争。大体而言之，古文经学有贵族主义的倾向，是一脉保守主义的学说。而今文经学则主张应世变法，是主张与时俱进的实用主义学说。

古文学派实际也贬低孔子、子夏以及荀子。他们用《周礼》中的“亲亲”思想与“别嫡庶”的制度，来反对汉武帝实施的选贤能、立考试、破格用人的新制度。汉武帝是让庶民参加考试选拔文官制度的开创者，他将卫青由一个骑奴提拔为大司马（国防部长）、大将军。而名将李广，世代将门，是贵族武士家族出身。却因斩首破敌数字不够，始终未得封侯。刘彻不拘一格选用大批有才能的庶民担任文官，贬抑宗亲贵族世袭的旧制度。这也是今文学、古文学在当时的最大政治分歧之一。　

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所尊的并不是愈古愈好的古儒之道，而是现实需要的子夏、荀子一派鼓吹大一统、尊王攘夷的“儒表法里”之道。今文儒学为削弱诸侯、加强帝权，攻击匈奴提供理论根据，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新派儒学。

当时对武帝这些政策不满意的一些诸侯王，如河间王刘德等，不管真真假假收集了一大批古书，进献朝廷，要求汉武帝效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主张实行分封制的《周礼》。

刘德的意思无非是：你刘彻不是依托于孔子经义而变法吗？好，我就献给你比孔子更有圣人资格的周公的古书。《周礼》这书里讲封建、讲宗法，看你尊不尊啊？

刘德是刘彻的异母兄弟，也是曾经与刘彻竞争帝位失败自杀的废弃太子刘荣的亲弟弟（皆为景帝“栗”妃即“丽”妃之子）。刘彻很难再杀他，否则会有灭亲之恶名，会得罪一大批宗室王爷们。刘彻一时奈何他不得，但这种做法也把刘彻气得不行。于是他训导刘德说：“很好啊，原来你是要学周公、文王之道！好，你好好努力！当年周文王靠百里国土而取得了天下，你今日的封地可不只百里，你努力吧！”这话里已经暗含了对刘德的严厉警告——你是不是有篡位的野心啊？！这话把刘德吓了一跳，献书回国后不久就病死了。他死后，汉武帝特别赐他一个谥号——河间“献（书）”王，其实是在讽刺他。

因此在汉武帝时代，对古文学派，中央不予承认，也不感兴趣。对古文经典，一概束之高阁，封存不看，也不让当时的学者们研读。终武帝一代，古文学派一直备受压制，仅仅是一种“私学”，在政治上抬不起头来。

5.王莽复古使得古文学派抬头

到西汉末的新莽时代，因为王莽要改变汉制，试图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取代汉统而别立新统。于是也出身于刘姓贵族的刘歆，就借机从汉宫的档案库中把古文《周礼》等古文经书找了出来，大加鼓吹。于是古文经学从此得以复活翻身了。

后来的东汉时代，刘秀确立了贵族门阀世袭制度。意识形态上主张尊亲世袭制度的古文学派逐渐流行，遂与今文学派并列成为主流学术。古文经书也成为选荐官僚的准则，而今文经学反而逐渐式微，成为少数人的秘传家学了。

但是，东汉时代今古两派之争仍然一时间平静、一时间又非常激烈。东汉晚期党锢之争激烈，矛盾逐渐由儒家内部转移到儒家官僚与宦官集团的矛盾上。于是到东汉末，马融、郑玄试图调和今、古经义。在三国时代的人物中，刘备属于马、郑弟子，是古文派。但出身宦庶的曹操，政治思想则是外儒内法，属于主张变革古法的今文一派。

自汉武帝独尊儒学以来，政治权力的纷争，今文、古文经学的兴亡递嬗，事实上都是反映了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门争夺政治资源的兴、替问题。

6.曹操用人惟才不在乎忠孝

儒家官僚作为高门豪族的出现和成为统治阶层，并非一朝一夕事，其 制度是始于东汉品评清议的风气，而定型于曹丕以后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

东汉儒家豪族兴起，遵行周代的宗法和礼教，鼓吹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其基础为古文儒学。古文儒家的道德标准，即所谓礼义廉耻等四纲八维。认为名教之大者，莫过于父子君臣，孝于亲才能忠于君。当这一原则被用于人材的甄选上，便发展出察举征辟制度。士子能否入仕全靠豪族大佬依名教标准来举荐，东汉末这种荐举则变为亲亲相荐的豪族间的游戏，而把寒门出身者基本排斥在外。

这种选任方式发展到极端，便有魏晋两代的“九品中正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高门”。出身高门者与寒门者的阻隔对立愈演愈烈，势成水火了。

曹操出身宦官和商人的家族，年轻时颇受出身高门者之挤压。因此得志后，就着力打击削弱高门豪族。曹操杀出身儒门望族的杨修、孔融，斥逐弥衡，都与此有关。他甚至公开下求贤令，宣称我用人惟才是举，哪怕不忠不孝以至偷金盗嫂之人，只要真有本事，尽管过来！公然挑战和彻底打破了察举征辟制度的儒教标准。

但是儒门贵族的势力在汉末魏晋仍很强大，强大如曹操也无力铲除之。曹操三分天下有其大半仍然不敢称帝，就是怕给天下反对他的力量以集结的口实，担虚名而招实祸。所以当孙权上表拥戴曹操称帝，曹操笑着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到火上烤啊！若天命在我，我也只能当不称帝的周文王。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后篡汉当皇帝，就不得不寻求儒门豪族的支持，于是搞出了保证儒门贵族世袭制度的“九品中正制度”。出身豪族的司马懿是中原儒门豪族的领袖，他乘曹氏子孙孱弱，夺去曹氏手上的皇权。在两晋时代，儒家高门豪族的世袭门阀制度乃达到全盛之局面。

司马懿的篡魏得到高门豪族的支持，更加寒门备受压抑。其大反动，就是八王之乱后数百年的天下大乱、民族大乱、分裂与大崩溃。

7.玄学与佛道的兴起

司马懿父子当权后，完全推翻了曹操那一套学术和政策。于是标榜儒门正统的王肃所代表的古文学派扬眉吐气了。为了打击今文学派，王肃甚至伪造儒学经典，编撰了一个基本全是伪托的孔门家谱——《孔子家语》。

两晋时代要当官必须熟悉尊习古文经义。于是，在政治上同情曹氏政权而不满司马氏政权的文人们，特别是那些出身寒门的学者们，就都不愿再谈儒学，宁可不出来做官。于是隐士之风大行，许多名士都放浪形骸，玩山水，当隐逸，谈玄学去了。

自东汉末年以下中国发生百年大乱，不仅国家分裂，而且兵连祸结，瘟疫流行，死亡人数众多，人口锐减过半。当时的“建安七子”中王粲有诗句云：“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可见悲惨之一斑。

至西晋司马氏亡政后，东晋政权偏安江左，江淮以北成为胡狄鲜卑匈奴的牧马荒原。而晋室代代无能，屡次北伐均无功失败，国运衰微到令人绝望的地步。许多文化人精神上找不到出路，在心灵上或行为上希冀得到自由和解脱，于是清谈之学大兴。许多人皈依老庄、道教和佛门。佛、道以及玄学大行于世，儒学则衰乎其微了！

清谈又叫玄谈。清谈主旨在“三玄”，就是《老子》、《庄子》和《周易》。易学本来属于儒门经典，但晋人王弼以道家观念来解释易学，把它也变成玄学了。

这种谈玄的风气始于曹魏正始年间，以名士何晏、王弼为首，人称“正始玄风”。这也是士人对当时已经居于正统主流的古文派儒家经学的一个逆动。这些不愿与司马氏合作的名士们厌倦了僵化死板的道德和礼教的束缚，改而推崇老庄放任乎自然的思想。甚至故意搞出一些怪诞、放荡的行为显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

玄谈者标榜自己为清流（即不爱钱财也不爱做官），鼓吹放任自我，放纵主观感受、自由心灵和性灵；这实际上是哲学的“存在主义”（因此玄谈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也是一种非理性主义。此道魏晋时代大为盛行，竟成为当时最时尚的显学（可参阅《世说新语》）。

古文派儒学一本正经的伪君子礼教以及人格主义，在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在一代一代君王篡位、弑君而逆取天下的黑暗政治背景下，早已经被现实的铁锤击得粉碎！在这样的时代，一切人文礼教伦理道德还有任何真实意义么？所谓修身、齐家、治平天下的大道，又与我何干？救国济民，再也不是当时士大夫们所关心的事了。

清谈玄谈风气的形成，另一个后果是令魏晋公卿以及儒门贵族一代一代地近亲交配和繁殖。于是不仅在生理、心理上都发生畸形变异，发生弱势化、弱智化——例如晋惠帝的著名问答：天下人无饭吃？那么为什么不食用肉糜呢？就正是弱智化的典型！

两晋在军事制度上极其腐朽衰败，武将不能战，士兵也不能战。世袭高门出身的贵族将领没有本事带兵打仗，只知吃药、酗酒、空谈玄理，不务实事，生活败坏颓废。结果一代代兵权旁落。于是给了一批有本事的寒门裨将以机会。在军队中，出身寒门的军人逐渐掌控了军队力量。这就为后来的宋齐梁陈四代不断发生武人夺取政权准备了条件。所以魏晋时代的清谈，并不仅是讨论辨证、谈玄说理的客厅沙龙，而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政治立场、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

8.唐宋以后复兴的儒学是打着孔子牌号的新礼教

唐太宗贞观时代，规定儒学成为国教，命孔颖达校正和重修儒学经典，以古文经学为主，统一经义解释。在天下恢复统一的背景下，重新倡导尊儒。

北宋一代有文章有词章而无学术。南宋周（敦颐）、程（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结合佛教的内省和禅悟理念，发挥曾叄的礼教主义、思孟的人格主义，把先秦的宗族主义礼教改造成家族主义的“理学”——建立起新礼教。这种礼教强化鼓吹君权、父权、夫权的绝对性，在两性伦理上，则近乎变态地强调先秦礼教并不甚重视的贞操守节，以至鼓吹“饿死事小，失节是大。”这种伦理化的程朱礼教思想，被标榜为“圣人之道”实则成为“杀人之道”，已经远离原初以人为本、以“仁善”和“仁爱”为核心观念的孔子之道了。

程朱一派的新礼教理学在明初被朱元璋大力弘扬。结果明代是一个书呆子和伪君子辈出的时代。曾、思一派礼教成为圣训国教，并将汉代不甚被重视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尊为儒门首要经典，用作八股取士的准则，甚至位居“儒门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先。今人所知道的儒教以及所认知的孔子，其实只是被宋明礼教改造过的伪儒、伪孔。不是孔子的本来面目。

因此明末李贽、徐渭一派起而挑战，他们非礼圣人、蔑视礼法，大搞“无厘头”，一股反对理学解构礼教的狂儒思潮随之兴起（《西游记》、《金瓶梅》、《笑林广记》之类都是无厘头的书），成为对新理学正统和主流的一种逆动。

9.清初汉学在复古的名义下发生民族主义的异动

清初所谓汉学，所针对也是批判宋学及宋明理学。最初倡导汉学与实用之学的是顾炎武、黄宗羲，他们推崇汉学的深意之一是排满，鼓吹黜斥夷狄的民族主义，此学在南方大兴。

但是康熙皇帝是聪明人，他因势利导，也提倡汉学。一方面把一批硕儒大师都集中弄到北京来，由国家发银子养他们为朝廷治学和编书（著名者如《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以及后来乾隆时的《四库全书》），以羁縻而牢笼汉族文士。另一方面又用文字狱诛心，残酷压制那些有叛逆倾向的异端文人。后来的雍正、乾隆继承其术，于是出现了所谓“乾嘉学派”，出了一大批提倡复古主义的清代古文派经学者和文字学家，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父子诸辈。

乾嘉汉学的主干是继承汉代的“古文”派经学。乾嘉学者认为要想读懂古文，所重不在推阐义理，而在先要认知和理解文字，因此必须精通字学。而汉代的古文派经学者，许多人原是古文字专家，例如写出《说文解字》的许慎。

乾嘉时代称古文字学为“小学”，原因之一是因为忌文字狱。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全为稻粮谋。”（龚自珍语）盛清时代士人不敢轻议国政。大政之学（所谓治国、平天下之学）被称为所谓“大学”，在清初特别是乾嘉时代，是非常式微的。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再次面临国破家亡的厄运，于是有魏源、龚自珍一类先知先觉者的醒悟。甲午战败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更高呼变法，于是倡导经世致用，应时变法的今文学派又得盛行。公羊学、董仲舒一派的汉初今文派经学，再度受到近代改革派学者的重视，成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日本明治时代主张变法的儒学者中，许多人也是受到魏、龚影响的今文派学者。　

康有为著作有三大名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大同书》。这三部书突破几千年传统思想的藩篱，当时曾经震动学界风靡天下。正是康有为振聋发聩地指出：孔子并不是一个保守派，而是改革家，是一代政治领袖（所谓“素王”）。康氏的书成为戊戌维新变法的主要理论基础，据说曾是光绪皇帝的枕边书。

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失意流亡。五四运动兴起以后，得到外国支持的西化派和激进革命派鼓吹打倒孔家店，孔子被塑造成一种彻底的保守反动派形象。而康有为的著作遂被沉埋。但近代巴蜀学者廖平（康有为最初思想颇受廖平影响）及蒙文通两人，仍守持类似康氏的主张，属于现代的新今文学派，大可研究。

其实康、廖、蒙这三人的书，在经世致用方面要比主张死读书、读死书，陈陈相因、恪守旧说的20世纪古文派儒学人物（领军者如钱穆）高明得多。特别是蒙文通堪称通人，其学问比陈寅恪高明！　

陈氏霉于经学及小学。陈寅恪自己承认“两汉三代以上书不敢观”，这不是自谦而是实话。其实陈氏主要只是精通于唐史的断代史家，史学上不算通人。1949年前他的名声是洋人捧起来的，因为他懂多种西文。建国后他曾经以政治原因婉拒出任历史所长，所以有人认为他有风骨。然而政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陈氏对经学及小学一窃不通。而蒙文通则博通经史，是近代少有的新今文派儒学大师，也是通史家、文化史家。他也因各种原因在20世纪50—70年代被沉埋多年。他的书亦多用古典文言撰写（代表作《古史甄微》、《古族甄微》、《古地甄微》等），文字功夫很深。今日能全部读懂他的书的人，已经不多了。

[附注：本文立说殊新，但所论皆有坚实根据。所据史料参看何新《孔子年谱长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

说说法家鼻祖申不害，兼谈国内乱象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写先秦思想家申不害的。这位申不害真是了不起的思想家，是个治国好手。比如说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就是出自这位申某人之手。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在申某人时代就已经运用自如了。

对于法家思想，我在写韩非子的时候已经介绍过。申不害是法家鼻祖，他的学说是一套刑名法术。他本来是郑国的贱臣，后来做了韩国的丞相，他对内整顿政治，教化百姓，对外应付诸侯，执政十五年。在他执政期间，韩国政局稳定，兵力强盛，没有哪个国家敢来侵略它。《史记》中有对申不害简单的描述。

最近看报道，国内真是很乱，内忧外患。先是江西频频爆炸，再是内蒙古骚乱，又有天津政府挨炸弹，现在又是四川人广东人大打出手。还没有包括各地发生的小型骚乱，以及前段时间的茉莉花事件，艾未未事件，刘晓波事件，等等。可以说全中国大陆现在是民怨四起，各种大大小小的群众骚乱遍地开花，此起彼伏。整个中国处处弥漫着火药味。

另一方面，经济上通货膨胀恶化，股市持续低迷，房市屡控不下，制造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倒闭严重。许多地方的骚乱，游行，可能都与经济恶化有关。比如说南京的千人游行示威就是因为企业倒闭引起的。

再一方面，国内毛派风声鹤起，包括社科院长在内的极左人士，连同乌有之乡一班乌合之众，发起所谓公诉茅于轼辛子陵签名活动；而右派人士则针锋相对，以铁流为首，发起公诉毛泽东；双方人马都试图向中央施压。起因据说是因为中央内部决定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而重庆的薄熙来发起的所谓唱红打黑，也同样风声鹤起，各门各派都有准备大干一场之势。

对外，中美关系十分微妙，周边国家，包括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群起而攻中国，试图蚕食中国的南沙群岛。日本，印度也对中国虎视眈眈。

总之现在好象是内忧外患，中央政府威信扫地。最高领导人好象管不住官，像薄熙来这样的地方大吏似乎完全不买中央政府的账。老早就传出政令传不出中南海。

而那些当官的呢，则是大官管不住小吏，小吏管不住百姓。整个社会似乎问题多多，危机重重。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社科院，也是不干好事。那位院长，叫陈奎元的，不踏踏实实研究社会问题，而是长期和极左人士搅和在一起，公开顶撞温总理。温总理向香港人士诉苦，说现在改革非常困难，阻力重重，既有封建残余，又有文革余孽。

而面对这么多的乱象，最高领导人则完全没有办法，既管不住党，也管不住官，更加管不住小吏，只知道用枪杆子对付老百姓，造成民怨沸腾。外加老天也不帮忙，一会旱灾得要命，一会又涝灾得要死。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可以说是天怒人怨！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进入死胡同，急需有一个能破局的人，就像当年文革晚期有华国锋破局一样。

有网友居然说那个重庆的唱红打黑的家伙就是那个破局的人。我写过文章《警惕薄熙来》，认为其人品不行，无法无天，不可能由他破局。

看到下面这篇写申不害的文章，我觉得治国需要章法，不能以乱治乱。毛泽东说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是实际情况是以乱治乱乱更乱。

外交也需要谋略，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有战略思维。

俗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看看古人申不害的治国谋略，现在的中国领导和贪官污吏，不知道会不会觉得脸红。

申某人不像孔夫子，孔夫子说得很多，但自己当官当得却不怎么样。申某人是治国安邦之才，值得研究。

当然，看古代思想，不能苛求古人。毕竟时代不同了，那个时代没有现代民主思想，所以对申某人强调君主集权，需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

现在的中国，好像是很集权，但就像前文说的，有时政令都出不了中南海。从这点来说，我认为加强中央权威是应该的。但首先中央权威必须具有合法性。在现代社会，合法性来自于公民的授权。现在的权威的削弱，恰恰就是因为缺乏百姓的授权。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民主改革是必须的。

以下文字为转载：
申不害，尊称为申子。其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37年。战国时代韩国政治家、思想家，也是先秦以重“术”著称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

申不害原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东南京襄城）人，曾为郑国小吏，韩哀侯二年（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遂成为韩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

韩昭侯四年（前354年），素与韩有隙的魏国出兵伐韩，包围宅阳（今郑州市北）。面对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韩昭侯及众大臣束手无策。危急关头，申不害审时度势，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非好卑而恶尊”，也“非虑过而议失”，而是要解国家危难，最好的办法是示弱。“故降心以相从，屈己以求存也。”今魏国强大，鲁国、宋国、卫国皆去朝见，您执圭去朝见魏王，魏王一定会心满意足，自大骄狂。这样必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战国策•韩策三》）韩昭侯采纳申不害建议，亲自执圭去朝见魏惠王，表示敬畏之意。魏惠王果然十分高兴，立即下令撤兵，并与韩国约为友邦。申不害亦由此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逐步成为韩昭侯的重要谋臣，得以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干。

公元前353年，魏国又起兵伐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派人向齐国和韩国求援。韩昭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应如何应对。“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战国策•韩策一》）担心自己的意见万一不合国君心意，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惹火烧身，便回答说：“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就是说这是国家大事，让我考虑成熟再答复您吧！随后，申不害不露声色地游说韩国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晁，鼓动他们分别向韩昭侯进言，陈述是否出兵救赵的意见，自己则暗中观察韩昭侯的态度，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于是便进谏说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果然“大悦”，即听从申不害意见，与齐国一起发兵讨魏，迫使魏军回师自救，从而解了赵国之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

韩昭侯从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表现及其独到的见解，发现这位“郑之贱臣”，（《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原来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于是便力排众议，于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以求变革图强。

在申不害相韩之前，韩国也曾进行过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彻底，政治上造成一些混乱。“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改，而后君之令又下。”（《韩非子•定法篇》）一些贵族官吏便乘机欺上瞒下，各自为政，导致吏治腐败，国弱民贫。针对这种情况，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申不害说：“尧之治也，盖明法审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令。”（《艺文类聚》卷五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他认为，要实行“法治”，国君必须集权于一身，主张“明君使臣并进辐凑”。就是群臣要跟着君主转，不容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要防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 以致“弑君而取国”。因此他强调国君必须“设其本”,“治其要”,“操其柄”,而要做到“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就要讲究统治之“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讲究领导艺术。

申不害“术”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申子•大体篇》）这是指国君公开用来选拔、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具体说，就是君主要依才能委任官吏，然后考察其是否称职，是否忠诚，据此决定赏罚。二是君主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篇》）这是驾驭臣下的权术。具体说，就是国君要“去听”、“去视”、“去智”，让臣下猜测不到国君意图，无从讨好取巧。这样君主就能像明镜一样，“静观”臣下的一切，真正做到“独视”、“独听”和“独断”，进而采取出其不意的办法，使臣下慑服。申不害还强调：“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意即各级官吏既不许失职，也不许越权。凡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其目的还在于维护君主专制。这虽然对防止臣下篡权有一定作用，但势必使国君了解不到下情，听不到真实意见。所以，后来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曾批评说：这是“申子未尽于法”的表现。

申不害还反对立法行私。“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道常正，是以清明。”认为国君既要掌握驾驭群臣的“术”，又要做到正直无私，这样臣下才能忠于职守。他曾对韩昭侯说：“法者，见功而行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然而，《战国策》中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一个官职，韩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韩昭侯说：“这可是从你哪里学到的治国之策啊！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以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建立功业的兄弟封官，我是答应你的请求而抛弃你的学说呢？还是推行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对申不害“请仕其从兄官”这件事，史家历来多有微词，有说其虚伪投机的；亦有说其推行“法治”不坚决的，但从申不害重“术”和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来考察，倒不如说这是他对韩昭侯的一次试探，正是韩昭侯对“徇私谋官”的严正态度，使申不害看到韩昭侯真是一位有作为的贤明君主，从而坚定了助其变法革新的决心。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太平御览》引）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大体编》）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战国策•韩策一》）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今新郑）。其著作《申子》，已失传，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别人引用的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只有《群书治要》卷三六所引《大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