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毕福剑视屏事件：谈毛左与告密文化

毕福剑视屏事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洋洋，一帮毛左极端分子好象抓到了救命稻草，那些贪污分子也在看热闹，看央视如何处理，看党中央习近平如何就范。呵呵，在他们眼里，这如同文革中的反革命事件，老毕是现行反革命。这不，网络上已经有人肉搜索，把那个视屏里面的人物，都晒出来了。

这实在是非常恐怖的，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都活在恐惧之中。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老婆老公，儿子女儿父母亲同学老师朋友亲戚同事，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告密者，随时可能把你私下里说的话，断章取义地上报，告密。每一个人随时会成为反革命，有性命之忧。

告密在正常社会里是非常令人不耻的。然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很多人却不以为然。以毕福剑这件事件看，他在私下聚会喝酒时候和朋友聊天，嘻笑，弄一些荤段子，乐一乐，本来十分正常，就算暴点粗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喝高了嘛，呵呵。我想我们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无可厚非。当然，这些话是搬不上台面的。可是，在中国那样的社会，你就要小心了，象毕福剑那样，就着了有心人的道了。呵呵。

这回，老毕埋汰的是老毛，所以，毛左群起而攻之。可是呢，告密是一种文化，受害者可能包括每一个人，也包括毛左和贪污腐败分子。

眼下中国正在反腐败打老虎，很多老虎就是被身边人给告发的，所谓情妇反腐，小三偷录床上不雅视屏，枕边人告密，等等。我看到在那个时候，很多毛左和腐败分子们一个个人人自危。

我是对这种告密行为，告密文化耻之以鼻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那些非法获取的什么视屏呀，录音啊，等等，所谓的证据是不能呈上法庭的，在法律层面是不能用来作为证据的，反腐败打老虎也不能，不应该靠这种下三烂的告密文化。因为一个正常社会，法治社会，是不鼓励告密文化的。可是在中国，这种事情却很盛行。

我的朋友章立凡先生曾经有过文字《“告密文化”与“国民性”》，还有许多其他朋友，也有过许多文字，反思告密文化。

很多人认为，老毕对老毛暴粗口是一种“低俗”文化，其实，与之相比，那种告密文化，在我看来，则是更加低俗的低俗文化。暴粗口自然不对。但是它的影响力只是局限于当时在那个饭局，那个酒桌。而恰恰是告密行为让这种影响力无限放大。

告密，尤其是这种主动告密，是非常令人不耻的，是一种心灵的扭曲。与之相比，更加令人不耻的是毛左这种抓救命稻草而群起而攻之的行为。这让我想起了巴黎查理杂志社惨案。毛左的行为，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极端主义没有区别。仅有的不同是毛左们，还没有到那种杀人放火的程度。

毛泽东是什么玩意啊？他怎么就骂不得呢？他也象伊斯兰教的默罕默德吗？

在我看来，毛左如今的发疯发狂，恰恰是对毛泽东流毒的清算不够，反思不够。而毕福剑用词虽然不雅，但并没有骂错什么。老毛就不该骂吗？看如今毛左的所作所为，恰恰说明了老毛该骂，该被清算。

对于这次事件，我们应该反思的正是毛左的这种无厘头极端主义行为，应该反思的正是告密文化。而毛左和告密文化恰恰形成了中国国民性中最丑陋最扭曲最变态最阴暗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以不正常为正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正是毛左与告密文化使得中国百姓活在恐惧之中。  

一个社会的凝聚力主要靠信仰，道德文化，和相似的价值观。而中国传统文化，经历共产党红色政权的践踏，已经被摧毁得差不多了。现在整个社会基本上是道德沦丧，就算红色共产党政权的所谓政治信仰，也已经荡然无存。现在的中国，凝聚力主要依靠金钱，依靠腐败。

而告密文化是比腐败对中国伤害更大的一种文化，会让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已经很薄弱的信任信用，荡然无存。所以，告密文化是十分可怕的。

毛左的极端主义那个不用说，和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一样可怕，可以说，加上告密文化，将会彻底摧毁中国。

 

转载一篇文字：

 

中国古代的“告密”故事

来源：搜狐文化广场

“告密”，又可称为“告发”、“告讦”、“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揭露、揭发别人的隐私或短处。“告密”是为社会上的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但在几千年里却如长了翅膀的瘟疫虐行于大地，催残和折磨着无数人的肉体和心灵。在历史长河中，“告密”成为缠绕中华文化挥斥不去的梦魇。 　

一、“告奸连坐”与“亲亲相隐”

“告密”，又可称为“告发”、“告讦”、“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揭露、揭发别人的隐私或短处。“告密”是为社会上的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但在几千年里却如长了翅膀的瘟疫虐行于大地，催残和折磨着无数人的肉体和心灵。中国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乐土，“告密”成为缠绕中华文化挥斥不去的梦魇。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告密者”是崇侯虎，那是商纣王时代，距今约3100年。纣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的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因为不喜淫乐，纣王就把她杀掉，把九侯也剁成肉酱，鄂侯争辩几句，也被做成肉干，“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 ”（《史记·殷本纪》）。崇侯虎能知道姬昌背后叹息一事，可见他和姬昌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为了讨好纣王，竟干起了出卖朋友的下作事。姬昌心怀宏图大略，被囚七年里忍辱负重，甚至在长子伯邑被纣王杀死、作成肉羹时，“文王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史记》注引《帝王世纪》）以麻痹纣王，另一方面，潜心研究，将伏羲八卦演为十六卦、三百八十四爻，撰成《周易》。同时，姬昌的手下散宜生、闳夭素、姜子牙等人四处活动，“ 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 （《史记·周本纪》），在中国历史上首创“美人计”。纣王大喜过望，说：“ 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于是命令放掉西伯，并赐给他弓箭斧钺，让他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纣王还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告诉姬昌：“说你坏话的是崇侯虎这小子！”这有些像斯大林把高岗出卖给毛泽东，因为专制者内心也鄙视告密邀宠者。姬昌后来找了个机会讨伐崇侯虎，将其灭掉。

商鞅变法为秦灭六国奠定了国力基础，他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将“告奸”和“连坐”制度化、严密化：“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这一制度建立在“什伍”即里保户籍制基础之上，秦国从此变成了一个大军营、大集中营。这一举措招致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仅在都城“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商鞅采取严厉镇压、无情打击的方法，效果显著，当初的一些反对者改变态度，“有来言令便者”，商鞅却斥之道：“此皆乱化之民也”，把他们尽迁于边城，收到了“其后民莫敢议令”的奇效。商鞅把自商纣王、周历王开始的“钳制民口”、打压“言论自由”的铁血政策发挥到极致。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死后，曾屡受商鞅羞辱的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才悟到其法之“敝”岂不过晚！害人到头终害己，商鞅最后被车裂分尸、满门抄斩。

“告密”，尤其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讦”，其恶果是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受到严重的腐蚀，社会的长治久安终成泡影。先秦时的著名公案“直躬证父 ”便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争议和有识之士的忧郁。“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孔子怀“博爱”之心，以风俗不同来间接谴责直躬的行为。连身为“法家”的韩非干脆把直躬杀掉了事：“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五蠹》）。吕不韦以秦国公子异人为奇货，赢得了一场政治豪赌，“直躬证羊”的故事在他的笔下便成了“下智上愚”的游戏：“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 ”所谓“直躬”者竟强词夺理，方圆任情，把个荆王侃得头晕脑胀，只好将他放掉，吕不韦借孔子之口对此行为表示不屑：“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吕氏春秋·当务》）。

随着儒家地位的确立，“父子相隐”的主张为后世接受，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颁布“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

此后“亲亲相隐”原则被历代所遵循，其要有三：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二、告发应相隐的亲属有罪，唐至明清的法律甚至规定，审案时如果命令得相容隐的亲属作证，涉案官员处刑；三、两类罪行例外，一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因为这类罪或直接侵犯皇权，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另一类是亲属互相伤害罪，因为如果不容许告诉，被告人失去自我保护权利，家族关系也难以维护。

东晋元帝时，卫展为晋王大理，他上书反对“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的作法，因为“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晋书·刑法志》）。梁武帝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出庭，作证其母有罪，法官虞僧虬表示：“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景慈宜加罪辟。”（《隋书·刑法志》）景慈被判流放交州。元至治二年，驸马许纳之子苏拉告发说：“臣父谋叛，臣母私从人。”英宗斥之曰：“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乃复告讦！”下命杀掉苏拉（《续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元纪十九》）。

二、“告密”大行其道的四个朝代

“亲亲相隐”原则使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大为收敛，但其他人，如乡里、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告发绵绵不绝，在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的怂恿放纵下，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浊浪拍天。自秦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倾家荡产、人亡族灭者数以千、万计。

一次是汉武帝时“告缗”，严格说来，这是一次经济行为。汉武帝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国库为之匮乏。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 “告缗”令，搜括财富。“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120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个人财产必须首先自报，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此即“告缗”。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右内史义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汉书·酷吏传》），汉武帝知道后大怒，以“废格沮事”（即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将义纵弃市。于是全国算缗大行，告缗成风，“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第四下》）。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实行“手实法”，类似于“算缗”和“告缗”，“其法，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宋纪七十》）但因弊端丛生，仅实行一年便停止，中丞邓绾曾指出其危害和废止的原因： “凡民养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商贾通殖货利，交易有无，或春有之而夏已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即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其势安得不犯！徒使讼者趋赏报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 ”

史称“则天革命”的武氏改朝换代，其完成和巩固的“杀手锏”之一便是“ 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旧唐书 ·酷吏传上》）。垂拱二年（686年）三月，武则天采纳鱼保宗的建议，设置 “铜匦”，类似于现代的“举报箱”。铜匦为方形，铜铸，当时设置了四个不同颜色的铜匦，列于朝堂四方，“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新唐书·百官志二》）。并设立“理匦使”的官职，专门负责开启检验。武则天诏旨地方，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不得询问详情，给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驿马送其尽速来京，“ 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新唐书·后妃传上》）。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赏，“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新唐书· 酷吏传》）。四方告密者蜂拥而起，来京向铜匦投书者络绎于途，“于是索元礼、来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磨牙，噬绅缨若狗豚然，至叛脔臭达道路，冤血流离刀锯，忠鲠贵强之臣，朝不保昏”（《新唐书·酷吏传》）。这个索元礼本是胡人，因告密得到武则天的赏识，被任命为游击将军，负责审理案件，死在他手下的达数千人。大臣入朝有时便突遭逮捕，从此音讯绝无，“故每入朝者，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旧唐书·酷吏传上》）一般军民亦难幸免，据《朝野佥载》，公元684年某日，十几个侍卫军士在客店饮酒作乐，一个人开玩笑说：“早知今日得不到功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这个 “庐陵王”就是已被废黜的唐中宗李显。有一个人趁大家不注意离席走出，去向上司呈文告发，酒席还没散，羽林军已破门而入，把他们全部抓获，经审问属实，告发者授五品官衔，说那句话的人处斩，其余在场的人属于”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太平广记卷二六三·无赖一》）。

明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抢了侄儿建文帝的天下，他将方孝儒的十族（九族加门生朋友），共八百七十三人，当着方孝儒的面逐个处死，把方孝儒千刀万剐，随后“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抗违者既尽杀戮，惧人窃议之，疾诽谤特甚 ”。山阳平民丁钰告密其乡亲出语诽谤，因此而获罪者达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明史·刑法志二》），告密成为“晋身 ”的捷径。朱棣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彼此告讦，恢复朱元璋时已废罢的锦衣卫，并于永乐十八年（1477年）设立东厂，从此厂卫合势，特务横行，流氓政治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据史载，朝野内外均以刺探臣民隐私为乐事，“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在天启朝魏忠贤专权时，有四人深夜饮酒于密室，一人喝得兴起，谩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吓得不敢出声，骂声未落，已有人冲入密室，立刻将四人押至魏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刑法志三》）。

满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华，为维持和巩固统治，在残酷镇压各地反抗的同时，大兴文字狱，在入关后的第五年（1648年）便发生毛重倬等仿刻《制艺序》案，其后愈演愈烈，仅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里文字狱多达百起，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则无年不有，而在乾隆四十三年竟达十起之多。皇帝事务繁杂，绝无可能遍览天下诗书，所以“文字狱”大都由告发而起，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清史稿·文苑传一》），两年后康熙下令将戴名世处斩，方孝标戮尸，是案牵连数百人。赵申乔身为都御史，疏参本为职责所在，但此事仍遭到指责，“申乔有清节，惟兴此狱获世讥云 ”，一世清誉毁于一旦。

分析告密的原因，大致有四种：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因而大义灭亲；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为保护自身做出的选择；与被告者有私怨，借机报复；完全是利欲熏心。除第一种情形外，告密者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

告密者出卖他人隐私，同时也付出了自己作人的尊严。能置亲朋挚友于死地的人，可以想见其内心已经猥琐龌龊到何等地步。最典型的是唐代的宋之问，其一生可用八个字概括：“才华盖世，无耻之尤”。据史载，“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旧唐书·文苑传中》），他在诗律方面成就尤大，“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全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新唐书·文艺传中》）。俗话说“文如其人”，但宋之问却是个例外。他曾给武则天当面首，为张易之持溺器（即便壶），在张氏兄弟被诛后，他被贬泷州（今广东罗定），次年春逃回洛阳，友人张仲之出手救援，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张仲之忠于唐室，与王同皎（中宗之女安定公主附马）等人密谋除掉武三思，因为他们把宋之问视为知己，疏于戒备，被宋之问得知，他竟指使其弟宋之逊的儿子宋昙暗中向武三思告密，导致王同皎等被斩首弃市，宋之问则“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睿宗即位，以“狯险盈恶”将宋之问流放钦州，随后赐死，“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决。祖雍请使者曰：‘之问有妻子，幸听诀。’使者许之，而之问荒悸不能处家事。”死到临头吓得屁滚尿流，不知所措。就是这么一个无耻无行的家伙，居然还曾作诗自诩说：”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题张老松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其“礼义廉耻”、“ 忠孝仁义”的伦理思想与告密行为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告密也受到官方（至少是表面上）的谴责和抵制。

秦以暴政亡国的历史教训引起后世统治者的警觉，刘邦入关，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汉书·刑法志》），之后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初实行无为而治，萧规曹随，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到汉文帝时，更废除连坐、肉刑等，贾谊屡次上疏，分析秦亡的原因之一：“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汉书·贾谊传》），这代表了多数朝臣的看法和主张，“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汉书·刑法志》）。

在唐太宗时期，侍御史权万纪与李仁发二人均以告讦而得到唐太宗的宠信，由是诸大臣数被谴怒，魏征进谏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征一针见血，揭穿了君主利用小人的心理，即“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尤其是最后两句话说得很重，太宗不以为杵，认为言之有理，赏赐魏征绢五百匹，“久之，万纪等奸状自露，皆得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

宋王朝虽然没有统一中国，而且在军事上疲惫无力，但它铲除了贵族门阀制度，统治阶层几乎全由寒门士大夫充当，儒者受到礼遇和重用，宋朝几乎成了中国知识群体的乐园。翻检史书可以发现，宋代是对“告密”行为打击最力的时代。

皇佑元年（1049年），监察御史陈旭等上言：“比岁臣僚有缴奏交亲往还简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圣时成告讦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顺，毋得缴简尺以闻；其官司请求非法，自论如律。”仁宗从之（《续资治通鉴卷五十 ·宋纪五十》）。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次指斥缴纳私人往来信件、并以之定罪，而且严禁此类行为。皇佑四年（1052年）林献可修书一封，叫他儿子送交谏官韩绛（后为宰相），信中“多斥中外大臣过失”，韩绛不敢隐瞒，告知皇帝，但仁宗却说：“朕不欲留中，恐开告讦之路。第持归焚之”（《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三·宋纪五十三》），叫他拿回家去烧掉。嘉佑五年（1060年），殿中侍御史吕诲上书：“比来中外臣僚多告讦人罪，既非职分，实亦侵官；甚者诋斥平素之缺，暴扬暖昧之事，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惩革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 （《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九·宋纪五十九》）。高宗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一月下诏：“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恃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置于法。”（《续资治通鉴卷一三0·宋纪一三0》）次日三省枢密院令刑部开具告讦者姓名，议加黜罚：“倾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相习成风，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取书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况其间固有暖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恶之风，莫此为甚！”十二天后，刑部开具出一个九人名单，这些人均被革职惩处。

即使在满清文字狱正炽期间，亦有人仗义执言，指斥其非，如曹一士（官至御史、给事中）在乾隆初年便上疏，“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并禁挟仇诬告”，他指出：“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因此建议“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清史稿列传九十三·曹一士传》）。据说“上亦如其议”，事实上乾隆口是心非，只是虚与委蛇，照样我行我素，屠糜天下。曹一士“在言官未一岁，而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朝野传诵。闻其卒，皆重惜之”，受到世人的敬重。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伦理规范，如古代中国的儒家体系，现代社会的人权理念；社会的有效运转，或曰“长治久安”，均建立在对这些伦理规范的维护和支持之上，如果对其粗暴践踏或慢性腐蚀，最终将导致“亡国灭种”，此即古人所阐释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史记·管晏列传》）的道理。

“告密”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蚀剂，如果任其风行，人人自危，搞到“ 亲朋挚友亦须防”的地步，像《红楼梦》中探春冷笑着说的：“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七十五回），其结果必然是正人君子侧目，小人无赖扬眉，那实在是一种悲哀。

 

越南改革的启示：淡化毛邓，抛弃毛邓，超越毛邓

我的文字《越南改革为什么成功：因为没有邓小平》被转载到国内网站和微博，并被国内一些网友引用。我在想，越南改革对中国能有什么启示呢？

 

刚好，最近这网络闹网争，不可开交，毛左与老右们纠缠不清，有些毛左们是非不分，居然与一些污言秽语的网络流氓搞在一起，让人匪夷所思，不甚吁嘘。

 

这不，正好，我在《凤凰博客》上看到一篇文章《微博上的毛左政治学》。我看这篇文章的文字写的很好，也很适合我们这海外网络上的毛左政治。

 

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们面对毛左政治狂热，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越南的改革能够对我们有所启示。是什么呢？你看，越南现在走的路与当年的胡志明思想和后来的黎笋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可是人家越南，没有纠缠于对胡志明思想和黎路线的是非对错的评价，而是真正做到了邓小平先生说的“不争论”，默默的走着一条与胡志明和黎笋统治时期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了根本无须大张旗鼓的否定胡志明思想和黎笋路线。但是，现在这种拥抱主流世界价值观，实际上就是抛弃了胡志明思想和黎笋路线。水到渠成了，就自然而然了，也就没有多少阻力了。

 

所以，在中国，我在想，我们也许也可以走一条这样的路。要不然就算是海外中文网络这么个小天地，也会整天给这些毛左们搞得乌烟瘴气。

 

当然，有人要说了，越南与中国不同，越南从胡志明时代开始就没有中国那样的残酷斗争，越南没有中国式的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屠杀，所以，越南左右双方仇恨没有那么深重。话虽如此，但是我们中国，如果整天这么以意识形态为主，左右争来斗去，没完没了，最后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我过去一直主张清算毛泽东，主张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主张评价邓小平的是非功过的，甚至曾经写文章主张对毛泽东进行全民公投。现在看来，这解决不了问题。毛泽东，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等等，已经把中国人这个族群撕裂了，任何的清算，否定，等等，都只能激起一方对另一方更激烈的反抗。

 

习近平先生最近有句话，说全盘否定毛泽东会造成中国天下大乱，我看还是有些道理的，就算在我们这个海外小网站这样的小天地，也会天下大乱。

 

但是我理解，习这句话本身并不代表他认可毛泽东的东东，他只是害怕中国这个社会，中国人这个族群，会因为毛泽东而撕裂得更加厉害。

 

那么怎么办呢？我看，可以学习越南的做法，就算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淡化政治，淡化毛泽东，淡化邓小平，淡化文化大革命，淡化六四。因为毛也好，邓也好，都是历史人物了，文化大革命也好，六四也好，都是历史了。任何改革都需要尊重这段历史。

 

什么是改革？就是改弦更张，就是改邪归正。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里面有句话“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说的有点意思。比较正统的解释是不走封建僵化的老路（即毛的路线），也不走改旗异帜的邪路（即西方路线）。照这个解释，那么越南的改革显然走上了一条邪得不能再邪的邪路上去了。

 

我的解释有点不同，“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这样的提法是可以的。所谓的“不走老路”，改革就是不走老路，要走新路。改革就是要改变走老路走僵化封闭的老路的习惯，而走出一条开放的与世界接轨的新路上来。

 

所谓的“不走邪路”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都在走邪路，现在我们要改革，就是要走邪路上拉回来，拉会到正路上来。什么是正路？当然是民主自由之路，是改革开放之路，是属于人类文明所共有的普世价值之路。

 

我观察越南的改革，静悄悄的，先是学习中国搞开放，然后是遇到什么问题就改什么问题，没有象中国的改革那样刻意回避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坦然面对问题，自然而然解决问题。我总结越南的改革路线，就是淡化胡志明思想和黎笋路线。他们不象中国，在越南宪法里面，只写着胡志明思想，没有写黎笋的东西。所以，他们每次换领导人的时候，没有象中国那样修改宪法把新领导人的什么思想理论写进去。所以，他们淡化这些陈旧的东西，水到渠成了，就自然而然的抛弃了。

 

咱们中国呢？为什么每次新领导人上台，都要搞什么思想，理论，什么的，每次都要修改宪法。其实每次修改宪法，写入这些思想理论的时候，无疑就是再次的提醒人们毛思想邓理论，把这些陈旧的东东拿出来再炒一遍。再加上中国搞所谓禅让，让那个没有被禅让的薄大公子大为光火，故意搞什么唱红打黑炒作毛的那一套。

 

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人应该要懂得放下，放下毛邓，放下过去，让他们成为历史。也许将来需要清算他们，但现在可能行不通。怎么办？先绕开走，淡化毛邓，任何的改革措施都不要被毛邓所牵制，坦然面对问题，遇到什么改什么。到时候，水到渠成了，就自然而然的抛弃了毛邓。

 

而中国改革的最终是什么？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正常国家，一个即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国家。

 

中国的改革，应该是全民的改革，包括毛左在内都需要参与的改革。所以，老右们，你们应该把毛左们一起推到新路正路上来。我曾经写文章说过，普世价值的受益者包括左派包括薄熙来。

 

过去人们认为对毛邓的评价是绕不过去的，对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也是绕不过去的。连我自己过去也是这么认识的。现在看人家的做法，反思一下，我看，未必就真的绕不过去。

 

所以，越南的改革给我的启示是：淡化毛邓，绕开毛邓，抛弃毛邓，最终超越毛邓。

 

微博上的毛左政治学

木然

 

首先要作五个方面的声明。第一，毛左是个中性词，不是歧视词，毛左，即拥护毛泽东的左派。第二，中国的左派与西方的左派也不同，在西方，左派具有平等取向，政治上要求民主，而拥护毛泽东的左派不同，中国的毛左拥护毛泽东，具有平等取向，政治上却不要求民主，而是拥护强人政治、伟人政治、专制政治、好人政治、好皇帝。第三，毛左具有理论形态、意识形态和价值形态，但在微博上，这种理论形态和意识形态是弱化的，价值形态则是强化的。第四，毛左具有一些理论工作者，他们只是从理论上说明问题，而微博上因为字数的限制，理论是难以说清楚的，同时，微博上的毛左，从目前呈现的价值诉求来看，并不是毛左的理论工作者所为。第五，微博上的毛左，因为名字是匿名化的，因而对于其网名及其观点难以进行社会基础、阶级属性的分析，因为，对于微博上的毛左进行社会分析具有预设的性质，并不一定完全真实地反映社会情况。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倒是与微博的毛左言论社会基础猜测相吻合，那就是茅于轼老先生在辽宁和湖南两地遭到现实中的毛左攻击，说茅老先生是汉奸、卖国贼。腾讯新闻为此也做了《今日话题》专栏，对围攻茅于轼老先生的几个人进行了个案分析。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围攻茅于轼的人的基本特征是：有反主流情结、偏好阴谋论；对自身现状不满，想活在过去；“客家人心态”造就海外华人的强烈民族主义。《今日话题》通过分析最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茅于轼主张拥抱主流、主张反思过去、主张学习西方，这些主张与某些社会群体的心理特征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这种现实就构成了“围攻茅于轼”的重要基础。

 

这种分析最重要的是让人部分地看到了反茅于轼老先生的社会基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较少地享受到改革红利的人。但仅仅把毛左的社会基础定义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还是值得深入的探讨。因为价值诉求有时与社会地位有关，有时与社会地位无关，社会地位并不必然是毛左价值观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只能是毛左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条件。毛左价值观似乎与知识也无必然联系，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毛左价值观。也就是说，毛左的价值观的社会基础和知识基础都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证实的问题。从微博上，难以判断出毛左价值选择与知识、社会地位的必然联系。

 

在微博上大致粗略的判断是，这是一个毛左的知识阶层，对于那些在毛泽东时代过来的老人来说，上网的人少，而对于年轻人来说，上网的人多，网上的毛左似以年轻人居多。但这又与微博的毛左言论相矛盾，因为微博的毛左的一些言论很多年轻人是不会说的，他们的教育里面没有相应的毛泽东的观念，即使有，也不会把毛泽东的言论用得那么娴熟，所以从言论本身来看，又是以中年老者为多。从其发言的学理来源看，尽管是知识阶层，但相应的知识储备不足，他们的知识储备里既没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也没有丰富的西方文化资源，甚至没有丰富的经典马列作家的学理资源，他们对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也缺少应有的敏感度。他们对于最近提出的中国梦也没有进行系统地回应。从知识结构来看，他们知识单一，他们只有毛泽东思想的片断，他们以毛泽东的言语片断和自身的利益对改革开放进行评断。

 

在微博上毛左的观点通过论战体现出来，本文仅对腾讯微博上批评毛左的有影响力的大V微博及其毛左的反击概述他们的观点，其中茅于轼先生、张鸣先生的微博最具有典型性，在他们二人的微博里，毛左的价值观以集中的方式体现出来。本来袁腾飞也应该是毛左集中批判的人物，但从他腾讯的微博上看，他基本上避开了批毛的话题，微博上炒作袁腾飞的批毛言论都是几年前的言论。所以本文对毛左的政治学观点进行分析具有典型性，但也因此失去了广泛性，也难免挂一漏万。

 

毛左在微博上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原教旨论。毛泽东思想不可战胜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现在仍然是指引中国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第二，公平论。他们认为改革开放是破坏了社会公平，执政的人都是权贵的代言人，而不是公平的代言人，只有毛泽东才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才代表着公平正义。第三，前提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甚至他们还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你。第四。阶级论。毛左以阶级分析当今中国，诸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及其依附于各种阶级的知识分子。第五，资格论。毛泽东是个伟人，作为普通人，作为一般的知识分子和教授是没有资格对毛泽东进行评价的。第六，口号论。微博上毛左的价值诉求总是充满着口号，诸如他们经常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万岁。第七，反智论。他们持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言论，把那些反对毛泽东的言论视为向党和人民的猖狂进攻，是反右派的落网之鱼，是新右派，如果毛泽东活着，会把这些新老右派镇压下去。第八，汉奸论。反对毛泽东就是汉奸、卖国贼，讲民主、讲法治、讲宪政民主就是美狗、美分党、美狗的代言人。第九，文革论。他们认为只有用阶级斗争方法，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才能彻底清除腐败。第十，移民论。他们认为如果认为美国好，就到美国，如果觉得西方好，就移民到西方，中国不适合鼓吹西方好的人生活。第十一，污化论。他们认为大跃进死亡数字四千多万是对毛泽东的污化，是抹黑伟大领袖，在这个问题上，毛左与别人的骂战最为激烈，国骂成了他们捍卫毛泽东战斗武器。第十二，暴力论。他们认为反对腐败不可能通过渐进改革来完成，只有通过暴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甚至在微博上传出乌有之乡活埋名单200多人。第十三，强国论。即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强国，没有人敢欺负中国，原子弹是那个时代的骄傲，现在的中国，表面上是一个强国，却处处显示弱国心态，毛泽东一人可抗美帝。他们甚至认为朝鲜就是现代对抗美国的榜样，中国应该向朝鲜学习。

 

即使从从其言论上而不是从社会地位进行分析，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微博的毛左的基本观点和逻辑是反人类的普世文明的，反普世价值的，是反对宪政民主的，但他们却分享着普世价值，分享着现代文明价值。没有有限的网络自由，有限的微博自由，言论自由，他们的言论就不会出现。他们所主张的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封建社会主义，这种封建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他们对中国的现实不满，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为了拉拢人民：“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这种封建社会主义在中国加上了专制的内容，于是乎，毛泽东时代的毛左社会主义们就在奴役中寻求到了平等。

 

微博上的中国毛左的思想停留在毛泽东时代，他们的生活停留在过去。可是他们不知道，过去的就过去了，回不去了。想当年大清时期有的人反对现代文明，保留着大辫子也没挽留住大清朝，头上没有大辫子，心中装有大辫子，时代也会把身体拉向前行，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全靠我们自己。民主这件事，谁想对抗也对抗不了，这个潮流，不顺着走还真不行。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伟人已不在，杜鹃啼血唤不回。

看薄粉表演，辨别真假民主，兼谈薄瓜瓜回国将会怎么样？

最近薄熙来被彻底打翻在地，使得网络上一批薄粉毛左们如丧考妣，他们开始胡言乱语，不择手段，找不着北了，居然举起他们平日里最痛恨的民主大旗了。简直让人笑掉大牙。难怪一些民主人士对这种怪象破口大骂了。

 

真是这些人得了精神分裂症吗？我看未必。在我看来，这是真假民主的区别。想当年毛泽东为了要夺取江山的时候也是高举民主大旗来着，可是一旦得手，独裁的本来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这是为什么呢？我看啊，毛，毛左，薄，薄粉之流是把民主当成一种手段，在他们骨子里是没有民主基因的，为了夺权，为了权宜之计，为了挽救薄熙来，不得已才高举民主大旗的。这样的民主有的时候也能唬人，毛泽东当年就是这样欺骗中国老百姓的。

 

真正的民主是什么呢？民主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制度。民主的核心是对人作为个体的尊重，民主是与君主相对立的。

 

我曾经撰文说，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缺乏民主基因，所以，需要文化开放，因为真民主是舶来品。真民主里面的民是一个个普通老百姓，是个体的人。而毛泽东，毛粉，薄熙来，薄粉，甚至包括传统的儒家文化里面的“民”是个抽象概念，老毛称作“人民”，你我他是人民吗？非也。谁能代表人民？只有君主才能代表人民。在老毛时代，毛说谁代表人民谁就代表人民。他还有一个与之相对的概念，就是敌人，阶级敌人。毛说打倒谁就打倒谁，他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刘少奇，林彪都被他认定为阶级敌人。

 

所以，中国人经历了老毛时代，上过当了，不少人对这些毛左薄粉们的伪民主是十分反感的。

 

我突然想起来薄谷开来，在法庭上的发言，总结陈词，感谢党和政府所谓尊重生命的发言。真是十分的好笑，这些平时最不尊重生命的家伙，在自己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突然想起来生命的可贵了，那位被她杀死的海伍德的生命，那些被薄熙来唱红打黑打掉的一个个生命，又有谁去尊重呢？

 

呵呵，薄谷开来与毛左薄粉。真是如出一辙，一样的聪明，一样的假。

 

还有，薄瓜瓜在为其父亲辩护声明中，居然要求中国当局，要求法律程序能够正常运转。真是笑破肚皮了，共产党薄熙来在唱红打黑的时候什么时候让法律程序正常运转啦？正常运转就不会出现轰动一时的李庄案件了。哦，你们自己无法无天的时候，法律被抛在一边，等到你老子被抓了的时候，你指望法律程序正常运转了。

 

这瓜瓜与他母亲以及毛左薄粉们一样可笑，法律不是你们家的玩物。

 

在我看来，民主，人权，法治，都是一种文化，一种制度，一种生活方式，是深入到血液里的基因。而毛左薄粉们则把这些统统看成脱困救命夺江山的手段。

 

呵呵，中国人，缺乏民主基因，上过老毛的当，应该不会再上毛左薄粉们的当了，应该能够辨别真假民主，真假人权，和真假法治了。

 

我的文字《薄瓜瓜应该回国协助调查》就是从尊重法治精神出发，认为薄瓜瓜作为涉案人之一，有责任有义务回国协助当局调查并承担责任。如果薄瓜瓜真的如他的声明里所说的，希望法律程序能够正常运转的话，他这个当事人不应该回国协助调查吗？

 

有些民主人士，从关心薄瓜瓜出发，还把他当成孩子看，认为他应该低调，不能回去，隐姓埋名，这样才能安全。我却不这么认为。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薄瓜瓜真的高调回国，寻求法律援助，公开协助当局调查，也许反而能将当局一军，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当局反而可能难办。呵呵，瓜瓜没有这样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