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过孔子吧，孔子并不排外！

最近孔子学院在美国又起风波，本来并非政治课题，只是签证这类的技术小问题，无须大惊小怪的。可是还是看到不少国人似乎过于敏感，小题大作，好象伤到了中国人的玻璃心了。

其实孔子学院一直是中国官方所办，目的在于宣扬中华文化。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全球不少国家掀起汉语热，中国政府乘机进行文化宣传，即所谓的文化传播战略，加强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同时以抵制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入侵，所以出资在全球各地办了不少孔子学院。

当然，这么多孔子学院到底效果如何，是值得怀疑的，除了在汉语言教学上的一些成就。反而引起了不少国家对中国的警惕，甚至传出文化间谍的疑问来了。

当然，官方，教育部之所以那么热心办那么多孔子学院，除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恐怕这孔子学院是个肥缺，尤其是在国外办，正好可以给一班贪官污吏们捞油水了，呵呵。这是题外话。

其实，中国人对孔子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特别是近百年来，曾经经历过五四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林批孔，再到改革开放时期尊孔。

共产党对孔夫子的态度也是十分复杂的，当他们宣扬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巩固共产党地位的时候，他们对孔夫子是排斥的。而当他们要抵制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入侵的时候，他们又抬出孔子思想来了。

所以，实际上共产党对孔夫子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一年前他们把孔子的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后来又移走了，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议论。

其实，孔子本身并不是僵化教条的，甚至孔子也不排外，而是十分好学的，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史记》里面还有一句孔子的话，叫“毋固毋我”，就是不要固守成见，不要自以为是。

所以，我想，如果孔子活到现在，共产党派孔子去国外办孔子学院，他一定会虚心向西方文化学习，绝不会固执己见固步自封。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就不是盲目排外的，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在唐代，吸收并挽救了佛教，这些都与孔子的儒家思想的宽容性和凝聚力分不开的。这也创造了盛唐文化的奇迹。那个时候万国来朝，就已经有基督教传入中国了。

所以用孔子来堵截外来文化是对孔子的误解，是对儒家文化的亵渎。事实上，深受儒家文化传播的韩国日本台湾以及东南亚不少国家都没有排斥西方民主思想，而这些地方还是保留了不少已经在中国大陆失传了的传统文化。

相反，倒是中国经历多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破坏巨大。加上最近十年二十年，对各种古墓古迹古建筑大肆破坏，拆了真的建假的。现在已经看不到多少真正的传统文化痕迹了。

其实孔子已经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应该有当代的中国人解决，应该坦然面对自己的问题，坦然面对与西方文化的差距，真正做到毋固毋我。而不必什么事情都拿孔子说事。孔子不是泥人，任由你搓来捏去的。

当然，共产党首先需要放弃私心，真正以国家民族为重，用孔子是捍卫不了你的政权的。

中国文化需要发展，需要外来文化的参与。所以，还是放过孔子吧，当真正了解孔子之后，就知道孔子本身并不排外。

略论孔子及古代儒学的演变

见此好文，特转载，与网友分享，原作者为何新。

1.真实的孔子是两重人格的孔子

汉代学术中极其重要的一大问题，就是所谓“今文”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斗争问题。这个问题过去钱穆论过（《两汉今古学评议》），周予同、金德建也研究过。但均难以讲清。后人多以为只是由于文字字体不同，导致记录经典发生歧义、分歧而发生的学派门户之争。殊不知，这场纷扰两汉数百年的学术及思想斗争，其背后实质乃是对中国历史之影响殊为深远的重大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
　
孔子一生生涯，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流亡归鲁之前的孔子，那是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孔子，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孔子——也可以说，是试图用思想和学术去改良社会的孔子。

孔子的学团，与其说是一个学术团体，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活动的团体，是一个政党——“儒党”（古代即有这样的叫法）。所以孔子的团队在当时的一些小国家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有威胁性的。而在另一些国家，又被欢迎而引做奥援。晚年控制鲁国的季氏之所以邀请孔子归鲁，其实也是因为鲁国屡遭强国入侵，不得不借助孔子及其弟子的力量以御敌保鲁——这同时也是孔子携众弟子归鲁的原因。

孔子一生尚武。他本身不仅精于射道和驾车，膂力和足力过于常人，而且精于技击，经常长剑在身。孔门弟子中包含三教九流，不仅有武士（子路），有侠盗（颜涿聚），也有辩士（子羽）和商人（子贡），还出了战将（如冉有）。

孔子本身也是知兵的，不仅亲临战场实际指挥过作战（武子台平叛之战），而且能够克敌制胜。其身后隔代的弟子中还出了吴起这样的千古名将（子夏的弟子）。其实，得孔子之传的《左传》一书（作者左氏或曰为孔门弟子左丘明，或曰为子夏或吴起），此书多处论及兵道。不仅是一部历史和政治之书，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兵书。有一种说法认为孙武、墨子也都出自孔门——而《孙子兵法》中确有儒家思想影响。

孔子流亡卫国时，卫君（灵公）及执政的孔文子曾屡次向孔子问阵问兵，但孔子拒绝而不言。原因是卫国内政乱得一塌糊涂，实在无意去蹚浑水，所以孔子遂被疏远。

但是，孔子不仅在鲁国亲自发动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削三桓、墮三都），早年在齐国还曾参与田氏的改革活动，并因此得罪齐国权门贵族如晏婴等而被驱逐出境。

孔子在流亡周游列国时，与当时的庶族改革家如楚国的白公、晋国的赵简子都有交往。作为一个出身本末实际来历不明、谱系有攀附贵裔之嫌的“庶子”（即竖子，是先秦、秦汉的骂人话，相当于今语之“野种”），他对周代的宗法和嫡庶制度是不满意的，是希望变革的。孔子绝不是一个守旧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主张革新的政治改革者。

晚清今文学派大师康有为曾著《孔子改制考》一书，论孔子为变法改革的大政治家，其实是极有见地的！

但是孔子的政治改革事业并未成功。所以经历14年的流亡归鲁后，晚年孔子吸取了当年因触怒于三桓贵族而遭放逐的教训。

归鲁后的孔子圆滑了，他很少再干预和过问政治，而潜心于学术，研究礼学和古今制度之沿革，整理和传述古代经典。晚年的孔子才是一个退隐书斋作为学者的孔子。

故早年、中年的孔子，是主张尚贤、选举、“革命”（这个词的发明者正是儒家）之道的改革家孔子。而晚年归鲁后的孔子，才是体行“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醇儒孔子。必须了解历史上真正的孔子是具有以上双重人格的孔子，才可以理解后来发生的儒学两大派别的激烈分化、纠葛和斗争。

2.儒分为八，大流归三

孔子死后，据《韩非子》云，“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以上儒门八派中，后来多数之学说湮灭不传，唯有三派影响后世较为深远。

一派是子思及孟氏（孟子）之学，此二人实际同出于曾叄门下，故后人称之为“曾、思、孟”学派。此派主要继承的是孔子晚期的礼学、经典学、辞章学以及修身齐家之学，属于儒门的人格主义一派。此派与汉代的古文学派有较多关系。但其大兴而被尊为儒学主流，则在南宋、及明、清时代。今人所知的儒学，其实主要是此派。

八派中的颜氏之儒，即颜渊一派，此派似亦失传。但庄子之学与颜渊之学貌似有关。不仅颜（严）、庄两姓文字可互通，而且颜渊的避世、苦行、犬儒主义，与庄子思想也多所相通。故有人认为《庄子》一书实即为颜学后人吸纳老子思想，兼容儒道而成。此可备一说。

但是，儒门八派中对战国以至秦汉影响至大的，实际则是“孙氏”之学。孙氏者，即孙卿——亦即荀卿、荀子也。（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因避西汉宣帝刘询音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

荀子乃赵人。其学之源据西汉人所述谱系，是源出自子夏一门。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其先世当为卜人。其出身微贱，家业贫寒，是晚年孔子在卫国所收的弟子。汉代有“子夏传经”的说法，实际汉代所传的多部儒学经典如《易经》、《诗经》、《春秋经》及《尚书》学，多是传承来自于子夏的。
孔子政治思想的来源，于上古为伊尹、仲虺（古老子）、周公，于当世（春秋）则为管仲与子产。孔子礼学思想之源在子产（见《左传》子产论礼，子产曾为孔子师）。而法治思想则承自管仲。

孔子学术中本来就兼含儒家之礼学与法家之政治学。故孔子治鲁，其任中都宰时，是立制度用礼学。而任大司寇时斩少正卯，任代国相时谋削三桓、堕三都，则是用法治国。孔子的政治思想的传述多在《尚书》诸篇中，实际也是战国及秦汉法家思想之源。例如西汉文景时代著名的两大政治家贾谊及晁错，其政治思想都是学自于济南人伏胜的“尚书之学”。

子夏之学援儒入法。其弟子，以魏文侯魏斯、李悝、商鞅、吴起、以及隔代的荀子、韩非、李斯最为知名。这几位都是战国最著名的法家政治家，他们都是出自子夏或子夏弟子的门下。这一派援儒入法、“外儒内法”之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术，也是战国时代直接与政治接轨的显学。

然而文革时代，江青一派批儒扬法，在当时的历史学家中，竟无一人指出战国法家实际其源流皆出自孔子。以至包括冯友兰这样的大家，也都跟着乱批一气，实在是不读书或者读书误，够荒唐也。台湾钱穆三十年代写的《先秦诸子年表》中，对儒法相交的这一谱系已有所注意，但可惜其考索亦未深入。

3.子夏一派学术在西汉发展为今文儒学

秦汉之际子夏、荀学一脉的传人为公羊氏父子，故称“公羊学”。公羊父子则是后来伏胜、鲁申公、晁错、王臧、赵琯、田蚡、董仲舒、公孙弘的师祖。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所尊崇的儒学，并不是曾子、子思、孟子一派的礼学、修身及人格主义学说。此派若以地域言之，则为鲁派儒学。汉武帝所尊礼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国家主义儒学，外儒内法的儒学。此派学术，则来自子夏、荀子、公羊高一派的魏赵（三晋故地）儒学（子夏晚年曾讲学于卫之西河）。以及伏胜、贾谊、晁错、董仲舒一派的齐派儒学。齐派儒学传于稷下，盖荀子曾为稷下学宫之祭酒（主席）。故齐学实也来自魏赵即子夏门下。因伏胜、申公所传儒学著作，都是根据记忆和口述，而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所记录书写，因此称“今文儒学”。

反对汉武帝政策的刘姓贵族亲王们（如鲁恭王刘余、河间献王刘德等），乃在其封国的领地上积极扶持一种标榜弘扬周礼和周公之道，其实是主张复古思想的“古文儒学”。所谓“古文”学派就在此时兴起。

古文学派宣称，他们找到了秦始皇时代焚书坑儒时被学者暗藏在墙壁里的古经书。这些经文都用上古蝌蚪文（甲骨文、金文、篆文等）所书写。一般人读不懂，只有他们的专家才能读懂和解释。他们说，这些古经不仅比朝廷所奉行的今文经典更准确，而且其中涵有诸多的微言大义和致太平的道理，是周公和孔子的真正学说。因此，应当以这些古文经典作为治理天下的大法，而废弃那些旁门左道的今文经书。

4.今文经学主变革古文经学主复古

如果简括言之，除了书写文字的不同，今文经义与古文经义的区别，最主要的一点是：古文派鼓吹周公以及古周礼的严格宗法制度和分封（封建）制度。也就是说，古文派主张效法古制，以古非今——回到周公去！

因此正是古文经学一派把孔子涂抹成一个保守尊周、主张恢复周礼的守旧式人物。例如孔子的《论语》是本来孔子教诲弟子的语录，西汉初叶有多种传本——今文学派有子夏的传本，古文学派则有曾参等的传本。但后来传下来的却只有一个以古文派思想为主体的传本，这就是今传的《论语》。我们在书中通过孔子的那些只言片语所看到的基本是一个守旧顽固、注重道德伦理学的孔子，这也正是古文学派所需要的孔子。

当时的刘氏贵族多数反对汉武帝大破大立的变古改革政策，反对汉武帝实施的削弱贵族诸侯的“削藩”、尊王攘夷、打击匈奴、开疆拓土的大一统政策。

董仲舒、公孙宏等以儒家的今文学术为汉武帝的这些政策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辩护。由此而发生了今文一派与古文一派极为激烈的论争。大体而言之，古文经学有贵族主义的倾向，是一脉保守主义的学说。而今文经学则主张应世变法，是主张与时俱进的实用主义学说。

古文学派实际也贬低孔子、子夏以及荀子。他们用《周礼》中的“亲亲”思想与“别嫡庶”的制度，来反对汉武帝实施的选贤能、立考试、破格用人的新制度。汉武帝是让庶民参加考试选拔文官制度的开创者，他将卫青由一个骑奴提拔为大司马（国防部长）、大将军。而名将李广，世代将门，是贵族武士家族出身。却因斩首破敌数字不够，始终未得封侯。刘彻不拘一格选用大批有才能的庶民担任文官，贬抑宗亲贵族世袭的旧制度。这也是今文学、古文学在当时的最大政治分歧之一。　

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所尊的并不是愈古愈好的古儒之道，而是现实需要的子夏、荀子一派鼓吹大一统、尊王攘夷的“儒表法里”之道。今文儒学为削弱诸侯、加强帝权，攻击匈奴提供理论根据，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新派儒学。

当时对武帝这些政策不满意的一些诸侯王，如河间王刘德等，不管真真假假收集了一大批古书，进献朝廷，要求汉武帝效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主张实行分封制的《周礼》。

刘德的意思无非是：你刘彻不是依托于孔子经义而变法吗？好，我就献给你比孔子更有圣人资格的周公的古书。《周礼》这书里讲封建、讲宗法，看你尊不尊啊？

刘德是刘彻的异母兄弟，也是曾经与刘彻竞争帝位失败自杀的废弃太子刘荣的亲弟弟（皆为景帝“栗”妃即“丽”妃之子）。刘彻很难再杀他，否则会有灭亲之恶名，会得罪一大批宗室王爷们。刘彻一时奈何他不得，但这种做法也把刘彻气得不行。于是他训导刘德说：“很好啊，原来你是要学周公、文王之道！好，你好好努力！当年周文王靠百里国土而取得了天下，你今日的封地可不只百里，你努力吧！”这话里已经暗含了对刘德的严厉警告——你是不是有篡位的野心啊？！这话把刘德吓了一跳，献书回国后不久就病死了。他死后，汉武帝特别赐他一个谥号——河间“献（书）”王，其实是在讽刺他。

因此在汉武帝时代，对古文学派，中央不予承认，也不感兴趣。对古文经典，一概束之高阁，封存不看，也不让当时的学者们研读。终武帝一代，古文学派一直备受压制，仅仅是一种“私学”，在政治上抬不起头来。

5.王莽复古使得古文学派抬头

到西汉末的新莽时代，因为王莽要改变汉制，试图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取代汉统而别立新统。于是也出身于刘姓贵族的刘歆，就借机从汉宫的档案库中把古文《周礼》等古文经书找了出来，大加鼓吹。于是古文经学从此得以复活翻身了。

后来的东汉时代，刘秀确立了贵族门阀世袭制度。意识形态上主张尊亲世袭制度的古文学派逐渐流行，遂与今文学派并列成为主流学术。古文经书也成为选荐官僚的准则，而今文经学反而逐渐式微，成为少数人的秘传家学了。

但是，东汉时代今古两派之争仍然一时间平静、一时间又非常激烈。东汉晚期党锢之争激烈，矛盾逐渐由儒家内部转移到儒家官僚与宦官集团的矛盾上。于是到东汉末，马融、郑玄试图调和今、古经义。在三国时代的人物中，刘备属于马、郑弟子，是古文派。但出身宦庶的曹操，政治思想则是外儒内法，属于主张变革古法的今文一派。

自汉武帝独尊儒学以来，政治权力的纷争，今文、古文经学的兴亡递嬗，事实上都是反映了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门争夺政治资源的兴、替问题。

6.曹操用人惟才不在乎忠孝

儒家官僚作为高门豪族的出现和成为统治阶层，并非一朝一夕事，其 制度是始于东汉品评清议的风气，而定型于曹丕以后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

东汉儒家豪族兴起，遵行周代的宗法和礼教，鼓吹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其基础为古文儒学。古文儒家的道德标准，即所谓礼义廉耻等四纲八维。认为名教之大者，莫过于父子君臣，孝于亲才能忠于君。当这一原则被用于人材的甄选上，便发展出察举征辟制度。士子能否入仕全靠豪族大佬依名教标准来举荐，东汉末这种荐举则变为亲亲相荐的豪族间的游戏，而把寒门出身者基本排斥在外。

这种选任方式发展到极端，便有魏晋两代的“九品中正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高门”。出身高门者与寒门者的阻隔对立愈演愈烈，势成水火了。

曹操出身宦官和商人的家族，年轻时颇受出身高门者之挤压。因此得志后，就着力打击削弱高门豪族。曹操杀出身儒门望族的杨修、孔融，斥逐弥衡，都与此有关。他甚至公开下求贤令，宣称我用人惟才是举，哪怕不忠不孝以至偷金盗嫂之人，只要真有本事，尽管过来！公然挑战和彻底打破了察举征辟制度的儒教标准。

但是儒门贵族的势力在汉末魏晋仍很强大，强大如曹操也无力铲除之。曹操三分天下有其大半仍然不敢称帝，就是怕给天下反对他的力量以集结的口实，担虚名而招实祸。所以当孙权上表拥戴曹操称帝，曹操笑着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到火上烤啊！若天命在我，我也只能当不称帝的周文王。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后篡汉当皇帝，就不得不寻求儒门豪族的支持，于是搞出了保证儒门贵族世袭制度的“九品中正制度”。出身豪族的司马懿是中原儒门豪族的领袖，他乘曹氏子孙孱弱，夺去曹氏手上的皇权。在两晋时代，儒家高门豪族的世袭门阀制度乃达到全盛之局面。

司马懿的篡魏得到高门豪族的支持，更加寒门备受压抑。其大反动，就是八王之乱后数百年的天下大乱、民族大乱、分裂与大崩溃。

7.玄学与佛道的兴起

司马懿父子当权后，完全推翻了曹操那一套学术和政策。于是标榜儒门正统的王肃所代表的古文学派扬眉吐气了。为了打击今文学派，王肃甚至伪造儒学经典，编撰了一个基本全是伪托的孔门家谱——《孔子家语》。

两晋时代要当官必须熟悉尊习古文经义。于是，在政治上同情曹氏政权而不满司马氏政权的文人们，特别是那些出身寒门的学者们，就都不愿再谈儒学，宁可不出来做官。于是隐士之风大行，许多名士都放浪形骸，玩山水，当隐逸，谈玄学去了。

自东汉末年以下中国发生百年大乱，不仅国家分裂，而且兵连祸结，瘟疫流行，死亡人数众多，人口锐减过半。当时的“建安七子”中王粲有诗句云：“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可见悲惨之一斑。

至西晋司马氏亡政后，东晋政权偏安江左，江淮以北成为胡狄鲜卑匈奴的牧马荒原。而晋室代代无能，屡次北伐均无功失败，国运衰微到令人绝望的地步。许多文化人精神上找不到出路，在心灵上或行为上希冀得到自由和解脱，于是清谈之学大兴。许多人皈依老庄、道教和佛门。佛、道以及玄学大行于世，儒学则衰乎其微了！

清谈又叫玄谈。清谈主旨在“三玄”，就是《老子》、《庄子》和《周易》。易学本来属于儒门经典，但晋人王弼以道家观念来解释易学，把它也变成玄学了。

这种谈玄的风气始于曹魏正始年间，以名士何晏、王弼为首，人称“正始玄风”。这也是士人对当时已经居于正统主流的古文派儒家经学的一个逆动。这些不愿与司马氏合作的名士们厌倦了僵化死板的道德和礼教的束缚，改而推崇老庄放任乎自然的思想。甚至故意搞出一些怪诞、放荡的行为显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

玄谈者标榜自己为清流（即不爱钱财也不爱做官），鼓吹放任自我，放纵主观感受、自由心灵和性灵；这实际上是哲学的“存在主义”（因此玄谈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也是一种非理性主义。此道魏晋时代大为盛行，竟成为当时最时尚的显学（可参阅《世说新语》）。

古文派儒学一本正经的伪君子礼教以及人格主义，在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在一代一代君王篡位、弑君而逆取天下的黑暗政治背景下，早已经被现实的铁锤击得粉碎！在这样的时代，一切人文礼教伦理道德还有任何真实意义么？所谓修身、齐家、治平天下的大道，又与我何干？救国济民，再也不是当时士大夫们所关心的事了。

清谈玄谈风气的形成，另一个后果是令魏晋公卿以及儒门贵族一代一代地近亲交配和繁殖。于是不仅在生理、心理上都发生畸形变异，发生弱势化、弱智化——例如晋惠帝的著名问答：天下人无饭吃？那么为什么不食用肉糜呢？就正是弱智化的典型！

两晋在军事制度上极其腐朽衰败，武将不能战，士兵也不能战。世袭高门出身的贵族将领没有本事带兵打仗，只知吃药、酗酒、空谈玄理，不务实事，生活败坏颓废。结果一代代兵权旁落。于是给了一批有本事的寒门裨将以机会。在军队中，出身寒门的军人逐渐掌控了军队力量。这就为后来的宋齐梁陈四代不断发生武人夺取政权准备了条件。所以魏晋时代的清谈，并不仅是讨论辨证、谈玄说理的客厅沙龙，而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政治立场、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

8.唐宋以后复兴的儒学是打着孔子牌号的新礼教

唐太宗贞观时代，规定儒学成为国教，命孔颖达校正和重修儒学经典，以古文经学为主，统一经义解释。在天下恢复统一的背景下，重新倡导尊儒。

北宋一代有文章有词章而无学术。南宋周（敦颐）、程（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结合佛教的内省和禅悟理念，发挥曾叄的礼教主义、思孟的人格主义，把先秦的宗族主义礼教改造成家族主义的“理学”——建立起新礼教。这种礼教强化鼓吹君权、父权、夫权的绝对性，在两性伦理上，则近乎变态地强调先秦礼教并不甚重视的贞操守节，以至鼓吹“饿死事小，失节是大。”这种伦理化的程朱礼教思想，被标榜为“圣人之道”实则成为“杀人之道”，已经远离原初以人为本、以“仁善”和“仁爱”为核心观念的孔子之道了。

程朱一派的新礼教理学在明初被朱元璋大力弘扬。结果明代是一个书呆子和伪君子辈出的时代。曾、思一派礼教成为圣训国教，并将汉代不甚被重视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尊为儒门首要经典，用作八股取士的准则，甚至位居“儒门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先。今人所知道的儒教以及所认知的孔子，其实只是被宋明礼教改造过的伪儒、伪孔。不是孔子的本来面目。

因此明末李贽、徐渭一派起而挑战，他们非礼圣人、蔑视礼法，大搞“无厘头”，一股反对理学解构礼教的狂儒思潮随之兴起（《西游记》、《金瓶梅》、《笑林广记》之类都是无厘头的书），成为对新理学正统和主流的一种逆动。

9.清初汉学在复古的名义下发生民族主义的异动

清初所谓汉学，所针对也是批判宋学及宋明理学。最初倡导汉学与实用之学的是顾炎武、黄宗羲，他们推崇汉学的深意之一是排满，鼓吹黜斥夷狄的民族主义，此学在南方大兴。

但是康熙皇帝是聪明人，他因势利导，也提倡汉学。一方面把一批硕儒大师都集中弄到北京来，由国家发银子养他们为朝廷治学和编书（著名者如《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以及后来乾隆时的《四库全书》），以羁縻而牢笼汉族文士。另一方面又用文字狱诛心，残酷压制那些有叛逆倾向的异端文人。后来的雍正、乾隆继承其术，于是出现了所谓“乾嘉学派”，出了一大批提倡复古主义的清代古文派经学者和文字学家，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父子诸辈。

乾嘉汉学的主干是继承汉代的“古文”派经学。乾嘉学者认为要想读懂古文，所重不在推阐义理，而在先要认知和理解文字，因此必须精通字学。而汉代的古文派经学者，许多人原是古文字专家，例如写出《说文解字》的许慎。

乾嘉时代称古文字学为“小学”，原因之一是因为忌文字狱。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全为稻粮谋。”（龚自珍语）盛清时代士人不敢轻议国政。大政之学（所谓治国、平天下之学）被称为所谓“大学”，在清初特别是乾嘉时代，是非常式微的。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再次面临国破家亡的厄运，于是有魏源、龚自珍一类先知先觉者的醒悟。甲午战败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更高呼变法，于是倡导经世致用，应时变法的今文学派又得盛行。公羊学、董仲舒一派的汉初今文派经学，再度受到近代改革派学者的重视，成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日本明治时代主张变法的儒学者中，许多人也是受到魏、龚影响的今文派学者。　

康有为著作有三大名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大同书》。这三部书突破几千年传统思想的藩篱，当时曾经震动学界风靡天下。正是康有为振聋发聩地指出：孔子并不是一个保守派，而是改革家，是一代政治领袖（所谓“素王”）。康氏的书成为戊戌维新变法的主要理论基础，据说曾是光绪皇帝的枕边书。

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失意流亡。五四运动兴起以后，得到外国支持的西化派和激进革命派鼓吹打倒孔家店，孔子被塑造成一种彻底的保守反动派形象。而康有为的著作遂被沉埋。但近代巴蜀学者廖平（康有为最初思想颇受廖平影响）及蒙文通两人，仍守持类似康氏的主张，属于现代的新今文学派，大可研究。

其实康、廖、蒙这三人的书，在经世致用方面要比主张死读书、读死书，陈陈相因、恪守旧说的20世纪古文派儒学人物（领军者如钱穆）高明得多。特别是蒙文通堪称通人，其学问比陈寅恪高明！　

陈氏霉于经学及小学。陈寅恪自己承认“两汉三代以上书不敢观”，这不是自谦而是实话。其实陈氏主要只是精通于唐史的断代史家，史学上不算通人。1949年前他的名声是洋人捧起来的，因为他懂多种西文。建国后他曾经以政治原因婉拒出任历史所长，所以有人认为他有风骨。然而政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陈氏对经学及小学一窃不通。而蒙文通则博通经史，是近代少有的新今文派儒学大师，也是通史家、文化史家。他也因各种原因在20世纪50—70年代被沉埋多年。他的书亦多用古典文言撰写（代表作《古史甄微》、《古族甄微》、《古地甄微》等），文字功夫很深。今日能全部读懂他的书的人，已经不多了。

[附注：本文立说殊新，但所论皆有坚实根据。所据史料参看何新《孔子年谱长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

百岁老人周有光谈世界民主化

本文转载一篇真正的老人，真正的学者，106岁老人，来谈他的民主价值观。我们整天用汉语拼音输入写博文，这个汉语拼音就是他发明的。

我看过他的书，也看过他上节目，非常风趣的老人。这位老人虽然年岁过百，但不像某些人士那样自称老夫，他说话都是很风趣很实在也很谦虚的。

他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做过经济学教授，是沈从文的连襟，在美国日本欧洲都呆过，还见过爱因斯坦，可是思想却十分的开发，十分的难得。

他对世界有非凡的洞察力，对全球化，对民主化，等都有他独到的见解。我是十分欣赏这个老人的。在某些人眼里，大概算是右派吧，可能是中国国内最老的自由化人物呢。

说明一下，对民主价值观，他也是个业余爱好者，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呵呵。

了解伊斯兰教国家的民主运动，先从“全球化”谈起

网易读书：老爷子您好，我发觉您特别关注新闻，不知道您最近关注什么新闻？现在因为埃及、突尼斯，还有利比亚发生的民主运动，世界局势有很大的变化。我不知道您对当下的这些变化有没有什么看法？

周有光：我呢是一个专业工作者，专业工作者就是在一个方面（学有专精）？比如说我从49岁开始，我的专业就是语言文字学。我说的“专业工作者”等于在井底里面做工作，真正是坐井观天。我85岁就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为什么呢？（坐办公室）不仅要去图书馆看东西，还要跟国外联络资料，年纪大了，太累了，不行了。回到家里，随便看看书，随便写写杂文，我离开专业工作等于从井底里面走出来，看到世界上很大的知识的海洋，我在这个海洋里犹如文盲，我赶快自己扫盲，所以我是乱看书，乱写杂文，我的东西要请人家指正，不一定对的。

我就谈谈我的个人的看法，我的看法不一定对。

网易读书：您就谈谈您的看法，比如拿利比亚的局势来说？

周有光：我想你拿来的这个资料上的问题挺好，福山提到“全球化”，我们就从“全球化”谈起（笑）。

网易读书：是，但“全球化”这个问题有些抽象，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具体的新闻谈起？比方利比亚今天的局势。

周有光：这个问题恰恰是“全球化”的问题，我认为现在谈什么都离不开“全球化”。

什么叫“全球化”呢？我认为，“全球化”最大的变化，是观点改变了。过去是从国家来看世界，在全球化时代是从世界来看国家。这个变化你不感觉到实际是非常大的？全球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慢慢发展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就明显起来，到今天越来越明显。我举一个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人提出，欧洲，法国、德国小学生读书都有一篇课文，《最后一课》。爱国教育嘛，中国也是这样的。我们小学生课本里面都有的，这种爱国教育好不好？爱国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情。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要重新思考。为什么呢？因为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德国，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打了第二次大战，你要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不能再打了。那么爱国教育本来是由国家来看世界，不是世界来看国家。你从世界来看国家就完全可以看到爱国教育，他是狭隘的观念，要扩大、要提高，要爱人类，从人类这个前提来研究问题，那么就不会打仗了。欧盟就完全改变了，你看欧洲的历史里面是不是打了第一次第二次大战，以前的战争多得很，都是从国家，都是我为我的国家，你为你的国家。我要扩张，你要扩张，就要打仗了。那么到了今天观念就改变了，欧盟用另外一个原理，就是民主原理。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投票箱里出政权。完全改变了。

应当欧盟是成功的，不过现在问题很多还要解决。从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中国的古代，孟夫子去看一个国家的国王，从春秋到后来战国，也是几个国家打仗。那么有一个国王就问他，天下怎么样能够统一呢？孟夫子说，你不喜欢杀人了，人类就能统一。这是儒家的说法。儒家是用王道来统一天下，不是用军队来统一天下，这个思想是大大的改变。孟子这一个不用军事来统一天下，天下才能统一。这个思想非常高，这个实际是跟欧盟很像的。

从这些来看，从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来看，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事情，世界很多国家好象都在开运动会，都在一个跑道上跑路，有的跑在前面，有的跑在后面。跑在后面的慢慢向前去，可是有的人掉下来了，跑到外面去，就是进入到历史的误区了。可是历史的误区是走不通的，迟早他要回来，苏联就是证明嘛，苏联几十年证明此路不通嘛，苏联垮台了。

另外有的国家落后得很，没有走上跑道，可是迟早他要走上这个跑道，他要走上这个跑道，不管是在前面还是落在后面，但是都是在同一个道路上决定，你做得好可以跑得快，跑在前面。

整个历史是这样的。没有两条跑道，只有一条跑道，所有国家不知不觉都在这个跑道里面走，这样一个情形。你了解了这个基础，你就可以了解阿拉伯国家的运动。

这个地球是表面上有很多块，叫板块，我说地球上面的人也好象是板块一样，你可以分多少个板块，板块当中有一个板块就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这个板块的基础是有一个旧的帝国，叫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中国是忘掉了，在清朝的时候，东方，大清帝国大得很，西方，奥斯曼帝国也大得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方面走的，奥斯曼帝国是跟着德奥帝国走的，德奥帝国打了败仗了，奥斯曼帝国也就打了败仗了，结果奥斯曼帝国就瓦解了。所以奥斯曼帝国的瓦解是当时历史上面一个大事情。

另外我们看到一个大帝国瓦解了，就是苏联。那么今天在闹事情，起初一个就是突尼斯，后来影响到埃及，后来到阿尔吉尼亚，到利比亚，一共有多少个国家呢？现在明显闹得最厉害的有十几个国家，不明显的加进去就有二十来个国家。

今天的民主化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群众进步了，群众要民主

网易读书：我看您好象（在相关报道的杂志上）都做了详细的注释。

周有光：对，（杂志）里面有一个图，我觉得很好。

网易读书：你把这个图可以展示给视频看。

周有光：不仅是这些，还有他们没有画进去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

网易读书：这个图我看您都做了标注，都是您自己标注的吧。

周有光：这些红字都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这个事情很奇怪的是什么地方呢？不是一个国家闹事情，而是你闹的事情转嫁给我，我闹的事情转嫁给他，一系列的国家，这一系列主要都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要明白什么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从文明的世界史来看，他是一个落后体，阿拉伯文化在古代曾经有一个时间是辉煌的，后来就不行了。怎么不行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宗教。基督教经过多少次宗教改革，基督教就适应现代了。伊斯兰教没有经过宗教改革，所以他还是围着古代的标准，因此在今年的社会里面，今天在世界上，伊斯兰教跟现代化发生矛盾，到全球化这个矛盾越来越大，这个可以看得见。这是一点。

伊斯兰教他也是跟新一代的许多所谓叫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矛盾，伊斯兰教国家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一部分比较稳定的，中的；一部分是所谓叫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国家当中还要分出一部分是有恐怖组织的，所以美国再三讲我们对付的实际是恐怖主义国家，不是对付伊斯兰教国家，因为美国害怕，伊斯兰教世界非常大。

所以这一次阿拉伯伊斯兰教的活动，是什么现象呢？我看的东西不是很多，根据我看的这些资料，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表面上还是非常非常保守的，非这里面（杂志文章）讲得很好，我给你看一句话，这句话讲得很好：在这些国家，仅仅是五次礼拜需要占用的时间，就使得你不可能跟其他国家比了，因为他一天五次礼拜。消耗你的精力，消耗你的时间，因此他跟其他国家的教育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现代化教育就不能发挥其他国家的效果，这个（杂志文章）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讲到的，这个五次拜上帝，不仅是消耗时间、消耗体力，还有一个就是，固化你的思想。阿拉伯国家生下来就是伊斯兰教，你不能选的，从小就跟你讲上帝，使你的思想就看上帝，不看现实，所以你的创造性的思考就没有的。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思考，我们的教育为什么落后呢？我们在毛泽东时代，开始控制思想，从苏联来的嘛，我们向苏联一边倒，向苏联一边倒最大的缺点就是控制思想。知识分子都是坏人，“知识越多越反动”嘛。控制思想不许你独立思考，上面说什么东西，“一句顶一万句”，没有独立思考，社会怎么发展呢？社会发展第一就要独立思考，第二要创造，第三要发明。没有独立思考什么都没有了，社会就停下来了。

基督教跟社会的进步起初也发生矛盾。基督教起初跟自然科学也是矛盾得不得了嘛。比如天文学，（基督教认为）太阳当然绕着地球转，你看东方太阳起来西方太阳落下去，这很清楚的嘛。你说地球绕着太阳转，那你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就要把你烧死。这个斗争很厉害，后来有个科学家说，《圣经》上讲的，男人的一根肋骨做的女人。他说，我摸摸身上并没有少一跟肋骨啊。好，因为这句话就把你烧死了，不能这样讲的。文艺复兴以后慢慢科学就发展了。到后来宗教斗不过科学，基督教就退出了科学的领域。

还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发展跟基督教发生矛盾，欧洲的制度，不仅国家有皇帝，皇帝上面还有皇帝，是什么人呢？教主啊，教宗啊。宗教的头头是管许多皇帝的。你要民主，那不是反对上帝了吗？所以第二步，基督教宗教改革，（基督教）欺骗群众欺骗得很厉害，后来就戳穿西洋镜了。宗教跟民主斗争，也斗不过民主了，结果基督教就退出了民主了。所以基督教在经过至少500年斗争，退出科学、退出政治。

退出民主就是退出政治嘛。不干预科学、不干预政治，专门管精神方面，结果就没有问题了。这一来改变，基督教观念概念改变了，基督教认为不仅是天国美好得不得了，地上的国家也可以建设得很好，通过建设地上的国家建造很好的美好的地上的国家以后，你可以相信死了之后上了天国更美好。在天国跟地国就没有矛盾了，伊斯兰教不是，伊斯兰还是天上好，地上不好嘛。他们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刀。要搞圣战嘛。

伊斯兰教到今天还没能够跟现代文化和谐，和谐这个概念非常好，和谐共存，他还没有达到这个。今天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国家闹事情闹得很厉害，甚至影响到阿拉伯之外。突尼斯的国花不是茉莉花嘛，我们都不敢唱茉莉花了，影响大得不得了（笑）。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是一个系列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连锁的运动。

网易读书：您看，亨廷顿不是讲过民主化浪潮第三波吗，您觉得这是不是？

周有光：亨廷顿的书我都知道，我的看法跟他有一点点不一样。他（利比亚）这个运动表明，与过去不能想象的，过去以为这个社会要现代化是很难的，实际上他也在进步，他是群众在进步，这个了不起的啊。不是政府、不是知识分子，是群众在进步，群众不满意现状了，他要改变，他没有明显讲，实际上是想民主。埃及这边的对话是非常清楚的，埃及以前也算一个民主国家嘛，但民主也有水平高低的啊，他是一个低水平的民主。他原来规定总统一任就是六年，可以不断连任，等于终身制嘛。

网易读书：现在改了。

周有光：改成四年，只能连任一次，受美国影响嘛。说明他在民主化道路上，已经走了民主的第一步了，所以他这个运动是每个国家都是要求民主，这样落后的社会，群众起来要求民主，而且是连锁型的。这个现象是全球化的现象，所以要讲到全球化。全球化之前，很难的，当然全球化也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可是他的确是全球化的现象，他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而且还是很多国家、一大片，都在活动，要向民主、向现代化前进，就是说都在跑道上面，他发现自己落后了，要再往前面跑，是这么一个现象。

中国道路，从历史误区中回到跑道

网易读书：我接下来就问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您刚刚了民主化运动，一些非民主和民主不成熟的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您觉得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第二个问题，因为您刚刚讲到孟子的“王道”，跟现在的全球化的价值观输出有一点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全球化的体系里面作出贡献他的价值观，扮演他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您怎么看待中国的“王道”在今天这个世界体系上所应该赋予的新的含义。

周有光：你的问题提得很好，可是也很困难。（笑）

网易读书：你可以先谈一谈有没有第三条道路选择？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像刚刚讲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基本观点，就是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能从国家来看世界。中国问题也一样，中国也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大国也是这样，小国也是这样，小国的集团也是这样子，都是在一条跑道上面跑，在这个基础上面来看，很多问题就容易解释了。我觉得中国的问题也是这样子，就像刚刚讲的，大家都在跑道上面跑，有一个跑错了，跑到岔路上面去了，岔路就是历史学家讲的误区，苏联的垮台就是因为他们走到误区上去了，我们比苏联聪明一点，我们在苏联瓦解以前十几年就搞改革开放，所以我们从误区里面又跑到轨道上面来。不过这一步不容易，我们跨上了一脚，还有一脚还没有跨上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不是例外，中国的现象是，在跑道上面跑，阿拉伯伊斯兰教也是在跑道上面跑，有的国家在跑道上睡觉了，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就是中途醒过来又在跑了，我们跨上了一步，还有一步还要跨，这一步我们感觉到困难，我认为不要着急，困难也必须要跑上去，因为跑上这一条道路，不是愿意或者不愿意的，这是历史自然规律。可能迟一点，早一点，但是必然要走这条道路，没有第二条道路。苏联时代都是讲第二条道路，甚至于讲第三条道路，今天利比亚，卡扎菲他有第三条道路？（笑）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都是错误的。只有一条，都在这条路上前进。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的看法跟福山还是接近的，但不完全一样。

网易读书：您觉得中国还能为世界体系、为这个全球化提供什么新的价值或者新的道路吗？

周有光：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毛泽东把（传统）文化都搞掉了，西化又不许讲。改革开放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漫谈西化》，人家说你的胆子好大，那时是“谈西色变”，不能讲的。我是第一篇文章讲“西化”。

我的看法是，中国所有的活动并没有超过轨道，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历史轨道，并没有离开，不过呢，遇到很多困难，有的是我们走错了的。现在国外有人讲笑话，20世纪有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马克斯讲错了话，第二个错误是斯大林做错了事，第三个错误是毛泽东跟错了路，这三个错误不得了，死掉至少一万万人。所以这个问题就大了。人家问我你的乐观哪里来的？我说我无所谓乐观，无所谓悲观，大家都在一个跑道上面跑，你掉下去一定要回来的，你落后了就要往前走，是这么一个现象，现代国际文化没有特色，是大家共同遵守的道路。

苏联的历史全盘颠覆了

网易读书：您的书里面讲，您现在阅读主要是了解中国、苏联和美国历史的书，也写过一些很精彩的评论，我很想知道，您一般会阅读什么样的关于苏联美国的历史？

周有光：看什么书讲不清楚，譬如看美国的历史的书，青年时代我就看，现在有书来，我也看，我现在看书有一个困难，我不能去选择，因为我不能走出去，我又不能去图书馆。今天跟国外联络也困难了，人家都打电话，我不会打电话，我没有耳朵了（耳背）。所以我是有什么东西就看什么。不过呢，因为我有一点，我受教育的特点是我的时代重视基础教育。所谓广识教育，基础教育要广，你看东西、写文章就方便了。可是也会犯错误，我的文章不一定对的。

网易读书：我看您写的《苏联杂记》，包括您在《朝闻道》还有《拾贝集》里面都有很多篇幅来谈苏联和苏联的解体，里面涉及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历史，对付党内“敌人”手段非常残忍，比如有个苏共高官什么酷刑都不肯承认安插到他头上的罪名，然后克格勃就要当他面强奸他女儿，他就认罪了。这比电影里美国黑帮和香港黑帮这种黑社会的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知道您对苏联共产党的政党组织有没有研究过？

周有光：苏联瓦解之后，俄罗斯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公开档案，莫斯科有三个档案图书馆24小时开，因此人们对苏联问题可以深入研究。苏联的知识分子头脑都很清楚，欧美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都去搞材料自己看，所以对苏联的了解进了一步了。他们得到的结论，苏联走到误区里面所以垮掉了，最近我想你可能注意了，《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一部颠覆性著作》，你看过没有？

网易读书：我还没有看过。

周有光： 请你回去把它仔细看，这篇文章的确是颠覆性的，都把我的头脑给颠覆了（笑）。

对于十月革命，对于列宁，等等，讲法都不一样了，它这一部《20世纪俄罗斯史》是普京总统组织的，40位专家写的，它是国家的书，实际上是一部标准的史书。俄罗斯学校教科书里面今天已经没有十月革命了，十月革命改成十月政变，真正是颠覆了。俄罗斯对于苏联问题还在进一步研究，整个人类历史都在推进。比如以前争论一个问题，第二次大战，苏联是解放了波兰，还是侵略了波兰呢？

波兰的观点跟俄罗斯不一样，波兰把苏联解放的铜像移到郊区的坟墓里面。俄罗斯就对波兰提出抗议，说你们无视我们红军帮你们解放的功劳。波兰说不对，你们是侵略我们的。所以苏联跟希特勒一样是侵略国。现在有历史书讲，这两句话都讲得不清楚。现在历史学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的历史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苏联斯大林、希特勒共同侵略波兰，定了密约嘛，这是很清楚的。第一步是苏联跟德国都是侵略国。可是到了第二个阶段不对了，希特勒打苏联了，苏联变成了被侵略国了。还有第三个阶段，希特勒失败之后，苏联军队打出来，又第二次占领波兰和东欧许多国家。第三个阶段苏联又是侵略国家，这个看法我们的书还没有，国外已经很清楚了。香港出版的都已经有了，所以对历史的看法都在重新书写。

所以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历史，不能从国家来看世界，从国家来看世界就是那历史跟我的完全不一样。

“两头真”知识分子回看年轻时的理想

网易读书：是，您在《拾贝集》里面讲了，就是说您说是“两头真”：一头是年轻的时候天真盲从，年老的时候追求真理。您说的这个年老的时候探索真理，我理解很大一块是在于历史的探索，重新认识历史。您怎么回看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因为这近百年几乎是您整个见证的历史，您是不是认为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你讲过两大事情改变中国，一个事情就是日本侵华，另外一个是共产党？这是不是在历史规律之内？

周有光：我们这一代人，人家叫做“两头真”，年轻的时候真心跟共产党走，到年老的时候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看法就改变了，苏联瓦解之后看法更改变了。所以到了老年，重新思考真理，重新追求真理，这是两头真。我这两天看了一本书还没有看完，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杨宪益传》。

网易读书：这个书我看过

周有光：杨宪益很有趣味，到了外国娶了外国太太。他青年就倾向共产主义运动，所以他后来早期就参加共产党，到后来他的意见也不对了，变成反革命。开除出党，后来又改变了，四人帮打倒之后，后来又入党，到最后他又脱党。他也是“两头真”，他的波浪比我们更大。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一个动乱时期，历史的动乱不是很简单的道路。他有弯弯曲曲的，可是方向是一样的。我说我现在年纪老了，研究问题力不从心了，我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弄得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面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得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苏联传到中国来的叫“五阶段论”，“五阶段论”现在要重新研究了。

网易读书：您那代知识分子年轻的时候很大的理想就是希望中国富强对吧？希望中国能富强，中国人能有尊严，现在这个目的基本上实现了，但是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您怎么再回头看当时那代人的精神和理想？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所有历史学家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往前走，不仅是中国。

网易读书：当时您年轻的时候的理想是这样吗？

周有光：年轻的时候就不懂政治。我给你讲一个年轻时候的故事，抗日战争，我是在上海，从上海逃到四川重庆，我是在银行做工作的，国民党在重庆的政府有一个经济部，经济部下面成立一个农本局。农本局是从许多银行里面找几个人来办的，我是被找去办农本局的一个。同时呢，那时候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到重庆见蒋介石，毛泽东不久就回到延安去了，周恩来一直在重庆参加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个全国政协是国民党成立的，一直到今天。周恩来的秘书叫许涤新，是搞经济学的，我也是搞经济学的，所以许涤新一早就跟我是朋友了。周恩来跟其他的人一样，每个月至少开一次座谈会，小规模的，一二十人，研究世界大势，我每一次都参加周恩来的这个会议。周恩来每一次都讲，我们共产党主张走民主道路。我们那时候大家都讨厌国民党的专制，后来推举了社会的5位重要人物，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窑洞对”大家都知道的嘛。“窑洞对”就提出，中国长治久安怎么办？毛泽东说，就是走民主道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相信共产党是要走民主道路的。是这么个情况。

那时候看孙中山的书是要走民主道路的，可是蒋介石当权后，是搞专制，所以大家都讨厌蒋介石的专制，是这样的情况。

网易读书：说到孙中山，正好请您谈谈辛亥革命。

周有光：辛亥革命很有趣味，我的看法，辛亥革命是把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时期，非常重要的，今天来纪念辛亥革命是应当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是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做北洋政府；第二阶段是国民党政府；第三阶段叫毛泽东时代；第四阶段就是改革开放。北洋政府大家都认为是最最坏的政府，可是北洋政府做了很多好事情啊，不是很奇怪吗？这些军阀什么都不懂，他能怎么做好事情呢？因为军阀不懂，关于文化部分，他就请学者来担任，比如教育部长就请蔡元培，蔡元培就做了很多好事情。所以军阀时代，军阀不管文化。毛泽东不一样，他不仅要管政治，甚至他也要管文化，所以“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个很有趣味的事情。（笑）

民主是轨道，是谁也不能违背的一条规则

网易读书：您看，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很大一个程度上在于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他所代表的阶级，对不对？就是他当时不能代表工人，也不能代表农民，不能代表无产阶级。他只能代表官僚阶层，老百姓对苏共失去了信心，苏共自己也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但是我党提出了三个代表，提出了先进性教育；应对全球化，我们又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论；应对现在当下日益紧迫的环境问题，我们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您不觉得我们的理论是与时俱进吗？

周有光：我觉得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大家都明白，应该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毛泽东时代；第二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时代都是往苏联一边倒，现在研究毛泽东，越研究越清楚，毛泽东很多是跟着斯大林走的，只有一点是他自己创造的，打麻雀是他创造的。苏联的道路走错了，结果毛泽东时代许多都是破坏中国的，没有好处。改革开放就改变了，我们自己走自己的道路，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嘛。我们提出的口号实际上都是儒学的口号，我们与时俱进、和谐社会……

网易读书：三个代表呢？

周有光：三个代表跟孔夫子没有关系，孔夫子不懂三个代表（笑）。这些都是很对的。我们改革开放之后，从口号里面可以看出来，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有儒学在里面，我觉得提儒学的一些原理，今天到处成立孔子学院。我们不仅要接受世界的好东西，我们还要承继中国的好东西，这个原理是对的。具体的东西呢，因为我年纪大，了解得少，所以不能谈。

网易读书：那您觉得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最大的问题？有没有欧美国家哪一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最值得中国借鉴，因为您年轻的时候走过很多国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周有光：我认为，改革开放是我们从轨道外面走错了路回来了，回到轨道上面来了。我刚刚讲的，跨上一步，还有第二步还要跨，还正在跨的当中，是这样的状态。我认为第二步迟早也是要跨的（笑）。我们由于第二步还在跨，没有完全跨上，所以我们有许多事情跟各地发生了矛盾。譬如去年那个诺贝尔奖（笑），这个问题闹得很厉害。这个事情我们有点被动，好多跟我们友好的人都批评我们。我想，我是乐观主义者，我们国家一切不符合现代化的事情会慢慢地一步一步改的（笑）。

网易读书：我问一个具体的问题，西方学者评价民主政治和政治进步主要有三条标准，一个是多党竞争；第二个是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选举；第三个是三权分立。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是照搬西方的体制，所以我想，您是不是可以谈谈超出这三条范围之内，还有没有另外的民主化的方式，民主化的政治？超出这三个衡量标准之外？这个在福山和俞可平的对话中也讨论过。

周有光：你这个问题就走进了禁区里面去了（大笑）。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世界历史轨道这一条，民主道路这一条，民主不是一个政策，民主是轨道上面的一条规则，谁都不能违背的，你可以慢慢地走，也可以快快地走。讲民主，我有一篇文章说民主是三千年来的积累，是一步一步来的，积累到近代，有几个重要的，第一个是多党直选；第二是三权分立。这两条是不能违背的。最近的变化，就是民主选举时候要电视辩论，还有国际观察团。国际观察团去看了一句话不讲，但是影响还是很大的。什么都是慢慢的来的，俄罗斯走了很大一步，俄罗斯叶利钦宣布俄罗斯独立，讲清楚一点俄罗斯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讲得很清楚的，事情是慢慢地要一步一步来，我认为你要走民主道路，多党直选、三权分立是不可能违背的。你可以慢慢走，阿拉伯国家就在走，还没有走上去嘛。

中国文化：30年河东？

网易读书：因为时间关系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就关于您谈得比较多的文化问题。您讲过“双文化论”，您能不能说具体一点，讲讲中国古代传统，如何和今天的现代融合。因为这两年有一个讲法，叫做“通三统”，我不知道您说过没有，就是说要把儒家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融合起来，通起来。

周有光：双文化论，所以提出来，因为改革开放大家都很高兴。季羡林就提出30年河东、30年河西，说我们走了西方文化走不通了，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以前是30年河西，文化的旗帜在西方，现在旗帜传到中国来了，30年河东了。他提出之后大家都很高兴，有几次国际会议都提出这个命题。人家问我，我说我是不研究文化的，我现在年纪老了，在家里随便看书，我说，我关于文化的问题其是另外一种，我研究文化不是离开历史来看，我是根据历史来看的，要有历史根据。我根据历史来看，世界上有许多文化，本来有很多文化摇篮，慢慢变成只有少数几种，到最后，特别明显的工业化之后，有四大文化传统。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文化学丛谈》，是我的关于文化的一些看法。我写了一篇引说，就是把整个书的内容简单讲了一讲。许多文化摇篮经过很长的时间，千年、几百年，慢慢融合成为四大传统文化，一个是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一个是亚洲南方，印度为中心；一个是亚洲西方的，伊斯兰教为中心。还有一个是西欧的文化，西欧文化传到美国去，这一个美国和西欧合起来是西方文化。我说这四大传统文化等于一个桌子四条腿，这四种文化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好的东西，凡是对整个人类都有用途的东西就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叫国际现代文化，不分东西不分地区。比如说电灯，本来是美国文化，但是现在全世界有电灯，电灯是国际文化不是美国文化了。可是有些东西是你本国的，本国的传统还没有成为世界的，就是现在的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四大文化都不一样，水平也不一样，我讲文化的结构就像一张桌子，四条腿是四个传统文化；桌面就是国际现代文化，这是大家都共同的。国际现代文化最重要的就是五四提出来的，科学和民主。现在每一个国家都是双文化生活，既生活在本国的文化里面，又生活在国际现代文化里面，你不可能只有本国文化没有国际文化。

网易读书：您觉得本国还有传统文化吗？

周有光：我们有传统文化啊。四种传统文化，有东亚的，有东方的文化，以我们为主体啊。非常重要。

网易读书：是以我们为主体，但现在我们还有传统文化吗？因为显然社会的基础不再了，政治的基础也不再了，比如我们讲的仁、义、礼、智、信，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周有光：你刚刚几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大笑）。今天全球化时代要把视野更扩大一点，我们不能拿一个主义来看一切。马克思主义有好的，儒家也有好的东西，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儒学就慢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慢慢离开我们了，没有完全离开，都在改变。因为文化是像水一样流动的，他可以流动得很慢，他有稳定性但是还是流动的。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中心。我的看法呢，儒学好得很，但是要现代化。胡适认为要整理国故，不是复古而是更新，这个思想是非常对的。我写了一篇叫“儒学的现代化”，儒学可以现代化，现在好多地方都在搞国学，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搞中国文化不是来复古，而是更新。老的东西、不适应的东西我们要修改，孔夫子还天天在改变呢。我有一本小书在香港出版，叫做《孔子教拼音》，外面不是搞了几百个孔子学院吗？孔子学院怎么教中文呢？第一桩就是要教拼音嘛。孔子教拼音。

普世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

最近这个网上围绕所谓的普世价值争论不休。看了一些人的观点，让我对这个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有些思考。

看这些争论，我发现他们对什么是“普世价值”都没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民主自由法治这些是普世价值观，有人认为某某某提出的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体系才算是普世价值。有人甚至严格到认为“普世的”是拉丁文oecumenicus的翻译，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除“普遍”之义外，还含有“根”的意味，是一个富含价值意义的词，这个词自中世纪以来便被基督教会用来自称“普世教会”，也就是普世教会认可的价值观才是普世价值。

而有人只是认为那些普遍适用于人类的一切观念都算普世价值，也就是说普世价值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所以我看，争论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对什么是普世价值，都没有共识，那还争论个啥？

其实如果我们采用全人类都适用的，都认可的价值观为普世价值这样的概念的话，那民主，法治，自由，等等，也许真的不能算是普世价值了。

那什么算得上是普世价值观呢？比如说偷东西，我看在全世界基本上所有的地方都是犯罪的（也许我孤陋寡闻，说不定也有某个地方不这么认为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认为偷东西是不对的，这大概算是普世价值观了。

男人强奸女人，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都是犯罪的，都是要被谴责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方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的话，那认为男人强奸女人是不对的，这大概也算是普世价值观了。

而女人强奸男人，恐怕在有些地方认为是犯罪的，有些地方则反而认为是男人赚了便宜呢而不认为这是犯罪的或者错的。那女人强奸男人是不对的，就可能不算是普世价值了。

有人会说了，民主，自由，法治，不算普世价值观，那算什么呢？我看，如果一定要算它们是普世价值观也可以，只是要加定语，比如说“文明世界的普世价值观”，或者“主流世界的普世价值观”。

有人又会骂人了，说我们中国当局不承认自由民主法治是普世价值观，你叫什么“文明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岂不是说我们中国不算是文明世界吗？那不跟你急才怪呢。

我在我最近的文字《漫谈明治维新，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里讲到向西方学习的心态问题，谈到日本明治维新时，认为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时的心态比较好，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就是说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自认为他们是不文明没开化的。读者应该明白，那个时候日本主要是学的中华文化。也就是说用日本人的观念，我们东方文化，中华文化，还是不文明没开化的。

嘿嘿，我们不是总认为有五千年文明史吗？怎么还不文明没开化呢？呵呵，我曾经在《走出困境，中国需要文化更新》说过，中国五千年文明是一种低水平的文明，还算不上现代文明。

呵呵，所以，真要较真的话，自由民主法治只能算得上是“现代文明世界的普世价值观”或者说是“主流世界的普世价值观”。

什么是主流世界？就是大多数人或者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也就是说自由民主法治是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普世价值观。我看，这应该能讲得通。

“主流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可以简称为“主流价值观”。

所以自由民主法治，应该算得是“主流价值观”。

中国当局坚持“五不搞”，就是不要加入这个主流世界。这不像当年加入经济方面的主流世界：世界贸易组织。当年中国可是死皮赖脸的要加入，门槛降了又降。现在人家主流世界要我们中国也接受主流价值观，我们的当局，除了总理温先生外，都是拒绝的。

看到兰冠云兄弟用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说明孔子也是提倡“普世价值”的。有不少所谓左派网友反驳这样的论调。我看恐怕这些反对者是对的，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中国当局，口口声声说“五不搞”，不要人家把自由民主法治强加于中国，可是呢，中国当局却把自己的所谓“无神论”强加于人。据报道，在新疆的一些学校，当局在穆斯林斋戒月来临前，在学校的墙上贴上或写上“没有上帝，没有真主”这样的口号，这不是强加于那些信奉穆斯林的维吾尔族人吗？

所以，在中国当局心目中，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适用的，当然不是普世价值了。

漫谈明治维新，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

最近这个网络上有人谈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其实写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文章书籍很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

最主要的区别是，洋务运动主要是向西洋学技术，军事，购买人家的武器大炮，目的是对内镇压，巩固当时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因为当时国内有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洋务运动没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没有学习西方文化。当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因为统治者的心目中还是以天朝大国自据，蔑视一切外来事物。学习西方实属不得已。

其实不只是统治者心目中盲目自大，以天朝自居，普通百姓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想法。许多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自大，文化傲慢，自觉比西洋文化优越。

其实，殊不知，中华文化之所谓的优越，只是与周边一些少数民族相比。过去几千年来，汉民族与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契丹，满，蒙等族不停的交战，这些少数民族先后融入中华大家庭，这大概就是不少国人的先天性的文化优越感的来源吧。

但是，这种文化优越感，傲慢感，大大的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前不久我发文《走出困境，中国需要文化更新》谈向西方学习，学习人家的文化，摒弃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想到居然被一些人混搅。这些人大概就是这种先天性的文化优越感文化傲慢感作怪吧。

再看日本，大概缺少先天性的文化优越感，所以日本过去向中国学习。明治维新则是全方位的学习西方。包括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最后推翻了当时的德川幕府统治，建立了新宪法。

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因为不涉及到政治体制，所以对清廷的统治基本没有什么损伤。慈禧太后只是想利用洋务运动达到对内镇压，加强其统治的目的，完全没有要改变其统治制度的想法，这也是后来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所以说明治维新其实是一种文化更新，是一种政治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

而洋务运动顶多算得上是经济改革，军事改革。但是虽然也办了一些洋学堂，民用企业。但是，原有的教育体制，八股取士制度未有丝毫的触动。就这有限的几所新式学校在当时也成了顽固派攻击的目标，他们喊“是可忍，孰不可忍！”，豁出老命来拼死反抗。

大清的洋务运动当然最后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终止。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完全必然的，因为这种功利主义式的改革，完全不触及腐败的统治制度本身，不失败就怪了。

其实洋务运动与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倒是有得一比，二者有些相似。改革开放也是没有办法不得不改革的，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国家几乎崩溃。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目的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相似的，就是维护政权，维护统治者的政治体系，而不是改变这样的政治体系。

邓小平是一九零四年出生的，慈禧太后是一九零八年死的，当时邓四岁，想不到这两个人对待向西洋学习的态度十分的相似，几乎完全一样。据赵紫阳说，在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邓特别叮咛在政治改革中不能有三权分立的痕迹。

也就是说。邓小平把他的改革开放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完全不要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只要向西方学习技术，购买人家的产品，包括武器。对于人家的文化，管理，政治制度，等等，邓与慈禧太后是完全一样的态度，就是排斥的态度。所以是与洋务运动一样的功利主义式的改革。

当然，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国内国际背景不那么相同，所以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显的好像比洋务运动要成功。现在好像中国经济实力比洋务运动时要强很多，不只是绝对的强，相对的也强许多。

但是，众所周知，现在的中国，虽然貌似强大，但也强大得有些瘆得慌。现在的社会问题之多，之广，之恶，之严重，用病入膏肓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有人把现在中国的情况与大清朝末年相比，认为很相似。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经济实力强大了，社会文化，政治稳定反而更加脆弱了呢？我看，其实不仅是我看，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得出来，是社会病了，文化病了，政治体系病了。

如果政治上继续无所作为，文化上继续固步自封，到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会和洋务运动一样，功亏一篑。

但是，经历一百多年，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那样的文化改革文化反思运动，中国整体上的文化观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依旧在排斥西洋文化，在搞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是个心态的问题，中国人没有日本人明治维新时期那个心态，那时候日本人是开明开放的，推行“文明开化”政策。而一些中国人是宁可打败仗，宁可饿死，也要有所谓的“民族气节”，也要那个“文化自大”，“文化傲慢”的。

最近兰冠云兄弟发出一文《孔夫子是普世价值的倡导者》，无非就是说东西方文化是相通的，有着人类文明的共同点。他用了孔子仁爱的学说说明与西方文化的博爱，基督教的爱，佛教的众生平等，等观点是一致的，等等。这些本来是很浅显的道理。

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就是本文所说的与生俱来的文化优越感文化傲慢感吧，兰兄此文却遭到所谓左派人士的讨伐。十分的可笑呢。

人类文化本来就是相通的，比如我写的文字《看温家宝温州行，浅谈政府诚信危机》讲到诚信，这看起来好像是西方文化，其实中国文化里面也同样是讲诚信的，比如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这个义字，就是诚信，背信弃义在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官场还是江湖，都是令人不耻的。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共通的地方。

呵呵，所以说，归根到底还是个心态的问题。心态不变，希望渺茫矣。

比较理想的心态，就是采取开放的态度，把西方文化放到与中华文化同等的地位，两者文化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融合。两者之间，哪个比较先进，比较优秀，就采取哪一个。

孔文化里面有糟粕，西方文化也不尽善尽美，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关键问题是不要有人为的阻隔，要让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交融，这才是应有的态度，也符合全球化的趋势。

唱红歌运动，法轮功，与中国文化

看到马黑大哥的红歌与忠字舞的帖子，又看到新闻报道说重庆的红歌很邪乎，能治疗癌症。再联系到前几年的法轮功宣传，觉得这两样东西似乎差不多，都很邪乎，都是有不少人真的相信，真的追随。

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了。为什么在中国大地上，这些邪门歪道的东西，近似于邪教的玩意儿能够流行，并且盛产这些邪乎呢？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没有发生过。可是在中国大陆，怎么老是这些明显愚昧无知的东西还偏有这么多人信呢？这就奇了怪了。

不是才没多少年前才发生文化大革命吗？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耽误了多少人的正常教育？再往稍微远点儿说，大跃进，义和团，太平天国，等等，其实质都是一样，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我前几天才写了一篇文字《走出困境，中国需要文化更新》，认为中国文化需要引进西方的新鲜血液，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并且认为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不要预设框框，过去中国人总是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向西方学习，这也是为什么总也学不到人家的精髓。所以，我在那篇文字里提出，如果西方文化真的好的话，完全可以西学为体。

当然，我并非主张完全抛弃中华文化，事实上我经常鼓吹中国古老文化，特别是先秦文化与思想，因为那个时候的思想真的是百花齐放的，有些思想至今已经被别的国家（比如日本，等）采用，而我们自己则弃之如敝屣。

不过《走出困境，中国需要文化更新》那篇文字里没有过多的反思儒家文化，到底儒家文化的问题在哪里呢？我想在本文初步探讨儒家文化的问题。

我觉得，儒家文化最大的毛病在于对人作为个体的不尊重，强调所谓集体主义，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这个文化强调集体主义的时候，是不主张，甚至不允许有什么个人的独立思考的。人作为个体，只有服从的分。比如说，“孝”用于儿子对父亲，有“无违”与“顺从”的意思。在《论语。为政篇》中有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在《国语。楚语上》中有记载：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

而当“孝”用于百姓对当官的时候，则有“孝敬官员”，“孝敬大人”的意思。而当“孝”用于官员对皇帝，则变成“敬奉”与“进献”了。

不仅如此，儒家将“孝”字化为“忠”字，强调绝对顺从。在《论语。学而篇》中记载：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儒家有“君臣，父子，师生”之道，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等，这些都是讲究服从，而且是绝对的服从。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老百姓，那个时候大概八亿百姓，全部盲目忠于毛主席，人人都带毛主席像章，跳忠字舞，被主席接见握手之后多少天不洗手，把主席给的芒果供奉起来，等等等等，现在的人们听起来不可思议。

但是，现在重庆这样搞下去，完全可能再现当年的“辉煌”。

当然，时代进步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还是逐渐影响着中国人，现在的孩子不那么听话了，现在的百姓也不那么顺从了，我看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现在“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恐怕也不多了。所以，统治者对待老百姓，再也难以像以前那样愚弄了，特别是现在互联网发达了，人们得到资讯的渠道多了，不那么好唬弄了。

其实，儒家对于忠孝仁义的那种绝对服从的思想，完全站在统治者的角度，都是假设统治者是思想道德高超的，完美无缺的。一旦统治者本身的思想品质，道德情操出现问题的话，作为被统治的老百姓，还应该绝对服从吗？

儒家思想其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儒家思想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是统治者的思想工具。

这种思想容易造成人们的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当统治者本身坐不端，行不正的时候，被统治者只好表面顺从，背地里玩花样了。

所以，当统治者享尽荣华富贵，贪污腐败，声色犬马的时候，被统治者的老百姓当然就可以坑蒙拐骗，打家劫舍，奸淫虏虐了。

所以，你看，在《三国演义》，《水浒传》里面的英雄豪杰，不都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家伙？他们哪里有什么道德可言呢？这是中国老百姓是非不分，缺乏道德的血液吗？我看不是，这是中国文化的缺陷，是儒家思想是非不分。

这种道德缺乏，是非不分的文化，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就可能演变成本类似于义和团，文化大革命，法轮功，唱红歌运动，等等邪教性质的现象了。

在什么情况下会这样呢？通常在信息过分闭塞（没有别的选择），百姓过分痛苦，恐惧，甚至绝望，统治者过分邪恶的情况下会发生。你看，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三点条件完全符合。

眼下，中国社会，底层百姓生活比较艰苦，贫富悬殊过大，百姓比较绝望，如果当局过分封锁信息，整天只以红色宣传教育百姓，加上美国等西方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再经过当局一忽悠，完全可能出现全国唱红歌跳红舞的情况。

儒家思想里面有“三纲五常”，“贞洁牌坊”，“存天理，去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全部都是压抑人作为个体的自主性的。

我看，对人作为人的个体的不尊重，是中国文化里面缺乏民主意识的根本原因。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儒家的绝对父权绝对君权思想，也造成了中国文化里面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传统。因为为君者是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的，不仅如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刑不上大夫一说。

所以，在中国，集体主义是天经地义正确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则是天生罪恶的，记得小的时候的老师就是这样教的。

当然，这样的文化，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当统治者的道德威信完全崩溃的时候，当社会上逐渐形成另一个领头羊的时候，那离改朝换代就不远了。我看，这是中国几千年来，走不出改朝换代的魔臼的原因。

其实，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西方经历这么多年的发展，也没有见到它有多么可怕，多少罪恶，为什么就不能移植到中华文化里面来呢？集体主义就一定高尚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就一定自私自利吗？我看未必。

我在《走出困境，中国需要文化更新》一文中说的，引进“思辨”文化，“竞争”文化，“批判”文化，等等。这些西方思想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的。

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曾经掀起过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潮，很可惜，没多久就被打压下去了。

我看，中国要真想走出目前的困境，走出改朝换代的魔臼，实实在在的学习西方文化，更新华夏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那么能不能中西合璧呢？也就是说保留中华文化里面比较优秀精髓，同时吸收西方优秀文化呢？我想应该是行得通的，实事上，与大陆文化相同的台湾，香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是很盛行吗？台湾的民主，香港的自由，不是发展得很好吗？而且，在香港台湾，依然保留着很传统的中华文化，有些比大陆传统得多。

说说法家鼻祖申不害，兼谈国内乱象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写先秦思想家申不害的。这位申不害真是了不起的思想家，是个治国好手。比如说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就是出自这位申某人之手。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在申某人时代就已经运用自如了。

对于法家思想，我在写韩非子的时候已经介绍过。申不害是法家鼻祖，他的学说是一套刑名法术。他本来是郑国的贱臣，后来做了韩国的丞相，他对内整顿政治，教化百姓，对外应付诸侯，执政十五年。在他执政期间，韩国政局稳定，兵力强盛，没有哪个国家敢来侵略它。《史记》中有对申不害简单的描述。

最近看报道，国内真是很乱，内忧外患。先是江西频频爆炸，再是内蒙古骚乱，又有天津政府挨炸弹，现在又是四川人广东人大打出手。还没有包括各地发生的小型骚乱，以及前段时间的茉莉花事件，艾未未事件，刘晓波事件，等等。可以说全中国大陆现在是民怨四起，各种大大小小的群众骚乱遍地开花，此起彼伏。整个中国处处弥漫着火药味。

另一方面，经济上通货膨胀恶化，股市持续低迷，房市屡控不下，制造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倒闭严重。许多地方的骚乱，游行，可能都与经济恶化有关。比如说南京的千人游行示威就是因为企业倒闭引起的。

再一方面，国内毛派风声鹤起，包括社科院长在内的极左人士，连同乌有之乡一班乌合之众，发起所谓公诉茅于轼辛子陵签名活动；而右派人士则针锋相对，以铁流为首，发起公诉毛泽东；双方人马都试图向中央施压。起因据说是因为中央内部决定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而重庆的薄熙来发起的所谓唱红打黑，也同样风声鹤起，各门各派都有准备大干一场之势。

对外，中美关系十分微妙，周边国家，包括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群起而攻中国，试图蚕食中国的南沙群岛。日本，印度也对中国虎视眈眈。

总之现在好象是内忧外患，中央政府威信扫地。最高领导人好象管不住官，像薄熙来这样的地方大吏似乎完全不买中央政府的账。老早就传出政令传不出中南海。

而那些当官的呢，则是大官管不住小吏，小吏管不住百姓。整个社会似乎问题多多，危机重重。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社科院，也是不干好事。那位院长，叫陈奎元的，不踏踏实实研究社会问题，而是长期和极左人士搅和在一起，公开顶撞温总理。温总理向香港人士诉苦，说现在改革非常困难，阻力重重，既有封建残余，又有文革余孽。

而面对这么多的乱象，最高领导人则完全没有办法，既管不住党，也管不住官，更加管不住小吏，只知道用枪杆子对付老百姓，造成民怨沸腾。外加老天也不帮忙，一会旱灾得要命，一会又涝灾得要死。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可以说是天怒人怨！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进入死胡同，急需有一个能破局的人，就像当年文革晚期有华国锋破局一样。

有网友居然说那个重庆的唱红打黑的家伙就是那个破局的人。我写过文章《警惕薄熙来》，认为其人品不行，无法无天，不可能由他破局。

看到下面这篇写申不害的文章，我觉得治国需要章法，不能以乱治乱。毛泽东说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是实际情况是以乱治乱乱更乱。

外交也需要谋略，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有战略思维。

俗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看看古人申不害的治国谋略，现在的中国领导和贪官污吏，不知道会不会觉得脸红。

申某人不像孔夫子，孔夫子说得很多，但自己当官当得却不怎么样。申某人是治国安邦之才，值得研究。

当然，看古代思想，不能苛求古人。毕竟时代不同了，那个时代没有现代民主思想，所以对申某人强调君主集权，需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

现在的中国，好像是很集权，但就像前文说的，有时政令都出不了中南海。从这点来说，我认为加强中央权威是应该的。但首先中央权威必须具有合法性。在现代社会，合法性来自于公民的授权。现在的权威的削弱，恰恰就是因为缺乏百姓的授权。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民主改革是必须的。

以下文字为转载：
申不害，尊称为申子。其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37年。战国时代韩国政治家、思想家，也是先秦以重“术”著称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

申不害原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东南京襄城）人，曾为郑国小吏，韩哀侯二年（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遂成为韩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

韩昭侯四年（前354年），素与韩有隙的魏国出兵伐韩，包围宅阳（今郑州市北）。面对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韩昭侯及众大臣束手无策。危急关头，申不害审时度势，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非好卑而恶尊”，也“非虑过而议失”，而是要解国家危难，最好的办法是示弱。“故降心以相从，屈己以求存也。”今魏国强大，鲁国、宋国、卫国皆去朝见，您执圭去朝见魏王，魏王一定会心满意足，自大骄狂。这样必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战国策•韩策三》）韩昭侯采纳申不害建议，亲自执圭去朝见魏惠王，表示敬畏之意。魏惠王果然十分高兴，立即下令撤兵，并与韩国约为友邦。申不害亦由此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逐步成为韩昭侯的重要谋臣，得以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干。

公元前353年，魏国又起兵伐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派人向齐国和韩国求援。韩昭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应如何应对。“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战国策•韩策一》）担心自己的意见万一不合国君心意，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惹火烧身，便回答说：“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就是说这是国家大事，让我考虑成熟再答复您吧！随后，申不害不露声色地游说韩国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晁，鼓动他们分别向韩昭侯进言，陈述是否出兵救赵的意见，自己则暗中观察韩昭侯的态度，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于是便进谏说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果然“大悦”，即听从申不害意见，与齐国一起发兵讨魏，迫使魏军回师自救，从而解了赵国之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

韩昭侯从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表现及其独到的见解，发现这位“郑之贱臣”，（《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原来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于是便力排众议，于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以求变革图强。

在申不害相韩之前，韩国也曾进行过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彻底，政治上造成一些混乱。“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改，而后君之令又下。”（《韩非子•定法篇》）一些贵族官吏便乘机欺上瞒下，各自为政，导致吏治腐败，国弱民贫。针对这种情况，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申不害说：“尧之治也，盖明法审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令。”（《艺文类聚》卷五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他认为，要实行“法治”，国君必须集权于一身，主张“明君使臣并进辐凑”。就是群臣要跟着君主转，不容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要防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 以致“弑君而取国”。因此他强调国君必须“设其本”,“治其要”,“操其柄”,而要做到“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就要讲究统治之“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讲究领导艺术。

申不害“术”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申子•大体篇》）这是指国君公开用来选拔、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具体说，就是君主要依才能委任官吏，然后考察其是否称职，是否忠诚，据此决定赏罚。二是君主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篇》）这是驾驭臣下的权术。具体说，就是国君要“去听”、“去视”、“去智”，让臣下猜测不到国君意图，无从讨好取巧。这样君主就能像明镜一样，“静观”臣下的一切，真正做到“独视”、“独听”和“独断”，进而采取出其不意的办法，使臣下慑服。申不害还强调：“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意即各级官吏既不许失职，也不许越权。凡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其目的还在于维护君主专制。这虽然对防止臣下篡权有一定作用，但势必使国君了解不到下情，听不到真实意见。所以，后来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曾批评说：这是“申子未尽于法”的表现。

申不害还反对立法行私。“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道常正，是以清明。”认为国君既要掌握驾驭群臣的“术”，又要做到正直无私，这样臣下才能忠于职守。他曾对韩昭侯说：“法者，见功而行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然而，《战国策》中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一个官职，韩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韩昭侯说：“这可是从你哪里学到的治国之策啊！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以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建立功业的兄弟封官，我是答应你的请求而抛弃你的学说呢？还是推行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对申不害“请仕其从兄官”这件事，史家历来多有微词，有说其虚伪投机的；亦有说其推行“法治”不坚决的，但从申不害重“术”和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来考察，倒不如说这是他对韩昭侯的一次试探，正是韩昭侯对“徇私谋官”的严正态度，使申不害看到韩昭侯真是一位有作为的贤明君主，从而坚定了助其变法革新的决心。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太平御览》引）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大体编》）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战国策•韩策一》）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今新郑）。其著作《申子》，已失传，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别人引用的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只有《群书治要》卷三六所引《大体篇》。

说说老子与孔子

看到有网友说老子在西方很有名，而孔子却没有老子那么有名气。而在中国则相反，孔子是家喻户晓的，老子则不如孔子有名气。所以，写一写老子和孔子。

老子是道教的始祖，而孔子则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道教算是一种宗教。儒学则是一门学派。道教教导人们修炼，最后修成正果之后就成仙了。就像佛教一样，佛教修成正果就成佛。

儒学则不太一样。儒家是管俗人的，是俗家文化，包括孔子都强调自己是俗人。我想，也正因为儒学是俗家文化，容易被大多数人理解，再加上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学。经历两千年，在中国，孔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老子。

老子是周朝的一个国家图书馆的小官（是一个史官），他的学说以隐退沉寂为主，他在周朝住久了，随着周王室的衰落，他就离开洛阳西去，经过函谷关时，被把关的看见，那位把关的尹喜跟他说，你要隐退了，走之前能不能为我写一部书。于是，老子就给他写了《道德经》，上下册，大约5000子。后来就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这就是《道德经》的由来。

老子因为修炼道术，活得比较久，大约活到160岁，一说两百多岁。相对来说，孔子则短寿得多，孔子才活了七十多岁，当然在那个年代七十多岁在常人来说算很高寿了。不过，在那些圣人中，庄子活到八十三岁，墨子活到九十二岁，孟子活到八十四岁，孔子的七十三岁就不算什么了。

老子和孔子见过面吗？从《史记》中看，这两人是见过的。《史记》中有两处记载。一处是《孔子世家》，一处是《老子韩非列传》。

是孔子去周朝拜见老子的，向老子学习礼法。老子岁数比孔子大（相差大约50岁），当时老子已经很有名，孔子比较年轻气盛。所以孔子拜见老子的时候，老子是以长者的身份对孔子说话的。

据《史记》记载，老子对孔子说“你所讲的这些理论，编造它们的人都已经死去很久了，骨头都烂了，只剩下他们的这些话还在世间流传。作为一个君子，应该是碰上好时运就坐车当官，碰上不好的时运，就任其自然地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

老子还说：“我听说，一个好商人，应该把自己的财货深藏起来，就跟没有什么似的；一个有盛德的君子，应该表面看来就像蠢人一样。你应该去掉你身上的骄气和贪婪，姿容和欲望，这些东西对你都是有害的。我想告诉你的就是这点。”

在临别的时候，老子赠言孔子说：“富贵的人临别送钱财，仁人临别则送上几句话。我不是一个富贵的人，却叨居了一个‘仁人’的称号，那我就送你几句话吧。这就是：‘聪明而见识深刻的人反而容易自寻死路，是因为他们爱议论别人；学识渊博而能言善辩的人之所以容易给自己带来危险，是因为他们好揭露别人的丑恶。做儿子的在父母面前不要显示自己的存在；做臣子的在国君面前也不要显示自己的存在’”。

从老子对孔子的赠言来看，老子是个明哲保身的人，是个不爱出风头的人。而孔子则似乎喜欢显示自己，用老子的话就是有“骄气和贪婪，姿容和欲望”。

孔子对老子是很尊重很崇拜的。从周回到鲁国，对他的弟子说：“鸟，我知道它会飞；鱼，我知道它会游；兽，我知道它会跑。陆地上跑的，可以用网去捉；水中游的，可以用线去钓；天上飞的，可以用箭去射。至于龙，我就不知道能对它怎么样了，它能够乘风驾去直上九天。我今天见到了老子，这个人简直就是一条龙。”

孔子自从回到鲁国后，他的弟子就渐渐多起来了。

我觉得，孔子的思想，由于是针对俗人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你看他的《论语》里的话，每一句都不难学，当然，一个人想要全部学会，那就难了。孔子，毕竟是俗人当中的圣人。

而老子的思想，则就难懂得多了。比如说，《道德经》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

要想明白就不那么容易。

所以，天下学儒的比学道的要多得多。即便如此，老子的思想还是很有道理的。比如说，老子对于治理国家的理念就很有独到之处。他主张无为而治，也就是说统治者不要故意搞什么兴作，对社会人生应该顺其自然，统治者只需带头清静，那整个国家也就不扶自正了。

我想，老子的治国思想，对现代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是很有用的。他主张“少私寡欲”，“抱朴归真”，“守弱居下”，“淡泊名利”，“平淡人生”，等等，在现代社会，特别是中国大陆，不正是去缺少这些吗？

无为而治，也符合西方市场经济理念，即一切由市场调节，政府尽可能少干预，只是起到一个裁判员的角色，有时甚至连裁判员的角色也交由社会承担。

老子的这种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用在孩子的教育上，也是很有道理的。与孔子的思想相比，虽然二者都强调修身，但所用的方法不同，一个是无欲无为，一个是有欲有为，二者的境界不同。

看上面老子所说的话，和孔子所说的话，二者对比，完全属于不同的境界和层次。当然，对于吃五谷杂粮的大俗人来说，孔子的思想更容易被接受。

人非圣贤，孰能不迁怒于人

最近看到网友阿妞与我有同样遭人迁怒的经历。让我想起了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颜回有不迁怒不二过之说。

当然，颜回是孔夫子最得意的门生，就连孔子也说过，这样好学又不迁怒不二过的人，除了颜回也就没有第二个人了。

所以，偶尔被人家迁怒一下，就算了吧。。。人非圣贤，孰能不迁怒于人？

以下文字摘自《史记》

原文：

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译文：

颜回二十九岁，头发全白了，过早地死了。孔子哭得十分伤心，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学生们更加亲近我。”

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一个是最好学的？”

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最好学，他从不把脾气发到别人身上，也从不犯同样的错误，不幸年纪轻轻就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再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人了。”

孔子也有风流佳话？

茅于轼先生一篇雄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吓破了许多人的胆，引来不少叫骂声。其实在我看来，毛本来就是人，一个心理不健全的人，一个有人格缺陷的人，一个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人。只是这样一个人至今还被他所奴役过的百姓所顶礼膜拜。不知道这算是毛的本事呢，还是这些顶礼膜拜的人的愚昧呢。恐怕这就见仁见智了。

本文不是要说毛，而是要说孔子。孔子是个大圣人，自古以来就是。受到千百年来无数中国百姓的顶礼膜拜。他的学问是中国古代那些辛辛学子所趋之若鹜的。是科举考试的必考题。他的思想，曾经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直到毛的出现，毛试图砸烂孔家店，只是毛死得早，功亏一篑，现在的中国，尤其是民间，恐怕还是孔子思想占主导地位。

其实孔子也是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曾经在一篇文字中说过，孔子的生活大概也有不幸，至少他离过婚（那个时候不叫离婚）。

本文转载一段孔子的风流佳话。这是根据《史记》的一段记载，再加上《论语》里面的一些记载，而写的。

据《史记》记载：（南子）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原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论语》“雍也第六”篇，原文：“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其实早年，林语堂先生写过一个剧本《子见南子》，在民国时期还引起过一场公案呢。可惜我现在想找回《子见南子》剧本原文，确找不到了。哪位如能帮忙，不胜感谢。

人人都称孔子为圣人，使他在至尊至圣的呼声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然而，当孔子大步走向不近女色、出尘脱俗的圣人神坛的时候，他却在悄悄地打造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风流佳话，竟然拜倒在一位著名荡妇的石榴裙下，可谓是“圣人难过美人关”！这位荡妇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卫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

南子是当时上流社会腐朽糜烂生活的最佳代表。她原本是一个小国也就是宋国皇室的贵族，与自己堂兄朝青梅竹马，出双入对，暗通款曲，恰似一对情侣。因为这种同姓私通的关系在当时无异乱伦，于是两人只能私底下偷偷摸摸地约会。后来南子嫁给了卫灵公，但她并没有结束她与堂兄朝情人的关系。因为她貌美如花、风华绝代，所以迷得卫灵公神魂颠倒。其实，卫灵公也是个好色之徒，因此他与南子二人的结合可谓是双剑合璧，相得益彰。

卫灵公觉得一对一的性生活不过瘾，便特意把南子的情人朝请到宫中来，玩二对一。南子看卫灵公如此超然大度，也主动和卫灵公的属下大臣弥子瑕勾搭成奸。

就这样，南子嫁到卫国没多久，就已成为出名的荡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沉迷于淫乱的女人，听说具有圣人之称的孔子来到卫国，便派人把孔子召进了宫中。

其实，此时的孔子已经知道南子的风流名声，按照他圣人的礼数，他应该婉言拒绝这个邀请，然而他却受宠若惊，欣然接受了南子的邀请。于是，时年五十六岁的孔子此时已经把“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的著名理论抛到九霄云外，喜滋滋地走进了卫国的皇宫。孔子进宫后，大礼叩拜，希望一睹南子的芳容。但使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只隔着竹帘和南子说了几句话，听到了几声南子头上珠环翠绕的首饰叮叮当当的响声，结果连个面儿都没见着。

当孔子满怀失望地回到住地时，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徒弟子路立马拍案而起，话中带刺地说，老师，您怎么去见那个女人呢？怎么不推掉呢？您平时不是告诉我们女人与小人一样吗？何况这个女人的臭名昭著？您怎么自己就不洁身自好呢？这不是坦坦荡荡的君子行为。

按照孔子的生活惯例，此时应该说出一番大道理来，立马占据一下理论优势，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粉饰出一光辉形象。但是他此刻还没从南子那珠环翠绕的首饰叮叮当当的响声中缓过神来，突然被自己的弟子这么一责问，便吓了一跳，本能地脱口而出，举起双手，赌咒发誓说，要是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天打雷劈，天打雷劈！看来，即便是圣人，被逼急了，也有装疯卖傻的时候。

孔子的这句话，颇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更有些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味道。并非真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为何在自己的弟子面前大发如此的重誓呢？或许孔子此时的心中的确有那么点风流浪漫的想法。难怪孔子后来说，食色性也，性也。细品一下便知其中奥妙，不过，孔子的名声并未因此受任何影响，毕竟，整个游戏规则都是这位圣人制定的，这是他的不同之处，也是他作为至尊至圣大师的高明之处。

另转一文：
卫灵公对待孔子重返卫国相当重视，他亲自到卫都郊外去迎接孔子一行。这可以说是孔子十四年流亡生涯中仅有的例子。根据《孟子》记载，这次重返卫国的孔子师徒，就住在子路的妻兄颜雠由家（即颜浊邹）。颜雠由向子路说，让孔子住在我家吧，他可以当上卫国的卿大夫。作为卫国大夫，颜雠由在卫灵公接见孔子并厚待孔子这件事上，肯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在想来，卫灵公其实是一个对待人才相当不错的国君，他并不是只想让孔子仅仅装潢门面，这里面更有着一种欣赏。加上孔子已经有很高的声誉，又做过鲁国的上卿，所以卫灵公对待孔子相当尊重，也有着爱惜的心情。卫灵公在与孔子初次相见的时候，就询问孔子在鲁国的待遇，孔子说“俸粟六万”，是指六万小斗，也就是领取实物薪水粮约合两千石。卫灵公听完后二话没说，就答应也给孔子两千石的待遇。行道先得谋生，两千石对于孔子与他的十几个学生来说，生计的无忧也就为谋求行道打下了一个可观的经济基础。只有俸粟，没有谈到具体的职务。即使史书上没有记载孔子在卫任职一事，但是既然把卫灵公的“际可之仕”区别于卫孝公的只有俸粟没有职位的“公养之仕”，那就是一定有着职务的。可能虽有职务却也是不重要的职务或者一种虚职，使孔子不能有所作为，史书上也就从略了。

孔了在卫不能有所作为，倒是“子见南子”一事，在他的十四年流亡之旅中，留下了浪漫而又有些亮色的一笔。灵公夫人南子是宋国女人，长得十分俊俏，又富有风情。而我们的史书与大人们，又总是对漂亮女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所以漂亮的南子也就有了“淫行”，并且有鼻子有眼地记录着她与宋国一个叫朝的贵族公子相好。而且还说因为她而使卫国发生了争夺国君位置的内乱。卫灵公的世子是蒯聩，说他反对母亲南子所谓的淫乱行为想杀死她而未成功，才出奔晋国，投靠了赵鞅。等到卫灵公去世，卫立蒯聩的儿子辄登上了君位，即卫出公（亦称卫孝公）。以至于卫国君位的继承问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引起了大国齐、晋的介入。如晋国赵鞅支持蒯聩回国向儿子争夺君位，帮助他在晋卫边境一个叫戚的地方住了下来，而齐国则协助新君辄把戚地包围了起来。其实，我想蒯聩的企图杀母，只是以“淫行”为幌子罢了，实质应当还是权力的争夺，只是具体细节我们无从知晓罢了。

“子见南子”，其主导是南子，是南子要见那个大名鼎鼎的孔子。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是这样说的：“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灵公夫人南子不仅想见孔子，还很迫切。司马迁不愧为写史的圣手，南子想见孔子的口气栩栩如生——各国的君子（请注意，人家南子要见的是“各国的君子”，并不是乌七八糟的人），凡是看得起我们国君，愿意与我们的国君建立像兄弟一样交情的，必定会来见见我们的南子夫人的。我们的南子夫人说了，她也愿意见见您。

《史记》对子见南子的过程写得有声有色，至今读来还让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司马迁太爱孔子了，孔子的一生坎坷与自己的一生坎坷，都让他产生着惺惺相惜的情结。于是他的记录也便是孔子一再推辞，并且见了之后还“于是丑之，去卫，过曹。”不过司马迁到底还是有着知识分子的一颗良心，所记场景应当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吧。司马迁是这样说的：“孔子开始还推辞谢绝了一番，最后不得已才去见她。南子夫人坐在葛布做的帷帐中等待。孔子进门后，而朝北叩头行礼。南子夫人在帷帐中拜了两拜。她回拜时，所披戴的环佩玉器首饰发出了叮当撞击的清脆声响。事后孔子说：‘我本来就不愿意见她，现在既然不得已见了，就得还她以礼。’”

这个南子夫人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她并不怯那些个有头有脸有名有望的君子，她的不怯，除了自己的国君夫人的位置外，不是在内心深处也有着与他们对等、做人做事不弱于他们的想法吗？还有，好见君子，这不也是一种好学精神下的好奇心吗？当然，人们还会不自觉地就服从了女人不得参政的“古礼”，甚至会不自觉地认为她们参政就是僭越，非有点什么“越轨”行为不可。她非要见孔子，里面甚至是否还有点恶作剧的味道？你孔子不是天下最知礼的吗？好吧，我就看看你怎样跪拜，我就看看你敢不敢正眼看我南子。“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然。”

当然，子见南子无法与孔子见老子相比，但是却有着另一种孔子见老子所没有的风味。尽管事后孔子好似“后悔”得不轻，又赌咒又发誓，但是南子在他心中留下的愉悦是肯定的。他的学生中没有女性，他也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而后世许多人为了把孔子“护守”得又神又圣，甚至把孔子上面的这句话解释为见了南子之后才说的，以示孔子的“清白”。但是，我倒宁可相信，与南子的相见，或许会是对于他的妇女观的一次矫正。
孔子见南子之后，首先表示不满的是子路。他是有着根据的，因为西周礼法，有着“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看着满脸不高兴的子路，孔子只得郑重地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对于这段话，有的解释为“我假如不对的话，天厌弃我吧！天厌弃我吧！”有的解释为：“假如我做了对不起人的事，给天雷打死！给天雷打死！”这样解释当然生动，但是却把大哉的孔子放在了一个偷嘴吃的小孩子的位置上。这里，南怀谨先生理解得有新意，也似乎更贴近事实。他认为孔子的意思是在说你们对南子的看法不对。他说我所否定的人、认为不可救药的人，一定是罪大恶极的，不但人讨厌他，天也讨厌他，那么这种人我是不会与他来往的。可是南子不是这样的人，南子也不是你们议论的那种人。虽然孔子没有具体说出南子好在哪里，但是对她的肯定是存在的。
而且南子的好也是明摆着的。且不说卫灵公十分迷恋她，就是查查卫国的历史，她也没有什么劣迹。当时卫国的政治，在列国间还算是好的，不然孔子也就不会让自己十四年流亡岁月中的将近十年都在卫国度过。卫灵公敬重孔子，南子也敬重孔子，这是不言而喻的。难道一个国君敬重一位贤者是美德，而一位女性敬重一位贤者就成了一桩罪状？况且这个宋国的俏女子，在自己情窦初开的时候与那个闻名于列国的俊男子宋朝有过相恋的经历又有何不可？这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而且在《论语》中，连孔子都肯定了宋朝的美仪，“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世矣”（《雍也篇》），意即没有祝的口才，光有宋朝的美丽，在今天的社会里是难免要出事的。

后人对于南子夫人的批评，主要来自于这次相见一个月以后的又一件事情。即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坐了一辆车，宦官雍渠陪侍车右。出宫后，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上跟从，并大摇大摆地从市上走过。而且还有孔子对此事的一句评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并说孔子对此厌恶，就此离开卫国，往曹国去了。我们如果挣脱了古人设下的绳套，平心静气地想想，孔子的这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虽然有着对于卫灵公崇尚德行不够的不满，但是更多的，不也是对于“好色”的正当性的肯定吗？首先便是肯定了美色的好，进而说出了喜好美的东西，这是人的本性，而且是优良的本性，只是孔子在这里倡导人们要像“好色”一样“好德”罢了。

就因为孔子见了这样一个女子，历史就要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直到“五四”运动开始十年之后的一九二八年，林语堂先生又编写了一出历史独幕剧《子见南子》，发表于十一月三十日的《奔流》杂志一卷六期，并因此酿出了轰动全国的“子见南子事件”。这个剧本发表之后的一九二九年，孔子的故乡曲阜第二师范学校的师生，将其改编成讽刺喜剧，并于当年六月八日晚的家长游艺会上公演。此事引起孔氏家族的强烈不满，孔传等人以“孔氏六十族人”名义控告曲阜第二师范师生“侮辱宗祖孔子”。后经国民政府派员调查处理，结果将校长宋还吾撤职，并开除了两个在剧中担任男女主角的学生与教师。孔传等的控告书中写道：“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脚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慨。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校长宋还吾在答辩书中说：“本校所以排演此剧者，在使观众明了礼教与艺术之冲突，在艺术之中，认取人生真义。演时务求逼真，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貌极庄严。扮南子者，古装秀雅，举止大方。扮子路者，雄冠剑佩，颇有好勇之致……则各本《诗经》，均存而不废，能受于庭下，吟于堂上，独不得高歌于大庭广众之中乎……总观原告，满纸谎言，毫无实据。谓为‘侮辱孔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纵使所控属实，亦不出言论思想之范围，尽可以公开讨论，无须小题大做。”教育部朱参事及山东省教育厅的“会衔呈文”称：“‘孔子见南子’一剧，确曾表演，惟查该剧本，并非该校自撰，完全根据《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号内林语堂所编成本，至扮演孔子脚色，衣冠端正，确非丑末。又查学生演此剧时，该校校长宋还吾正因公在省。”八月十六日《新闻报》报道说：“十一日孔祥熙随蒋主席过济南时，对此事仍主严究。教长蒋梦麟监察院长蔡元培日前过济赴青岛时，曾有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剧，并无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鲁迅先生在《关于“子见南子”》一文的结语中评论说：“以上十一篇公私文字，已经可无须说明，明白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演《子见南子》一案的表里。前几篇呈文，可借以见‘圣裔’告状的手段和他们在圣地的威严；中间的会呈，是证明控告的说诳；其次的两段记事，则揭发此案的内幕和记载要人的主张的。待到教育部训令一下，表面上似乎已经无事，而宋校长偏还强项，提出种种问题，于是只得调停，另有任用，其实就是撤差也矣。这即所谓‘息事宁人’之举，也还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也。”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笠翁就说过，人生是台戏，历史也是台戏，而且演戏的只有两个人：男人与女人。只可惜我们中国让男人唱独角戏的时间太过久长了。子见南子，刚出来了一个女角，又被我们丑化了。好在孔子在，记载孔子思想与生活行状的《论语》也在。其实，孔子离开卫国，是与南子没有多大关系的。主要还是卫灵公不能重用孔子，孔子又有了在鲁国时的那种无望感。《论语》与《史记》则分别记录了两个直接导致孔子离卫的事情，都与卫灵公有关。《论语•卫灵公》说：“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关于军事布阵方面的学问，孔子说礼乐文化方面的事情吧我还懂，军事布阵方面的事情我却没学过。其实孔子是懂军事的，如在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的学生冉有率鲁军打败了齐国的侵略。在庆功会上季康子问冉有跟谁学的军事，冉有说是跟老师孔子学的。这里孔子之所以以不懂作答，显然是对卫灵公好大喜功、连年战争的不满。卫灵公于公元前503年（鲁定公七年）就会齐叛晋，附和于齐国与晋争霸的阵营，此后连年参与战争。孔子亲眼看到的就有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夏四月，会齐侯救邯郸、围五鹿，同年秋八月，会齐侯于乾侯，救范氏。这个时候正是晋定公失败，晋国赵鞅与范氏中行氏连年进行国内衅斗、兵争不已。他问阵于孔子的时候，正是准备伐晋援救他所支持的晋国范氏的时候。

《史记》则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卫灵公在一次与孔子聊天的时候，看到空中飞来了大雁，只顾抬头仰望，神色就不在孔子身上了，孔子因此离开了卫国。这是多么小的一件事情。要是这样的事情就可以让孔子生气以至于甩手离开，孔子的心眼也显得太小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卫灵公随着年纪的增大，不仅懒于处理政务，也不谈启用孔子的事情。孔子是在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时候离卫的，与当年离鲁时的情况虽不一样，在本质上却是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