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关于历史事件的厘清，问责，反思，与和解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特色的左右之争，这个万维网上更是厉害。每次谈到中国的事情，左右双方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甚至是污言秽语，祖宗八代都带上来讨论，五花八门。

 

最近关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问题,又起争论。有右派朋友认为，罪责需要清算，但饿死多少人数则无须深究。我平日里被划为右派，但我不能认同这样的观点。

 

我认为，中国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共产党执政的这段历史，真相不清，罪责没究，这是不负责任的，这也是造成中国社会被撕裂的根本原因。历史真相需要厘清，只有在厘清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追究相关责任人的罪责。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问题，共产党的问题，不能是一笔糊涂账，“三年自然灾害”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比，后来的六四事件也好，死了多少人，是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国内的一些学者深究这些历史真相，死亡人数，甚至一个个追查死亡者的名字，等等，都是有意义的。对死亡者受害者来说，不能让他们死得不明不白。

 

清算历史，首先就是要厘清真相，这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基础，容不得丝毫马虎。如果连真相都可以掩盖，埋没，搞的不明不白，那么所谓的问责与正义也就无从谈起了。

 

问责就是要厘清责任。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谁也跑不了，管他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是多大的责任就是多大的责任，不夸大也不缩小。

 

伸张正义就是要让责任者负起责任，尤其是担负核心责任，首要责任，重大责任，直接责任者，首恶必惩，决不放过。

 

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喜欢模糊，喜欢中庸。邓小平当年搞所谓《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案的时候，搞所谓的“宜粗不宜细”的策略，这是他的权谋，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他自己的历史责任开脱。但是，政客们可以搞这些权谋，历史学家，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文人则不应该这么不负责任。

 

所以，我认为对“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人数上，应该认真厘清，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的人数也应该厘清，对六四事件死亡的人数也应该厘清。如果能够搞一个死亡者名单，搞一个纪念馆博物馆则更加有意义。

 

日本在南京搞大屠杀，日本人后来否认，为什么否认？我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年的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没有认真统计死亡者人数，说是说死了三十多万，但到底死了多少，都是些什么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有兴趣去追究。那日本人当然有理由否认了。

 

我看，共产党当局干的这些坏事，如果不追究的话，以后共产党有可能会否认这段历史，这样的灾难还会层出不穷。

 

我一向主张中国国内的左右各派，应该和解，对待在历史上犯下这些罪责的人们应该在厘清历史真相的基础上，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在此基础上则对他们给予宽恕，不搞鞭尸扬灰的事情。

 

但是，话又说回来，历史的账是从来也没有全部偿还过的，古今中外皆如此。几千万甚或更多的人命，几十年甚或更长时间的浩劫，这账怎么还？有谁能还得起？杀人者与欠债者还不起账，他们根本就没法还。而且在追究他们的责任的时候，他们这些当事人大多数都已经死了。

 

所以，清算历史的最终意义在于汲取经验教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几千万甚或更多的人命就白死了，几十年甚或更长时间的浩劫就白经历了。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虽然账没有办法偿还，但反省，反思，和忏悔则是必要的。这反省，反思，和忏悔也必须是真诚，深刻，彻底的，决不可以敷衍了事，蒙混过关的，也绝不可以搞什么宜粗不宜细的东东。

 

而且，反省，反思与忏悔不仅仅是作恶者的事情，受害者也需要反思自身受害的原因，甚至是旁观者，以及后人也需要从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

 

我想，在厘清真相，清算责任，惩治首恶，伸张正义，反省悔罪之后，和解就成了唯一的选项。

 

没有和解，中国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与进步。而和解是关乎每个人的心灵安宁和自由幸福，除了和解，没有其他选项。而和解本身也意味着宽恕。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要真正厘清历史真相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需要当局的配合，需要解开一些历史档案。但同时，也需要中国知识分子，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更重要的是，厘清真相，清算责任，惩治首恶，伸张正义，最后达到全民和解，应该成为全民共识。

薄熙来与东方不败

薄熙来与东方不败

 

我最早写文章谈薄熙来是在去年六月，当时写下一文《警惕薄熙来》，当时我提醒左派右派都要警惕他，因为他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而是什么对他有利他什么都干的家伙。

 

在那篇文章结尾写下打油诗：

 

习以为常，薄起无望；

左支右绌，望洋兴叹！

 

现在不到一年，薄就倒了，现在正在遭到清算。

 

王立军事件刚刚发生后，许多网友还是很看好他，认为他有太子党背景，不会有什么大事情。我当时写下一文《薄熙来预后：太子难以成党，熙来牢狱之灾》，当时判定他那个所谓的太子党是不保险的，以他那样的性格，一旦倒台，那些太子们肯定会踩上几脚，落井下石。所以当时判定他会有牢狱之灾，甚至可能身首异处。现在看来，这些都不幸要言中了。

 

有人还是看不出来，认为薄是左派，极左派，可是实际上呢，他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是什么派呢？照我看来，他是东方不败派。与当年的老毛一样，都属于东方不败派。

 

金庸写小说《笑傲江湖》，里面的东方不败，武功极高，练就葵花宝典，挥刀自宫。当时据说东方不败这个角色是影射毛泽东。我看薄熙来就属于这样的门派。

 

薄王反目，相当于薄熙来挥刀自宫，最后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呵呵，王立军就是薄熙来跨下那玩意儿。

 

那么现在当局清算薄熙来，不能只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去清算，而应该借机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进行反思，特别是温家宝提出的警惕文革，特别重要。要借机反思文革，彻底清算东方不败派，清算东方不败派的教主毛泽东。

 

温家宝最近提到八一年那个决议，其实那个决议对文革的否定是不彻底的，更加没有反思，对老毛还是宽容的，基本上还是一笔糊涂账。

 

而现代东方不败的薄熙来之所以能掀起这么大的动静，正是因为当年对文革的反思不彻底，对老毛的清算不彻底。

 

所以，现在要利用这个机会清算老毛，清算文革，清算新旧东方不败。

 

我在最近的文章《薄熙来与温家宝：文革与改革》里提到，没有对文革的彻底反思，就不可能真正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而温家宝说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有回到文革的危险。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清算薄熙来，清算老毛，清算新老东方不败，清算文革。

 

纪念911十周年，反恐与反思

过两天就是美国911事件十周年的纪念日。十年来，美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在全世界范围内领导了许许多多的针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大大小小的战打了不少。深深地卷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泥潭。

不过呢，反恐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最大的成绩莫过于击毙了恐怖主义头子本。拉登。伊拉克战争中丧命的萨达姆，可以说是做了反恐战争的冤死鬼。当然，说他冤枉，只是说他死于美国反恐战争冤枉，因为他和本。拉登完全没有关联，自己也没有任何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为。

但是萨达姆是死有余辜，因为他对内独裁，死在他手里的伊拉克人不计其数，所以从一定的角度看，他又完全该死。可以说是美国等西方联军救了伊拉克百姓。

当然，由于美国等西方联军在伊拉克问题上处理不当，尤其是战后收拾残局的问题上处理不当，造成新的问题，使得伊拉克陷入另一个乱局。

有人说，美国利用反恐为名，肆意使用武力，实际上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输出自己的价值观，甚至为了中东的石油资源。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美国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尤其是美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个经济危机虽然和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关，但反恐战争，尤其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也确实拖垮了美国。

美国在发生911之后，全国陷入恐慌，这才使得当时的总统小布什有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如果说美国攻打阿富汗，围剿奥马尔和本。拉登能算得上真正反恐的话，那伊拉克战争，则是完全打错了。

其实美国发生911之后，本应该全民反思，或者至少应该反恐与反思同时进行。所谓反思，就是要找出恐怖主义背后的原因。要不然就算真的消灭了本。拉登，消灭了奥马尔，又有什么用呢？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本。拉登式的人物。

实施上，本。拉登被弄死之后，美国的反恐战争并没有结束。而伊拉克战争，美国在处死本。拉登问题上处理不当，等等，造成了美国和穆斯林社会的矛盾加深。使得反恐变得更加复杂化。

美国和中国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美国对内是民主制度，所以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对自己的老百姓非常的好，而对外则到处耀武扬威，四处出击，显示自己的肌肉。

而中国则刚好相反。中国是专制社会，所谓的“外柔内刚”，就是对外非常的柔软，处处让步，低声下气，虽然什么朋友也没有交到。但是对内，对自己的老百姓却非常的狠，拳头对内不对外。

我是喜欢民主制度，崇尚民主制度的，因为民主制度下的老百姓的日子通常比较好过。老百姓手上有选票，必要时可以拿选票说话。虽然有些时候老百姓的选票可能被某些政党政客利用。中国老百姓手上什么武器也没有，连被人家利用的东西也没有，所以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那就对不起，你只有做奴隶的份。

但是，虽然我崇尚民主制度，并不表示我喜欢美国的做法。事实上，我多次说过美国也有美国的问题，美国的政治制度也需要改革。

也许对美国政府来说，外国人手上没有选票，所以美国政府对外国人，特别是和他文化不同的族群，十分的不友好，包括华人社会，特别是穆斯林社会。

自从911之后，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外的穆斯林族群，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大的委屈了，这是因为本。拉登是穆斯林，是属于穆斯林里面比较激进的所谓原教旨主义者。

美国人十分歧视那些穆斯林人，比如申请去美国签证的，只要是长络腮胡子的像中东那边的人，就检查的特别严格。

其实，穆斯林总的来说是比较温和的宗教。穆斯林社会的人，一般都比较善良，比较知足常乐。我有些穆斯林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温和，非常的善良，跟我都有非常良性的互动。他们不像中国人那么急功近利，坑蒙拐骗的事情他们是不屑去做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穆斯林社会的人也相对比较懒惰，不象中国人美国人那么勤快。所以，除了中东地区那些靠石油等天然资源生存的穆斯林国家比较富有外，其它地区的穆斯林社会都比较贫穷，比如说印度尼西亚等国。

美国在911事件之后，本应该进行反思，反思自己内柔外刚的政策，反思自己在中东的政策，特别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反思自己和穆斯林社会的关系。

这是因为，世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妥协相互竞争。可是最终不是拳头的竞争，不是核武器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是人的竞争。我认为，就文化本身来看，西洋文化，尤其是西方对人作为个体的尊重，对人权的尊重，包括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包括西洋文化里面的科学精神，与穆斯林文化相比，还是要优越的多。穆斯林文化还没有现代化，里面没有科学的东东。

同理，西洋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也具有优越性。中国古代文化也同样需要现代化，里面同样缺乏科学精神，缺乏现代社会的自由民主精神，以及对人的尊重的精神。

中国文化也好，穆斯林文化也好，都发挥不了人们的创造力。这也是为什么近现代，几乎所有新的科学发明创造，全部来自西方的原因。

中国近几十年来，虽然经济好像崛起了，引进了“赛先生”，学习西洋数理化了，可是都用到歪门邪道上去了，用到给食品下毒，给环境污染，用到抄袭人家的发明创造，偷人家的知识产权，等等。一样像样的东西也没有发明出来。这样的学习，这样的文化，是完全没有后劲的，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所以说，与穆斯林竞争，与中国文化竞争，完全用不着武力。

很可惜的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反恐有余，反思不足，造成现如今这个局面，反恐，越反，恐怖主义活动越多，使得美国本身的经济也受到拖累（当然，美国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危机也有更深层的原因）。

所以我说，在911事件发生十周年的今天，美国需要反思，多过反恐。只有解决了恐怖主义背后的原因，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当然，说反思，穆斯林社会也需要反思，穆斯林社会在现代社会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弱势，所以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不能现代化，那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会越来越大，文化鸿沟也越来越深。

那些原教旨主义者更需要反思，靠搞恐怖主义活动毕竟是软弱的表现，虽然能呈一时之快，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嘿嘿。中国其实也需要反思。中国有新疆问题，所谓恐怖主义问题。新疆的维吾尔族就是穆斯林。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激化矛盾，制造恐怖主义分子。如果中国能从美国911事件中有所反思的话，对处理新疆问题是有好处的。

辛亥百年：反思传统文化

这里转载一篇刘梦溪老先生的讲“五四”和文化反思的文章。五四的时候，人们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一种不得已，为什么呢？因为晚清的改革没有能够成功，清朝的权贵们，利益集团们，死守着他们那份既得利益，象乌龟王八那样，咬着不松口，没有办法，改革不成，只好革命，所以才有辛亥革命，最后不仅大清的满族几乎算是灭种了，整个中华民族也陷入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局面，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五四”就是在那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似乎成功了，但是辛亥革命真的成功了吗？依我来看完全没有成功，一个王朝容易推翻，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则不容易更新呢。五四运动的反思，不仅没有能够引进新的文化血液，更新中华传统文化，反而引狼入室，把所谓共产主义这个西方的垃圾引进到中国来了，这才有后来的改朝换代，以及共产党的一次又一次的大折腾。

经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进行反思，而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加以摧毁，最后，这个国家满目疮痍，频临崩溃。再经历改革开放，不完全的改革开放，现在的情形又与满清末年相似了，又遇到王八羔子的权贵集团，利益集团，死咬着既得利益，成为了继续改革的最大阻力。

国家之乱，民族之乱，已经又一次到了危险的时刻了，所以不少有识之士又在思考了，又在反思了。中国往何处去？

有人说，五四运动的反思，引来了共产主义，等于是引狼入室，不成功嘛，那为什么还要反思呢？

中华文化传统经历几千年，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妄图通过一次的运动，就能够彻底铲除文化糟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共产帝制的回潮，也是不奇怪的。

我觉得文化的反思，传统的反思，需要不断的进行，决不能只限于一次两次运动。但是文化的反思绝非完全割除传统文化，绝非完全另起炉灶，也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东西，西方文化也有糟粕。文化反思，应该是把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不要固定的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采取开放的态度，让文化多元化，相互作用，哪个相对比较优秀，就采用哪一个。

比如说，当局经常挂在嘴边的说法，就是“历史选择了中共”，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只是不全面，因为历史也同样选择了秦皇汉武，选择了唐宋元明，选择了满清，最后也选择了将这些全部抛弃。所以所谓历史选择了中共，丝毫说明不了问题。潜台词应该是，历史可能选择抛弃中共。

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选择，中国传统上，每次的所谓选择，都是成王败寇式的选择，都是兵戎相见的选择，都是牺牲无数百姓无辜生命的选择，都是不文明的选择。

而西方的民主制度则给了人们相对比较文明的选择方法，就是一人一票的选择。每隔几年就让历史（未来的历史）选择一下。

如果中国当局真的有自信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历史再选择一遍呢？其实从中华大历史看，不会因为你不愿意，历史就不会选择，无论是选择你，还是选择抛弃你。中国的历史规律是，改革不成，就会革命，文明的选择不成功，就暴力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全国各地暴力抗争的事件越来越多的原因。

现在的许多有识之士，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就是要走出这种改朝换代，周而复始的循环，因为每次的改朝换代的代价都太大了，都可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其实说过“历史选择了中共”的人很多，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也包括胡总。可是要知道，大到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小到那个乡下的小干部的胡总的老爹，都因为文化革命而遭难，委屈而亡。如果这些人只停留在这句话而不知道反思，或者为了一己私利而故意不反思不有所作为的话，那他们的老爹算是白死了，白遭难了。

话又得说回来，反思是不容易的，是个痛苦的过程。过去的很多文化传统，已经根深蒂固，看起来都是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所以，反思也需要智慧，需要耐心，需要切入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要不然又会走到歪路上去了。就像五四运动时，急于求成，急病乱投医，引来了共产主义。

以下文字转自网络。本人未必完全认同此文的观点，但愿意分享不同的观点。

“五四”和反传统思潮

刘梦溪

中国的20世纪的一百年，或者说自晚清到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危机并逐渐解体的过程，也是现代文明体系建构的过程。这是一个混合着血和泪的极端痛苦的过程，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大。

换句话说，晚清时期的中国是被人家拉着拖着打着骂着羞辱着蛊惑着走上一条“情非所愿”的路。说“情非所愿”，是因为每一步都是人家逼出来的，是“应变”，不是自觉自愿地改变。这种情况除了国力虚弱、社会体制等原因，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文化根性的原因？

晚清大故迭起、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保国、保教、保种放在第一位，来不及系统探讨中国打败仗的文化原因。1911年清帝逊位，到1916年，称帝不成的袁世凯也死了，国内陷入军阀混战局面。而国际上，1914年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国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有了畅所欲言、反思传统、检讨文化问题的时间和空间。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是当时先进的文化人系统检讨传统文化、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文化的大本营。与此同时，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鼓吹现代政治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又打开了新的思考方向。同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不久胡适也应蔡先生之邀到北大任教。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在《新青年》发表，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检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对传统的检讨，是无所顾及的；他们的反思，是不怕揭丑的；他们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而且五四精英们在批判传统的时候，为了矫枉，不惜过正。原来不是讲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吗？现在则讲尧、舜、禹根本没有其人、“禹不过是一条虫”。家庭和家族不是传统社会的核心结构吗？现在说“家庭是万恶之源”。儒家思想不是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吗？现在说儒家思想是最要不得的思想，应该“打倒孔家店”。本来用文言取代白话，已经是重大的文学革命的举施了，但还是有人（钱玄同）提出应该废掉中国文字。尽管蔡元培说，这是用石板条压驼背的办法，其向传统挑战的态度也是够激烈激进的了。

其中最激烈的是鲁迅，他在1918年5月号《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提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后来还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又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京报副刊》请他给青年开一个必读书目，他的建议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五四时期形成的反传统的潮流，其锋芒之锐利、规模之宏阔、对传统打击之沉重，为中国历来所未有，也为世界历史所少见。

应该说明，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检讨和批判，是传统更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中国的魏晋时期、明末清初，都曾有过知识人士检讨传统、批判传统的举动。魏晋的检讨传统，有的也很尖锐，例如孔融说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由于父亲有情欲，才生出儿子，谈不到有什么“亲”。至于母亲，不过是儿子暂时寄存的一个瓶子，从瓶子里出来，双方就脱离了。明末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思想家，对皇权和科举制度的批判，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史学家称当时是“天崩地解”的时代。但这些批判传统的言论，是在传统的主体性呈强势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传统有温补调适的作用。

五四精英们所做的，不是一般的对固有传统的检讨和批判，而是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一次总清理，是全面系统地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切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包括那些藏有传统文化密码的一些文化典范。他们想彻底和传统决裂，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难堪的“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的路。
他们认为可以引导自己走向新路的，只有西方文化。

可以说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举凡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果、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说、十九世纪的写实批判主义文学思潮、日本的明治维新、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成为当时的先进人士检讨和批判中国固有传统的参照系、理论武器和实施的药方。

陈独秀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后来他又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当然胡适后来对此有所解释修正。

人们很容易凭感觉推断，认为传统是不会断裂的。但是，如果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比如中国的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一些具有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的人物，即那个时代的具权威性的人物，并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时代精英，比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傅斯年、钱玄同、吴虞等，一起站出来挑战传统，向传统发起总攻，在整个社会形成风潮，纵使传统不致根本列断，也必然大大减弱或失去传统得以传衍的“所必需的拥护”。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的两面旗帜,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当时激烈的反传统，也是想为德、赛两先生的通行无阻铺平路基。9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而且深感德、赛两先生的缺失和可贵。但五四之后的20世纪中后期以至于后来，科学主义形成一种普遍的思潮，在日常生活和学术领域占压倒之势，这固然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泛科学主义的结果，使得科学一词在科技领域之外容易流于口号，而且伪科学、假科学因之而兴。

其实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在艺术与人文的创造领域，科学有时会显得无能为力。在涉及人类的细微情感问题，科学就插不上嘴了。男女之间的爱情，靠恋爱双方的爱的信息传递，用爱来交换爱，而不是靠抽象的科学分析。科学是要把问题说清楚，爱情的特点恰恰是说不清楚。宗教与信仰问题，也不合于科学的旨趣。诗歌、音乐等艺术与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天份、体验和情感比科学要重要得多。甚至一些陋习和不良嗜好，比如赌博和吸食毒品，法律和科学也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国维在上世纪初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去毒篇》，他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对有文化的阶层可以通过艺术，对没文化的阶层，宗教能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

科学主义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也是有相当杀伤力的。如果用科学作标准，古代的许多东西都要不得了。老子、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程朱、王阳明，都谈不上什么科学。朱子提倡的读书方法，是“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八个字，也不好用科学来衡量。宋代的司空图写的《二十四诗品》，雄浑、冲淡、典雅、旷达，列了一大堆，都跟科学没有关系。中国的写意画，也无所谓科学。中医，望气切脉，至今科学难以解释得通。20世纪的许多学者都不相信中医。鲁迅不相信，连家世显赫的大史学家陈寅恪，他的曾祖、祖父都擅长中医，他还是不相信。但中医的治疗效果不容置疑。完全用科学来解释传统文化，有时难免遇到困难。

所以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引导人们走向现代文明可赋予理性和方法，另一方面却让人们以科学为口实失去对传统的温情。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参照系的五四的反传统思潮和后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的盛行，是使本民族文化传统流失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因由。因为中国古代文化里面缺少科学的传统，如果以“科学”作为决定去取的理由，我们过去的许多东西都要不得了。

五四反传统思潮所打击的主要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即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封建制度的以“三纲五伦”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型态及其传衍，叫做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做小传统。小传统往往由一种集体无意识来维系，变易得相当缓慢。五四先进人物把家庭和家族骂得一塌糊涂，但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中国的家庭和家族照样运转，看不出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觉醒的青年离家出走，或追求爱情、或留洋、或投身革命，是后五四时期文学作品常见的主题，但悲剧往往发生在出走者的身上，家庭并没有因之发生太大的变化。遭到五四精英痛批的“孝”这种家庭伦理的核心价值，在后五四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仍然是维系家庭血缘纽带的基本规范。

对小传统的大破坏，是五四过了50年之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五四反传统基本上是理性的运动。理性地反传统，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非理性地反传统，是情感的发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动乱时期甚至连每个家庭对传统文化遗存的零星收藏都大部分付之一炬了。更不消说鼓励子女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同事揭发同事、朋友揭发朋友、街坊揭发邻里。稍带一点传统意味的社会伦理，全部荡然无存。全民大揭发所引发的社会伦理的危机，至今还没有完全修复。还有当时的风气影响所至，六、七十年代的全民“乱穿衣”：女人穿男人的衣服、中学生穿农民的衣服、知识分子穿工人的衣服、工人穿军人的衣服，实际上这是一次全民的大“易服色”。传统社会把“易服色”看成是文化礼仪变迁的大事。“乱穿衣”不仅是文化传统流失的表现，也是礼俗错乱、失掉传统的表现。五四的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当今的中国，我们中国人身上保留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痕迹是越来越少了。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是专门研究传统和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在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他说：“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确实如此。2003年8月3日，法国《费加罗杂志》刊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中国传统文化令人迷惑。对于一个经常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有时会给人以垂死的印象，有时又会让人感觉到他的活力。这种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现在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

中国为什么“与自身脱离”？难道是因为要走向现代化吗？日本已经走向现代化了，为什么日人没有和自己的传统脱离？台湾在现代化方面一度比大陆先行一步，可是台湾保存的传统礼俗和人文传统比大陆的情况要好许多。所以我们面临一项不能绕开的任务，就是要重建我们的文化传统。如果你觉得原来的传统有毛病，不那么好，那只有想办法去改造它、建设它、完善它，使它变好。因为你不能真正做到抛弃传统（长时期我们的口号是和传统“彻底决裂”），你也无法重新选择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华夏子孙，即使住到外国去，你的华夏血统也改变不了。

因此五四以来的反思批判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建构过程，一直隐含着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第一、如何重新诠释文化传统的价值？第二、实际上有一个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因为清末民初到五四、再到后来，骂自己的文化、骂自己的国家、轻贱自己的民族，一切都为西方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已经成为时尚，成为潮流。那么作为中国人，你的文化认同究竟在哪一方呢？当今的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使游戏规则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中国如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她的忠实的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整合自己、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然的话，你将不知道自己是“谁”，行动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在说、“谁”在做。

作家龙应台在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之后，写了一篇题目叫《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的文章，其中说：“‘现代化’是很多开发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全球化’是一个正在急速发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已开发国家盘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发中国家在趁势而起的同时暗暗忧虑‘自己不见了’的危险。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呢？按照字义，就是使自己变得跟‘国际’一样，可是，谁是‘国际’呢？变得跟谁一样呢？”她的追问可以让我们变得清醒。她以前长期住在德国，她为欧洲传统保护得完好感到震撼。她说她满以为会到处看见欧洲人的“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

现代化和传统的重建，都不应该是表面文章，需要扎扎实实地做，需要非凡的创造力，需要用文化搭建和传统衔接的桥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际上并行一个恢复记忆、连接传统、重建传统的过程。不能说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明显的成绩，但由于长期与传统文化脱节，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病笃乱投医”、“事急乱穿衣”的现象，每每有之。人们看到的，大都是比较浅层的模仿或没来由的怀旧，而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如同给心脏病患者做搭桥手术，那是要慎之又慎的。我同意龙应台的话：“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如果我们走到、做到这样一种境界，传统就活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优秀者必成为涵蕴传统味道的现代人。

警惕薄熙来

最近看到一些个文章，写习近平和薄熙来的。习给人的印象比较温和，也比较务实，内敛，稳重，而不张扬。但同时，人们也对他的政治立场，对他的工作能力，有所质疑。对他为什么会成为接班人而非常纳闷。

而对薄熙来，则非常的两极化。赞扬他的人，把他捧上天，特别是对他的唱红打黑特别推崇，津津乐道，而为他只是偏安一方而愤愤不平，期待他更上一层楼，甚至于期待他坐上龙椅，穿上龙袍。

反对他的人则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他无法无天，揭他的老底，认为他左得要死，唱红打黑是要回到文革。

可见，比较这两位，我发现，薄的能量大极了，不可小觑。此人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有着极为强势的人格，意志坚定，绝不宽容。你看，最近他对一个重庆的公务员，人家只是讽刺了他一下，他就给人家劳教一年。可见此人心胸狭窄，手段狠辣。从李庄案，重庆的打黑可以看出，此人完全不受什么法律约束。是个无法无天的家伙。

薄是个厉害角色，他看到眼下社会上民怨沸腾，巧妙的利用胡温执政的危机，巧妙的利用社会上极左势力的抬头，为己所用。搞什么唱红打黑，把那些左派人马都揽到自己门下。

可是也就是这股子左倾狂潮，把整个中国搞得乌烟瘴气。使得胡温政府本来就已经问题多多的政治环境变得更加的复杂化。

薄是真的极左吗？我看未必，他只是觉得现在左倾对他有利。他的目标不是搞什么左的东西，更不是真要搞文革，而是想夺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对待薄，其实，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应该警惕。此人能量大得很，你看他主政重庆，才没有几年，就把重庆，乃至全国搞的乌烟瘴气。你想，一旦他更上一层楼，就算没有坐龙椅，只是当常委，其他的那些人，包括习在内，谁能搞得过他？

就算对左派来说，到时候，只要左对薄不利的话，他随时可以翻云覆雨。

我觉得，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了，习已经当上皇储，李克强也基本上算是总理的接班人了，而他最多只是三流直辖市的封疆大吏。他失望了，绝望了。他这样做，叫做绝处逢生。是个地地道道的赌徒。可以这样说，他和台湾的那位陈水扁一样，是个赌徒，而且是个狂徒。

所以，对待薄这样的司马昭之心，还是需要警惕的。不过，好在现在很多人都看穿了他的真面目。妄图乱中取胜，火中取栗，恐怕最后会烧到自己，死无葬身之地。李庄案已经差不多成为他的滑铁炉了。

对习近平，我了解不多，但知道他的父亲在那个党内是个难得的人品不错的人，有能力，很少整人，曾经主政广东，热衷于改革开放。如果他有奶父之风，这是国家之幸也。在没有其他希望的时候，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他了。

而且我认为，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法治不健全，以人治为主的国家，作为最高领导人，人品比能力更加重要。比如说老毛，能力一流，人品下流，国家之难也。薄的人品，也许和毛可以比美。这与台湾民主制度不同，陈水扁再坏，只能折腾八年。

希望习接班之后能顺应潮流，有所作为，有所改变。

最后，用我在某网文的一个留言来结束此文：

习以为常，薄起无望；
左支右绌，望洋兴叹！

纪念六四：忏悔的机会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即“六四”事件，已经发生二十二年了。二十二年啊，不短的时间。这二十二年，给了不同的人不一样的机会。

有的人用来反思，有的人用来忏悔，有的人用来弥补过失，也有的人用来狡辩，用来推卸责任，也有的人选择忘记，等等。

不同的人，用了不同的时间，相同的机会做了截然不同的事情。

我在《纪念六四：不知忏悔罪难恕》一文描写了当事人的不同表现。主角邓小平作了些许弥补，却没有忏悔，也永远的失去了忏悔的机会。主角之一的赵紫阳利用被软禁的十六年的机会，几乎是天天在反思，在总结，在忏悔。而另一主角的李鹏则利用这么多年的机会在辩解，在狡辩，在隐瞒，在推卸责任。

上帝不是给每一个人相等的机会的，只给了邓小平只有不到八年的机会，给了赵紫阳十六年的机会。

而上帝对李鹏最好了，给了李鹏二十二年的机会，并且还在继续给他机会，等待他的翻然悔悟，等待他的良心发现。然而，我看，这个上帝是白等了，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一个品行恶劣的人，是不会醒悟的，是没有良心的。我想，他是辜负上帝了，最后恐怕是会被惩罚的。

这是当事人。而对广大的普罗大众来说，这么多年了，他们忘记了吗？我们反思了吗？我们忏悔了吗？我想大多数的大陆人，大陆百姓，他们忘记了，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被从来没有过的许多金钱，房子，车子，女人，等等赚钱的机会所迷惑了，他们已经忘记了曾经参与过的事情。

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忘记，只是他们害怕了，被当局的淫威吓怕了，被首都的坦克吓怕了。

让我十分感动的是香港人和台湾人。特别是香港人，这么多年来，每一年，六四之夜，维园，总是聚集着十多万人，纪念六四，回忆六四，反思六四。在台湾也是如此。

香港人了不起，台湾人了不起，尤其是比大陆人那个乐不思蜀的样子。我在想，这个天安门血腥镇压事件是发生在北京，香港人台湾人持续这么多年都能够热情不减的参与其纪念活动。我们假设，这样的事情不是发生在北京，而是发生在香港，或者在台北，那我们的大陆百姓，北京市民也能够像今天的香港人台湾人那么坚持不懈吗？那样旷日持久吗？

对于这样的事情，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我想，这是社会价值观的反差，极大的反差。

当然，这里我完全没有责怪我们的大陆同胞，北京市民，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做过，甚至一直在做着。而且两岸三地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同。所以现在的大陆人的盲目，北京人的失忆，也许还情有可原。

但是，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中国大陆也同样宽松了，自由了，我们的北京人，大陆人，也能像香港人台湾人对自由民主注入这么大的热情吗？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百姓养一方官，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马克思思想是在西方出现的，为什么没有能够在西方发展起来呢？而偏偏这些西方的垃圾，能够在中国大陆被视为葵花宝典呢？

而同样的，西方的信仰，西方的耶稣，经过几百年的渗透，为什么就没有在中国大地上普及起来呢？

我觉得中国人需要学会思考，需要学会反思，更加的需要学会忏悔。

人，不是从小就不会思考的，不是从小就不会反思的，也不是从小就不会忏悔的。各位看客，我转载一篇初中二年级学生的作文《给我一个忏悔的机会》。这么小的孩子都懂得反思，懂得忏悔，不知道那些六四事件的主角以及我们这些成年人们会不会觉得汗颜呢？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国人，香港人，台湾人，一直不厌其烦的呼吁当局平反六四，重新评价六四，其实是给当局和当事人一个机会，一个反思的机会，一个忏悔的机会。可惜的是，犯错者仍然在坚持错误，似乎坚持久了，错的就会自动变成对的。

有一种奇怪的观点，认为不能翻案，那样当局会失去执政的合法性，这些可笑的逻辑，荒谬的论调，似乎坚持错误，执政就合理合法了。

其实事情拖得越久，罪孽也越深重，上苍给的忏悔的机会也会慢慢失去。真到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现在在台上的人，都不愿意趟这浑水，因为他们认为与他们没有关系。可是，每年对那些呼吁平反六四的人采取盯，关，跟的下三烂手法，本身就是犯罪，就是对当年罪恶的一种追加，是助纣为孽。你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有所担当，该反思要反思，该忏悔要忏悔，该平反要平反，这是你的责任。

珍惜吧，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忏悔的机会的。。。

给我一个忏悔的机会 （转）
俗话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一个调皮又莽撞的男孩有太多的过错。那一件件往事有的如过往云烟，而有的就如一把刀在心灵深处刻出一道细微的裂痕，无法愈合，只能默默地祈祷与忏悔，祈求获得宽恕。

记得那是一个三年级的暑假，我与父母去乡下奶奶家小住几天。一到那儿我便被三只出生不久，极为可爱的小猫吸引住了。诡计多端的我趁老猫出去觅食的的空儿偷偷抱起一只小猫玩弄起来。我抓住小猫的耳朵前后摇摆起来，吓得它“喵喵”地乱叫，四只小脚在空中不停地挥舞。随着我摇晃的幅度增大，小猫挥舞得更厉害了。看着小猫惊慌失措的样子我玩的更欢了。天有不测风云，人岂能料乎？没想到我一失手小猫摔死了，我害怕极了，忙把它扔进小河里。傍晚时分，老猫回来了，见少了一只小猫，于是在它的窝边寻找起来，还“喵喵”地叫个不停，好像在大声呼唤小猫。可是不管它怎么叫，始终没有小猫的身影，老猫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叫声越来越凄厉，越来越尖锐。最后老猫停止了呼唤绝望地低着头，慢慢地有气无力地走回自己的小窝。那时我才懂得何为“失子之痛”，我的心一紧，跑到父母身边告诉他们原委。他们数落了我一顿。我越发心感不安，最后竟忍不住哭了起来。可是再怎么哭也哭不醒逝去的小猫，老猫一连几天都没出窝，只是傻呆呆地守护着令两只小猫。

这件事虽已过去好多年了，但依旧清晰记得。是啊，由于我的调皮断送了一个幼小的生命，拆散了一个美好的家庭，也深深伤害了一个母亲的心……于是，我恨自己，恨自己太任性，只图自己快乐，却忘了别人的感受。如今的我已不再如以前那般任性，那般调皮。当我在享受快乐的同时，我常常会想起带给我快乐的人；当我在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常常会想起我周围的人。

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而我们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珍惜身边的一切，珍视所拥有的一切。

纪念六四：不知忏悔罪难恕

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日又来了。至今已经有二十二个年头。这么多年来，六四事件的过来人，特别是六四难属们，不停的奔波，呼嚎，呐喊，呼吁为六四平反，为冤死的灵魂讨回公道。

每年，无论是中国大陆，内地，还是香港，还是海外，都有不少人纪念六四。每年也有不少人反思六四，包括那些曾经的学生，学者，当事人，等等。都在检讨，到底是学生错了吗？ 还是当局错了？

六四事件的主角邓小平先生，是个刚愎自用的人，犯了错死要面子活受罪，死不认错。但是，虽然如此，他在一九九二年，以高龄之身南巡，纠正左倾错误，重新开启改革开放，客观上消除六四事件造成的影响，这多少说明他有所反思。我想，历史会对邓小平先生作一个公正的评价的。

六四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的赵紫阳先生留下很多文字和录音，对六四事件进行叙述和反思，包括他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那引起争议的谈话，他都进行了说明和反思。读了赵的回忆录，我的感觉他是真诚的，无奈的。有人说他必须为六四事件负部分责任。我想，他后来那十六年的软禁遭遇，已经足够了。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赵晚年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对改革开放的反思，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仍然有他自己的局限性，但对这么个老人来说，尤其是受共产党熏陶了几十年的老人来说，是十分了不起的。

六四事件的另一个主角，杨尚昆先生，据说生前也做过反思，承认当时做错了，只是他无力纠正。我想，杨尚昆先生的反思是可以被接受的，他的无奈也多多少少可以被理解。

六四事件的另一方面的主角，六四学生领袖，这么多年来流落海外，他们对当年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都有不少反思。有些人甚至承认当年他们所作所为也有不妥，不对的地方。有的甚至呼吁和解。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

我想，对学生领袖来说，他们在当年还是孩子，还是学生，不管他们当年做的有多少错，六四的主要责任都不可能由他们承担。

有些人指责这些流落海外的学生领袖在海外的种种作为。我想，这些都应该与反思六四事件本身无关。一码事归一码事。我不会对这些人后来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他们也许有他们的无奈。

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位被公认的六四事件主要责任人，被称作“六四屠夫”的李鹏，没有任何形式的反思，也没有对六四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作任何形式的弥补。

然而，他在六四事件中真的一点错都没有吗？他真的像六四事件时，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上他宣布戒严时那样理直气壮吗？他所坚持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真的没有错吗？

据说他写了所谓一本“六四日记”，试图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果。

网络上只能流传着所谓的“李鹏六四日记”，也难辨真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六四事件应该也是李鹏的一个甩不掉的心结，在他的内心深处对六四事件有一种罪恶感。

从网络流传的“李鹏六四日记”看他的内心世界，可以看出，他这么多年来，内心深处还是害怕的。因为从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在推卸责任，试图把责任推给邓小平等人。另一方面则试图把几乎所有的退休的，在职的领导人拉下水，包括现任的胡总，温总，退下的江总，甚至包括名声很好的万里和田纪云，等等。在他的笔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应该为六四事件负上点责任。

我想，他这样写，未必就是那么可信，但至少说明了他内心的虚弱，他的害怕。害怕有人为六四翻案。他的意思是，把你们都拉在一条船上，要翻一起翻。

试想，如果在他的心里，真的认为六四镇压是对的，无可挑剔的话，以他那个贪心的性格，他会把那么大的“功劳”推给别人或者和别人分享吗？

但是，这样做有用吗？我想，短期也许有用，可能暂时不会翻案，可是越拖越久，他的心结也永远不可能解开，罪恶始终是罪恶。

从他的日记中，看不出他有什么任何忏悔，所看到的还是为六四事件，为他们的镇压找理由，狡辩，企图蒙混过关。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六四事件的资料，林林总总，都差不多已经公开，也有很多人写回忆文章，包括赵紫阳的回忆录，六四学生的回忆文字，学者的研究文字，等等。所有这些，李鹏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责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怎么也回避不了的，推卸不掉的。

佛法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六四屠杀这样大的罪业也许还不算是最大的，最大最严重的是犯下这么大的罪而不知道忏悔。

现在的李鹏也老了，时日无多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忏悔，那么在有生之年恐怕没有机会了。不知忏悔罪难恕，难道要把罪业带到地狱吗？还是欠下的债要等子孙后代偿还呢？

本来，听说他比较笨，木纳，加上他是个孤儿，在共产党的那种不健全的环境中长大，我猜想，他可能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更加没有反思的能力。然而，看到他的日记那种狡辩，那种拖别人下水的做法，我看，除了是笨之外，品行更加的不好。他这种做法，只能是罪加一等。

六四事件二十二年了，除了当事人外，作为当事的政府，中共当局，也同样对六四事件缺乏反思，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隐瞒，就是回避，就是拖，就是对当年的受害者家属采取盯，关，跟，等下作做法。我想，这是对当年所犯下的罪行的追加犯罪。这与李的品性十分相似。同样的，不知忏悔罪难恕。我想，百姓是不会忘记的，历史也不会忘记的。

最近传出当局有意对六四难属给予经济的补偿。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在是非公道没有一个说法之前，这算是什么样的补偿呢？我认为，如果当局对当年的做法认为做错了或者有所不妥的话，需要诚实面对，坦然面对。需要有一个说法。要不然怎么对得起那些死难者？我相信六四的难属们绝不会接受那种私下里的所谓补偿，因为这样做是对六四死者亡灵的不敬。

孔子有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做错了，就坦然面对，无需遮掩，无需回避，为自己的过错负责，这才是一个政治人物应该有的风范。只有真诚忏悔，设法弥补，才有可能得到宽恕。

在六四事件二十二年之际，我要对事件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对事件的难属表示同情。也对
因六四事件而下台并被软禁至死的赵紫阳先生表示怀念。

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不知忏悔罪难恕。

姚文元大将朱永嘉点评庐山会议

朱永嘉是个老先生，是个历史学家，上海复旦人，曾经是“四人帮”成员姚文元的笔杆子。那篇著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出自此公之笔。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在上海曾经提出武装暴动，说“我们应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又一个巴黎公社！”。当然，后果是获刑14年，于1988年提前释放，之后，回到复旦。

我们知道著名的党内右派李锐曾经写过《庐山会议实录》对庐山会议从他自己亲自参加并受批判的角度谈庐山会议。

这里我转载一篇朱永嘉老先生写的点评庐山会议的文章。其角度和观点与李锐老先生的完全不同。朱是历史学家，功底深厚，引经据典，而李则是革命家，二者文笔不同，观点迥异。供读者比较。

另外，还附录了一篇马立诚先生对朱永嘉老先生这一篇点评的点评。这样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不同的人，历史背景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尤其可以看看这位左派历史学家朱永嘉为什么会为毛辩护，又是如何为毛辩护的。

我想，这对了解时下那些怀念文革，怀念老毛，甚至怀念“四人帮”的所谓“左倾狂潮”能有一些帮助。

为了更好的了解朱永嘉这个人，我同样附录了一篇右派学者朱学勤谈朱永嘉这个人，供读者参考。

朱永嘉是历史人物，也是历史学家，朱学勤也是学历史的。我向来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因而对历史学家也比较尊敬。虽然不怎么认同其观点，但还是非常仔细的品味他的文字。文中引用了古人劝谏的一些经验之谈，我也曾经发文分享过。

文中指出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在给毛建言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以及时间点上的种种不当之处。这些我是比较认同的。特别是，彭是军人出身，可能不擅长察颜观色。

然而，彭和张这样的所谓错误，或者说不当，与毛在庐山会议上所犯的错误甚至罪行的性质是不同的，二者是不可比的。而且，彭张这样的错误或者不当，完全不能用来替毛所犯的错误甚至罪行开脱。

而且我认为，毛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与其后来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一脉相承的，这与毛的人格缺陷以及恶劣人品有关。要不然也解释不了事后毛对彭和张等人所做的迫害了。

话又说回来，在本文我完全没有怪罪朱永嘉老先生的意思。他为他所做过的事情坐过牢，受过苦，他说这些话有他的理由，有他的背景。

原文：《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 朱永嘉

庐山会议离开现在已有五十年了，当年上庐山亲历其事还健在的人实在不多。李锐是亲历其事之一，他留下了当时在山上参加会议的原始记录，并写有《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使后人得以窥见会议的过程及其变化。在庐山会议上受批评和处分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早已平反了，这件事本身已事过境迁。它已成为党史上的历史事件。从事件本身讲当然是一个悲剧，无论从那一方面讲，都是如此。但从何以会发生这个悲剧的原因，那还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凡事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唯知其所以然才能为后人取得有益的经验教训。到现在再去追求当事人的责任，其实已毫无实在意义。因为当事人都已离开这个世界。但李锐则不同，耿耿于怀地追究毛的个人责任，这既不利于党的事业，更不利于大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五一劳动节三天节假日，我休息在家，闲中读书，便找了李锐的书来读，总有一点不是滋味的感觉，我只是想从这个事件的所以然上做一点个人的思考。

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看，也能清楚地看到，毛召开庐山会议并非是为了整彭德怀他们，而是为了继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以后纠正左倾方面的错误，继续处理人民公社与大跃进方面的遗留问题，形成一个这次会议的《议定纪录》，以便于做好今后的工作。毛提出希望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也是为解决实际工作中左倾方面的错误，从五九年七月一日毛上庐山，到七月十日，在庐山上召开的是神仙会议，放开大家的思想，讨论如何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何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团结。没有任何要整人的迹象。七月十日，毛在庐山上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毛有长篇讲话，彭德怀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毛这个讲话对会议上讨论的许多问题，一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讲到形势问题时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党内要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至于党内，他讲到“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实际上反映了毛对党内越来越多对形势估计的不同意见，已表示出他有些不满了，故他不准备把会议开得太长，打算十五日就结束会议。在这个背景下，毛指定一些同志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以便结束这次会议，李锐也是参加起草的人员之一。彭德怀的信是十四日送给毛主席的，彭自己讲写信的原因是小组会上经验教训探讨得不够，而且十五日便要结束会议，情绪上有点急躁，故写了这封信。这表明双方对形势的看法不一致，党内团结要建立在对形势认识一致的基础上，所以会议便不能结束，这样才有了后半段的庐山会议。

从彭德怀写信这件事本身讲，是正常的，从言者与听者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言者的目的是如何使对方听从自己的意见，从听者角度讲如何善于倾听与自己不同却又合理的意见。对双方讲都有一个修养的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换位思考，应为对方设想一下。对于听者而言，要去掉自己已有的成见，才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吕氏春秋》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去宥》，宥通尤与囿，去尤是去除对自己的蒙蔽。文章说：“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听话者已有成见，那么听人言时已有好恶，“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之所恶。”由于有成见的局限，那么听话时，在主观上便有好恶。毛那时听话时对形势的判断已有定见，对与其相近的意见容易接受，与其想左的意见便听不进去了。毛十日的讲话实际上已经在给这次会议定调子了。故对与其在十日关于形势估计相反的意见，他会感到刺耳。这是从听者的角度讲，毛有不足之处。彭写信是扮演言者的角色，对言者来说言者不能是单方面的强加于对方，否则往往会走到自己愿望的反面。你讲的话是否正确是一回事；如何在说的技巧上，选择的言的时间和场合上，使对方能接纳你的意见又是一回事，不能简单地骨梗于喉，一吐为快。《吕氏春秋。顺说》讲到：“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从说话的技巧上讲，要善于揣摩听众的心理，顺其思路，让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你的意见。因为你说话的目的是使对方接受你的意见，不是促使听者与你对抗。彭德怀这封信属于直谏的范畴。所谓直谏也就是极言，把话说到尽头，《吕氏春秋.直谏》说：“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就肯犯危？而非贤者也，将以要利矣。”这里面的思想有好几个层次，一是“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那是讲言者不能极言而使听者发怒呀！如果你的坦言刺激听者发怒的结果，只能使自己出于极其危险的境界，因为听者与言者都进入了情绪化的阶段，也就是非理性化的阶段，对双方都是危险的境地。非到紧迫无可回旋的余地，那就没有那个必要极言而谏，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犯颜直谏以取得积极的效果；另一种情况是故意用极言来激怒对方，那是有它的个人目的。那样做的结果是把事态推向进一步恶化，那就属于别有用心了。这是古人关于如何说话的经验总结。尽管彭德怀信的内容今天看来基本上是好的，但在选择说话的时机、场合，技巧上还是有缺陷，所以连赞同彭德怀那些思想的黄克诚在七月十七日上庐山看了这封信也讲：“你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还讲“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可见黄克诚尽管他赞成彭的意见，但在当时对彭德怀写信的提法和做法是有保留的。即这封信表达的技巧，写信的时间和场合都有不当之处。所以此信没有达到彭所希望的效果，却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从言者的角度讲，这个教训还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因为你说话的目的是让人能愉快地接受呀！不仅仅是个人情绪化的宣泄。《韩非子。说难》之末有这样一段话值得让人记取。它说：“夫龙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鳞则几矣。”其实，这不仅仅对人主而言，与任何人对话时，都有一个说话的技巧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迎合对方，而是为了使对方高兴的接受自己正确的意见。《战国策•赵策》与《史记。赵世家》都记载了左师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赵太后是不愿意自己小儿子长安君去齐为质以争取齐国出兵救赵的，而左师去见赵太后。太后盛气相待，他能顺着赵太后疼爱小儿子的思路将心比心地慢慢说服赵太后改变她原来的态度，同意长安君去齐国作质。最终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之。”于是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如彭德怀那样带兵的将领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勇猛作战，也应该有一点文化，如何在言论上，善于达到自己目的，不能以个人脾气和性格原谅自己的不足。

庐山会议的事，是在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信以后，矛盾才慢慢地不断激化的，它也有一个演化过程，毛批示将这封信印发给全会同志，并且提出通知林彪、黄克诚、宋任穷、安子文等人上山，重新编组，放手让大家议论这封信提出的是非问题。促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是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的发言，张发言前，田家英已经与他通电话，给他打了招呼，那就是别再火上添油了。结果张闻天说：“不去管它！”张在二十一日的小组会上，一个人整整讲三个小时，结果矛盾升级了。张闻天直言极谏的勇气可佳，但从效果上讲于己、于毛、于彭、于党，于国都不可能是正面的。张闻天在毛心目中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了解张个人经历的人都能理解这一点，张这一通发言给他换来了副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实在得不偿失。这不仅仅是讲话内容的是非问题，同样也有一个从会议的实际状况出发，如何争取一个比较好的结局的问题。把这一切置之肚外，也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吐为快，那么这个场子就很难圆了。《韩非子。说疑》有这么一段话：“若夫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此六人者,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而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从个人讲，充当关龙逢、王子比干这样的角色，可以因直言极谏而付出极大的牺牲，使自己名垂青史，从国家和民族的视角讲，这并不一定是吉祥的预兆，问题是如何扭转这个垂败的大局。这样的办法，对改变败局未必有益。张闻天那次慷慨激昂的发言，不仅帮不了彭德怀所处的困境，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进一步促使毛在七月二十三日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以非常激烈的态度，一反上庐山时纠正左倾错误的那个初衷，变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反右倾，从效果上讲，于国、于民、于毛、于彭，于自己都是一着败棋。直言极谏，要看对象、看时机；要讲究方法，不能只图个人情绪上的一时痛快，而不考虑实际效果；应该既要达到目的，又要保全自己，要善于因势利导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既定的制度环境是客观给定的，不是你想象的；即便要改变制度环境，也急不得，不能乱了自己，故张闻天那天的发言，仍有不少值得总结的地方。

促成毛七月二十三日在庐山会议上转向的还有复杂的国际因素：我们知道一九五九年一月，苏共二十一大的召开，赫鲁晓夫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大会上不点名地发言攻击中共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公开了中苏之间的分歧。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借讲苏联当年成立公社的情况攻击中国，苏联《真理报》在二十一日全文发表赫的讲话。这与张闻天在庐山会议的讲话发生于同一天。次日，美国《纽约时报》与台湾中央社都对这件事有反映。上述情况迅即通过内参反映到毛那儿，对毛能不有所触动吗？所以毛在七月二十九日批了新华社《内部参考》的三篇报道，其中有《赫鲁晓夫谈苏联公社》、《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现在我们可以认定这一切都是巧合，但从当时看，能不引起毛的疑忌吗？《韩非子》中有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叫《八奸》，而八奸中的第八条叫四方，它说：“八曰四方。何谓四方？曰：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此之谓四方。”把这段话说简单一点，那就是外有强者压境，借外力以逼迫国内，难免有里应外合之嫌。毛问过彭，是否从外面取经回来；周总理在八月一日的会上，还问过当年他与彭总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斯大林送彭出门时，说过什么话。由此可见涉外关系上之敏感到了何等程度。因为这一类事，从毛的视角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还是多一分小心为好！这也许就是促成毛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出现那么激烈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一个重要原因。

促成毛生这一分多疑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此之前彭与张的行踪。彭在此前，四月间曾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与东欧各国，而张闻天也于此时要出席华沙条约缔约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会议。两人同一天起程，目的地都是波兰华沙，张闻天及其随行人员搭乘了彭德怀的专机，二人同在前舱。彭德怀在东欧与苏联访问期间，二次受到赫鲁晓夫接见，彭于六月十三日回国，几天后又与张闻天同在中南海不期而遇。六月三十日启程赴庐山时，二人又是同乘一节专车，在车上随便交谈，在庐山上两人又是相邻而住。这一切都是巧合，没有问题时，都不成其为疑点，一旦有问题，就不期然地成为疑点。何况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处于关键位置。苏联当初是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赫鲁晓夫才得以转危为安摆脱危机的，这对毛不会没有印象。再说，我们都知道苏共一直有干涉中共党内事务的传统，特别是第三国际时期。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中苏关系出现分歧迹象后，毛对这方面的任何迹象都会非常敏感。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民族的尊严，这方面的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断然防患于未然也只是一种防卫措施，问题是错在防卫过度，伤害了自己的同志。

七月二十三日毛讲话以后，提过不同意见的同志，当然会思想不通，有一些背后议论也是很自然的。李锐在他那本《实录》中也讲到：“自己那天晚饭后，千不该万不该，又到了小舟和周惠住处去了。这当然是由于思想不通，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去找他们谈谈，平息一下情绪。小舟同我一讲，比较激动。他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专断独行，这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我们都同意这种看法。我又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啊？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不仅他们三个在那里背后瞎议论，而且跑到黄克诚那儿去，又说了这番话。李锐还说毛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反而劝他们不要激动，要他们多想想自己的错误，有意见还是当面去找主席说。后来彭德怀来找黄克诚了，他们退出来时，周小舟又在路边碰到了罗瑞卿。罗瑞卿可是公安部长，这说明毛已在注意彭和黄的行踪了，李锐他们几个人去得实在不是时候，怎么不知道避嫌呢？如果我们现在想一下，在那样的场合，几个人到处瞎议论对自己，对会议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啊！以后八月十日，黄克诚在自己组内检查时看到李锐进入会场，后面还跟着罗瑞卿，因为李锐不属于这个小组。黄克诚立即会感到李锐已把那天晚上他们的瞎议论和盘托出。黄克诚便说：那天晚上，李锐说我们现在是否像斯大林晚年。这句话还不像一颗炸弹一样，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吗？他们这些背后的小广播，瞎议论不是反过来坑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他们吗？正如一滴水滴在沸腾的油锅里，炸开了锅。我回顾这些事，并非是要责怪在庐山会议上受委屈的各位同志，是为了说明庐山会议这场悲剧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是许多因素偶合的结果，要避免重演这方面的悲剧，不能简单的责难某一个人，不能把所有责任推在毛一个人身上，而是如何共同来吸取这样的历史教训，在党内营造一个和谐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氛围，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时，如何避免任何情绪化的因素，冷静地依照一定程序慢慢地冷处理，才是正确的方式。对于李锐那种一味责难毛泽东个人的说法则本人不敢苟同。我不否认毛晚年有不少缺点和失误的地方，从党的根本利益看，我们可不能倒旗，因为如李锐那样一味情绪化的倒旗，会危害我们党的基础，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更不利于方方面面从这件事吸取有益于后人的教训，研究历史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应该为后人如何行事多提一点有益的启示，而不是一味地去追究死者的责任，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也是如此。应有一个理解的态度。

再说毛在这次庐山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七十万个生产队，七十万条错误，都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完蛋，专办讲坏话的报纸，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所以，今天我们办刊物也是这样，如《炎黄春秋》那样专门把毛妖魔化，如辛子陵那样专讲毛建国以后的错误，并把许多道听途说无中生有的东西添油加醋无限放大，那可真是祸国殃民啊。我真诚希望这些朋友能知过即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希望他们不再往佛头上著粪，少作一些孽吧！新闻和言论的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但它本身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只是公民维护自身权利和社会公正的一个工具，是我们营造社会和谐的一种手段。而作为手段，则有一个熟悉和掌握的过程，所以它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应该有一个慢慢营造良好氛围的过程，它只能在共和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在言论上多一点理性、客观的东西，少一点偏激而又情绪化的东西；在新闻报导上，多一点正面引导，少一点负面问题的报导，对大局稳定还是有利的。为了加快对各种负面问题的及时处理，确实需要一些负面问题的报导及批评的言论，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应该有一个宣泄的口子，但这一切应是有控有序地进行，这对大局稳定也是有利的。

庐山会议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年了，冷静地看待和总结其方方面面的教训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本文只是从言者与听者这二个不同的视角讲一点这次会议的教训，使人们懂得如何在言者与听者之间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换位思考是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条件。这篇博文没有就这次会议争论有关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这个实际问题的是是非非来讲，这决不是我这篇区区短文所能完成的使命。而且有一些复杂的事情，亦决非是或非二个字所能下定论。需要作方方面面的评估，所以本文的这一缺陷只能请读者谅解了。

马立诚点评：一篇关于庐山会议的奇文

　　
曾经沧海的朱永嘉先生近来有不少文章问世，再度活跃。

朱先生上一次活跃，是以复旦大学教师身份协助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凭此“功劳”，出任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并一路升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其红紫轨迹，与“文革”相始终。“文革”结束，朱先生以“积极参加‘四人帮’余党组织的武装叛乱罪”，获刑14年，1988年提前释放。

不少人曾期待朱先生痛定思痛作些反思。因为他不但是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得以在幕后一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许多内情，而且还亲身参与了诸多大事件的处理。更何况，朱先生还是一位历史学者。但是，朱先生总是小心规避那个10年。他的文章多是评论当下社会现实，偶有触及“文革”的，竟不乏赞誉留恋之词。这是为什么呢？直到最近看了朱学勤文章，才明白其中三味。朱学勤说，他曾多次向朱先生追问“文革”内情，对方总是三缄其口。有一次实在躲不过了，朱先生“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待我不薄啊！’”这里的“人家”，是指王张江姚。
　　
明乎此，对于朱先生在若干时评中所持的逻辑，就觉得“势有必然”了。
　
今年正值庐山会议50周年。朱先生不失时机推出《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一文在香港发表，同时在内地网上广泛流传，颇引起一些议论。
　　
庐山会议的始末是非，已大白于天下。
　
这里有几行铁铸般的结论。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这几行结论，得来何等艰辛，它包含着多么沉痛的历史，包含了多少血泪。这个实事求是的定论，绝非某些人轻飘飘说一句“倒旗”就能推翻的。几十年来，庐山会议史料文献浩如烟海，各界公认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贡献最巨。作为庐山会议当事人，李锐依据辗转保存的当年会议记录撰写成书，经中央领导批准出版。这本书翔实而真切地复现了“庐山这一场斗争”（毛泽东语）的前前后后，沉痛地反思了“左”的思潮造成的巨大危害，为后人研究庐山会议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与众不同的是，朱先生在今年5月“找了李锐的书来读，总有一点不是滋味的感觉。”原因在于，朱先生认为彭德怀问题很大，对庐山悲剧负有重要责任。
　
彭德怀和毛泽东在庐山上争论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对形势和政策有何不同意见，今天应该怎样评价其间是非以吸取教训，朱先生并不关心，对此几乎不提。朱文的重点，是指责彭德怀写信不讲“技巧”，结果“走到自己愿望的反面”，“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
　
朱文大幅引用古籍记载的臣子向君王进谏的故事，提出了他的“技巧”观。这就是，说话要学会“选择时机、场合、技巧”，“从说话的技巧上讲，要善于揣摩听者的心理，顺其思路，让他高高兴兴接受你的意见。”总之，要千般委婉，万分顺意，曲尽揣摩，使听者“高高兴兴”，才算达标。朱先生用这把“技巧”尺子一量，觉得彭德怀差了一点。他说：“彭德怀这封信属于直谏的范畴……即这封信表达的技巧，写信的时间和场合都有不当之处，所以这封信没有达到彭所希望的效果。”朱先生甚至认为这表明了彭德怀没文化：“如彭德怀那样带兵的将领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勇猛作战，也应该有一点文化，如何在言论上，善于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以个人的脾气和性格原谅自己的不足。”至于其他在庐山上直言的人，比如张闻天，朱文则直斥为捣乱：“于己、于毛、于彭、于党、于国都不可能是正面的。”
　
其实，凡读过彭德怀的信的人，大都认为这封信是温和的，善意的，这一点已成为社会公论。拿彭德怀的信与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比，彭的信不知“技巧”了多少倍。奇怪的是，我们并未见到热衷考证说话技巧的朱先生评论过毛泽东这篇名文的“表达技巧”问题。刘少奇是功勋卓著的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炮打》一文怎能如此“刺激”、“刺耳”、“一吐为快”呢？

这就启示了我们，说话技巧当然可以探讨，但读者如果仅在这个技术层面绕来绕去，恐怕就辜负了朱先生的深意。

果然，朱文后半段端出了更厉害的里通外国说。朱先生说，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之前，彭德怀于4月访问苏联东欧，张闻天恰巧也于此时出访东欧。令朱先生颇不放心的是，彭德怀在访问期间，曾两次受到赫鲁晓夫接见，不知谈了什么。6月30日，彭张二人启程赴庐山，又乘同一节专车交谈。朱文写道，1959年，中苏分歧开始公开化，苏共又素有干预中共事务的传统，当时苏联已经就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攻击中国”。因此，对中共来说，警惕有人“借外力逼迫国内”，防备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就成为重要议题。朱文特别回忆说，在庐山上，“毛问过彭，是否从外面取经回来。”更耸人听闻的是，一向以“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自诩的朱先生指点读者：“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处于关键位置”，而当初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坐稳位子，正是靠了“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因此，“毛对这方面的任何迹象都会非常敏感，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尊严出发，这方面的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这不是指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吗？这正是当年批斗彭德怀的重磅炮弹。

至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影响甚巨的严重错误，朱先生在文中只淡淡说了一句：“毛有不足之处”。因此，朱先生不赞成《庐山会议实录》据实分析当时毛泽东的“左”倾错误。他使用了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大家很熟悉的“倒旗”的帽子批评这本书。他说：“我们不能倒旗”，“到现在再去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其实已毫无实在意义。因为当事人都已离开这个世界。但李锐则不同，耿耿于怀地追究毛的个人责任，这既不利于党的事业，更不利于大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这里要跟朱先生商榷一下，1981年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已“离开这个世界”多年，六中全会《决议》批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有没有“实在意义”呢？朱先生在2009年撰文追究彭德怀的“责任”，难道他忘了彭德怀已经去世多年了吗？

朱先生逻辑出了毛病，其来有自。令人讶异的是，有些人或许未更世事，读了朱文之后，也在网上跟贴发文骂彭德怀。这真应了一句古话：“夺舍重来”。曾经喧嚣一时的“左”的东西，借了今天的人形重新泛起，寻找张目机会，此种现象近来屡见不鲜，这是不能不留意的。

右派朱学勤谈朱永嘉：“凌伊”先生

1976年10月“怀仁堂事变”发生，我在陇海线一个山沟里当工人，每日里，只见军车东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来，声讨“上海帮”密谋暴动，一定要彻底解决。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数年。但听那些文件传达，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
　　
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那批留守上海的地方头目有点像本地人了。大军压境，立受招安，检讨、揭发、输诚，要什么给什么，哪有一点暴戾之气？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习气。可见左派们在这个城市活动多年，就算把握政权也呈悬浮状，或地下或地上，就是不能站稳地面，一接地气，终被软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还是市民软化革命？纷纷扰扰中，文件传达越来越多，心猿意马，昏昏欲睡。忽听一句大黑话，让我眼前一震、内心一惊。那文件说，王张江姚被捕后，“上海帮”群龙无首，居然有人在会议室倡言：“我们应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又一个巴黎公社！”这句话成为“暴动”铁证，此后在文件中反复引用，也像刀刻一样在我心里30年，不能忘却。须知说话者并不是军人，竟是一介书生，从复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学家，大概是读历史读多了，1976年竟引用“1871年巴黎公社”。说完后，北京方面不动声色，允许他按原定日程访问日本。归来落虹桥机场，下机即逮捕，入狱14年。
　　
14年后，轮到我在复旦念博士，不幸读历史，专业也与“巴黎公社”相近，自然就打听这位史学前辈。一般来说，“文革”垮台者在本单位都有坏名声，不是搞特权，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个例外，听不到有幸灾乐祸，言者多为惋惜，间或还有同情。他本来是功底深厚的明史专家，1948年入党，曾任复旦历史系总支书记，1964年，组织该系几个青年讲师讨论“李自成晚节不忠”、“农民战争史”、“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起名“罗思鼎”(螺丝钉)。华东局正要组织反修写作班，闻讯遂将这个小组合并，搬进上海西区李鸿章为爱妾购置的“丁香花园”，集体笔名“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他在“丁学雷”统领历史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却未搬进上海西区，住复旦老房子，拿讲师工资。姚文元在北京有急事，电话打到复旦家属区，门房老头去他门前喊，他赶过来接，差一点误事。姚才知道“宣传部长”家里没电话，赶紧指令有关部门给他装上。1974年周恩来四届人大组阁，曾点名要他进京任科教文卫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长，张春桥不放，拿于会泳顶替，后者“怀仁堂事变”后自尽，可谓替他一死。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会常委，1976年被揭发有“巴黎公社言论”，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狱外就医，门开处，迎头撞见陈伯达，遂知陈为隔壁邻居。刑满释放回复旦，发200元生活费，不恢复公职。当时说定即此封顶，再不增加，十几年内物价翻几倍，不能不增加，到目前为止，生活费不足千元。他出狱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见，缘悭一面。又过十一二年，他关注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托人带话，问愿不愿见？这才有了机会。记得是个大热天，他穿磨薄了的老头衫，手执蒲扇，满头白发不显老，眉宇间隐隐有大气，确实是前辈，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辈。
　　
此后冬来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询问。林立衡一行来上海，我请老先生出来聚餐，戏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让你们两个冤家见见面？”宾主尽欢，众白头共话天宝当年。当时在四平路，离空四军军部不远，老先生忆旧说“文革”中他有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姓李，不关心革命化却鼓吹现代化，江湖上薄有名声，林立果闻言，就在空四军军部召见。听一番现代化宏论，“太子”大悦，传令特招，纳入麾下。军装刚上身，“9.13”事发，那人剥下军装进隔离室，此后销声匿迹。宋德金先生196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曾调入毛家湾任秘书，“9.13”后隔离清查10年，出来后曾任《历史研究》主编，那时已退休，随行来沪。闻老先生此言，补白曰：他召入毛家湾只是读文件，林寡言少语，深浅莫测。他与林面谈时间最长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准备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专题汇报大国如何现代化。我闻宋氏言遂有补白之补白：30年后今天，南京大学英国史专家入中南海讲史，给第四代领导人讲的也是这个题目，《人民日报》刚发新闻，头条头版。
　　
还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园”，昔日禁苑今已开放为营业性餐馆，门庭若市。老先生30年后重游，自有一番感慨：刘亚楼死在哪一栋楼；戴厚英如何获“小钢炮”外号；秀才加班，夜餐为一碗光面；中日建交，周恩来来沪传达毛泽东与田中角荣谈话，突然说要请客，在座者每人发一根雪糕棒冰。那天徐景贤也在，两人相互补正口述史，也有意思。老先生说，大约1974年前后，毛泽东想读庾信《枯树赋》，传谕“丁学雷”点校呈送。他在这栋楼内加班加点，点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句，已感觉毛内心苍　，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徐景贤说，“9。13”事件后，张春桥在上海试行“破资产阶级法权”，徐让市革会财政组拿出方案，发现此事经济上行不得：干部人数、生活待遇相比进城之初的供给制，已经发展出汽车、洋房、司机、保姆等一大摊，如欲恢复供给制，财政负担将比薪给制高出数倍，不堪重负。遂悄然搁置。徐最后一次进京见张，后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6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来早餐，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3句话、6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
　　
我曾不止一次问老先生对“文革”看法是否有改变、怎么改变。他是史学家，又为海瑞罢官、巴黎公社“历史问题”入狱，倘有兜头反思，一定打通古今、大彻大悟。第三次问，他正回忆“文革”中“巴黎公社”来龙去脉，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划：“一条是西洋进来的意识形态，一条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两条线一条都不能少，交叉处，能找到‘文革’定位。”交往深入后，也能问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历史观不喜欢巴黎公社，也不赞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还是敬重他当时敢言之勇气。不料他回顾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对我不薄呵！”这句话再次让我震惊，原来士为知己者死，这就不是1948年入党的共产党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难怪他到我seminar给研究生讲秦汉制度，携一蓝布包袱入，坐定后一层一层揭开，最里一层才是讲义，学生问“文革”起源，他要从殷周讲起。一研究生事后惊叹：“这是活在当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风！”
　　
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2本，那时也开始重印，周恩来在京闻讯，曾让秘书打电话请上海邮寄。知道这些情况后，我问他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怎么会想到出版这些东西？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时有指示，说要‘反对形而上学猖獗’，通过张、姚布置到我这里，指示不能违。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1000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后一番话触动我心底，回家与妻子说：“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结善果，侧面播下的读书种子却在我们这一代发芽。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记他的，这是他的收获。”妻子当年也读那些书，劝我将这层意思向老先生点破，也好让他有个安慰。不料他听了以后无所动，似乎无啥稀奇。
　　
他是无锡大户人家出身，半个世纪前在复旦读书就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并不在意这些。1976年巨变，下狱前开除党籍公职，母亲却在同一年落实政策，得一笔退款，写信问需要什么，他回信说：“里面有点冷，送一套棉毛衫裤，加一套二十四史。”此前他为革命治史，或为伟大领袖点校诗赋，无暇细读二十四史，这一次有的是时间了，却无力购置。于是“剥削阶级”母亲出手，用“落实政策”退回的“人民币”，给“革命逆子”购置“二十四史”，向铁窗内邮寄。二十四史太沉，从上海提篮桥转狱去秦城，狱卒搬书发有怨嗔：“你这是孔夫子搬家，除了书，还是书!”更滑稽的是，那一年他进提篮桥，复旦中文系老教授贾植芳因胡风一案平反出狱，一进一出，居然是同一间牢房，贾先生特意关照他所熟悉的狱卒，要善待这位刚进去的狱友。这些事发生在1976年，可与《基督山恩仇记》开头媲美，一起一伏，一进一出，颠扑如戏。我历来认为本国上世纪史最为生动，且将那些真人真事如实道来，毋庸虚构，即可把19世纪巴黎文人那一点小说滥情比下去。他听后也是心不在焉，似乎所有思维细胞都已经历史化，不给文学留下空间。
　　
他的人性柔情这一面，是我在夏天去偶然看见的。天热，他门前有一棵树，他坐树下翻阅书报，一方凳，一竹椅，一壶水，一副老光眼镜。树影摇曳，有三五只野猫来脚下寻食，他竟有耐心起身喂食，口中还喃喃有语。我看那盆猫食，是煮熟的，可见他日日如此，每天下午都在等这群老朋友来见。冬天去，野猫不见了，陋室内堆满古卷，老房子年久失修，1930年代日本人留下的木结构，门窗皆漏风。室内只有两张老式的学生床，下一层留出床沿当座位，上一层书摞书，摇摇欲坠。主客对坐，也是隔一张学生桌，青灯黄卷，冷风嗖嗖。我扛不住冻，大衣不能脱，他穿棉裤棉鞋，也不说冷，数着刚完稿的古籍点校本，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是《淮南子》，60万字，那是《唐六典》，100万字，还有20万字长序。可以了吧？可以啦，比那时好多了！”他说的“那时”，是指丁香花园学雷锋，为领袖点校大字本；还是秦城铁屋为自己读二十四史，一读14年，终于读出历史深处的滋味？
　　
前年他心脏动手术，医疗费沉重。此前我多次起念，请他来seminar给研究生讲讲他的史学，满肚子学问还有阅历，不说太可惜，也好以此理由开列讲课费，略尽心意。每次提，每次都被他拒绝，怕给我惹是非。这一次他终于同意了，我们父子俩很高兴地去接。路过1976年他初次被关押的军营，我让儿子等一等，陪他从围墙边踱过去怀古。隔一条小河，他辨认出那间房子，笑微微地说：“不就是那排灰营房吗？没变，没变。当时从虹桥机场押进这个大院，他们要保密，我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团部！每逢“八一”，我要领队来慰问，熟门熟路。上海我是第一个关进去的，编号为01。”说完用食指在空中画圈，圈里画“1”。
　　
原来又转出一层历史，凡有历史处，总要戛然而止。预定讲一个学期，结果只讲了一次。但也留下了一处痕迹：那次讲完秦汉古制，学生领来讲课费，我签字，也须请老先生签字，他却为我顾虑起来：“签名恐有不宜，会给你留下麻烦的。”我说也是，你也不在乎笔名多少，刚才提到那个“01”就不错，新开一个吧？老先生展颜一笑，大笔写意，就签两个字：——“凌伊”。

关注中国民营企业的生死存亡

我一直关注中国的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二月份写过一篇短文《中国制造业的困境：高汇率，高通胀，高工资，高房价，高利率》，关注中国的制造业，谈了制造业所面临的困境，包括高通胀引起的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高汇率和高利率引起的直接成本的上涨，高工资引起的员工工资成本的上涨，以及高房价引起的租金成本的上涨，等等。

四月份又写一篇短文《治理通胀必须对症下药》，认为现在的通胀，不是纯粹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一味地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会让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雪上加霜，日子会更加的难过。所以呼吁政府采取适当措施扶持民营企业。

这不，这两天看报道，浙江温州中小企业连续遭遇资金链断裂，进而或破产，或倒闭。先是温州乐清老牌企业三旗集团濒临破产，后又传出温州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消息，而几乎同一时间，温州另外一家知名企业江南皮革也因为巨额欠款而倒闭。

温州的民营企业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佼佼者，在中国具有一定的指标作用。这说明现在的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已经到了生死的边缘，在挣扎求存。

另外，据明报报道，内地制造业增长放缓，四月份采购经理指数（PMI）跌至52.9%，比预期的54%来的低。PMI指数超过50%表示扩张，在PMI各分项指数中，新订单出口指数跌幅最明显，创下半年新低，这预示着出口增长放缓，甚至有下降的可能。

在生产指数方面，也同样下跌，这些都验证了中国制造业面临困境的判断。

我想，接下来，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和中国的货币紧缩政策短期内恐怕都不会放松，如果没有其他有利因素，这些制造业公司，尤其是民营企业，恐怕凶多吉少。

就如我《中国制造业的困境：高汇率，高通胀，高工资，高房价，高利率》文里所指出的，人民币的快速升值是导致成本上涨的最直接的原因，而中国的货币紧缩政策，更加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让这些没有关系的企业，告贷无门，制造了资金链的危机，从而可能迎来债务危机潮流。外加内地工资的大幅上涨，房价的高企造成企业租金的上涨，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制造业不利。

据说现在的很多民营出口企业，订单减少，也不敢生产，因为不生产就会死，而接了订单生产的话，则死了更快，因为已经是无利可图，或亏损经营了。

我想，如果这些民营企业大量的倒闭，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将是深远的，包括失业率将会攀升。老百姓现在已经面临高通胀的压力了，如果再来个高失业率，那日子恐怕会更加难过了。

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只靠房地产业，也不能只靠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这些民营企业主要是八十年代沿海经济发展大战略时期发展起来的，他们对中国这么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出口创汇，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

本来，经过这么二十来年的时间，这些民营企业应该适时转型的，从劳动密集型企业转成技术密集型企业。但是，这样的转型单靠民营企业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民营企业通常规模小，缺乏长远眼光，因此需要政府在其中扮演适当的角色，包括政策方面的优惠和倾斜。然而，这么多年来，政府在协助民营企业转型方面几乎没有作为，所以沿海地区仍然有大量的所谓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

如果经历这么一次经济危机，这些民营企业大面积倒闭，而政府再没有什么作为的话，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我希望现在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困境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在宏观调控的时候，要对症下药，适当的采用财政政策倾斜等相关政策，扶持一下民营企业，或者协助民营企业转型。

有人说，政府应该只起到裁判员的角色，这在完全自由市场经济里是正确的，但中国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政治体制改革与平反“四人帮”

看到这样一个题目，有人一定会吓一跳。政治体制改革是“右”派们幻想要搞的，而平反“四人帮”是极“左”人士想要的。这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怎能混为一谈？

其实不然，这两者还是可以有交集的。我们看平反“四人帮”。“四人帮”在文革中干尽了坏事，可以用十恶不赦来形容。但是从如下几个方面，我觉得当时对“四人帮”的处理是不公正的：

1.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党的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为首的一帮人利用开会的名义诱捕“四人帮”。 这个行动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也赢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为此华得了个“英明领袖”称号，当之无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行动本身是非法的。不说在党内是不是符合党章或组织程序，至少是不符合当时的宪法和法律的。而这样一个不合法的行为至今没有得到任何纠正，受害人(这里是“四人帮”)更没有因此得到合理的补偿。违法者既没有被追究责任，也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受到宽恕。从来没有人从法律层面上去对这样一个大快人心的非法行为进行任何法律上的补救。当然，那是个无法无天的时代。

2. 从对“四人帮”的非法逮捕，到一九八一年对他们公开审判，这中间将近五年时间，我相信就法律层面上讲，这个时间太久了。可以说这段时间的监禁是非法的，尽管后来的刑期有扣除这五年的时间。从这一点意义上说，“四人帮”作为受害人，不仅受到非法逮捕，也受到长达五年的非法监禁。虽然你可以说他们咎由自取，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干尽了坏事。但是非法就是非法。

3. 一九八一年对“四人帮”的公开审判，所罗列的罪行非常之多，“四人帮”都是被当成文革期间多起迫害事件的主犯而进行审判和判决的。但实际情况是很多的罪行，“四人帮”都是由背后更大的主谋毛泽东所受意的。在当时审判及判决的时候，由于受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刻意隐瞒或着包庇了毛。而将一些本来应由毛所承担主要责任的罪行推给了“四人帮”。有些明显属于毛的罪责，在审判“四人帮”时因无法明显转嫁给“四人帮”而干脆就抹掉了，没有提（也就是受害人白白受害了）。“四人帮”固然罪大恶极，但也承担了本不该他们所承担的罪责。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作为毛泽东的下属，根据毛的指使（无论是明示或暗示）对毛所认定的政敌以及相关人员进行迫害，其罪当诛其情可悯。对他们的审判及判决是有必要的，但判决及量刑要考虑到犯罪的主从关系，在完全不追究主要责任人毛泽东的同时，而把相对次要责任人当成主要责任人进行审判和判决，这显然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的。

这场世纪审判在今天看来，权谋的成份太多了。本来想用公开审判的方式结束过去，使得国家走向法制化。实际上起到了相反的效果，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这里还有个细节, 在审判到最后判决的时候, 法官宣读江青判决书时故意把“死刑”和“缓期两年执行”分开来念, 中间间隔比较久, 故意吓唬江青。江青听到“死刑”之后呼喊口号，之后才又听到“缓期两年执行”。法官这样的把戏反映了其素质低下，把法庭当儿戏, 不尊重被告人, 把个人情绪带上法庭, 这是很不明智的。要知道在那个场合，江青作为政治斗争失败的一方，作为败军之将，是弱势的一方，是不可以被侮辱的。这让我想起前几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卖拐小品讽刺残疾人，把无聊当有趣，似乎如出一辙。

4. 本来应当对这么一场给整个国家民族带来如此空前无比的，如此深重灾难的文革运动进行深刻的，彻底的反思。但是由于文革的主要责任人毛泽东受到了人为的庇护，其所犯下的罪行没有得到应有的追究。这使得对文革的反思进行不下去。当时只用一个党内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草的把毛的罪行算成“党内错误”，而且对毛搞所谓的“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绩。而把人们对毛的怨恨转嫁给文革的相对次要责任人“四人帮”和林彪等身上。

基于以上几点, 对于“四人帮”的案子给予适当的, 有限度的平反(或者叫“甑别”), 是应该的。对于“四人帮”的非法逮捕和长达五年的非法监禁也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偿。而对于这次逮捕, 监禁, 审判，以及服刑期间的相关责任人也应该追究相关责任, 然后再从法律层面给予赦免。江青最后自杀身亡，这是相当可悲的。

在当时，本来应该在对文革进行彻底反思，对“四人帮”审判判决之后，应该对“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给予大赦，并且呼吁全民和解。可是当时的政治人物没有这个雅量，这才使得文革造成的仇恨（或者说“裂痕”）至今没有得到有效化解，造成今天意识形态上的混乱。

当然，造成文革没有根本反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领导人（主要是邓）的权谋外，邓本人的心里就住着半个毛泽东，他的所谓的“四个坚持”就是毛的化身。这是邓的局限，也是国人的悲哀。

在“左”派人士提出给“四人帮”平反的时候，“右”派人士不是进行深刻的反思，而是针锋相对的大加批判，鞭挞。这显然也是错误的，不成熟的。

在文革结束三十四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文革进行彻底的反思，有必要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罪责予以彻底的清理，实事求是的，把当年转嫁在林彪，“四人帮”头上的，本应属于毛的罪责还给毛。这样甄别“四人帮”案件，对“四人帮”进行适度的平反。

适度平反“四人帮”，赦免毛和“四人帮”，决不是要走回头路，回到文革中去，或者像某些极“左”人士主张的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些主张再来一次文革的观点，或者认为文革社会相对公平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不信的话，给你像文革中一样每个月只有二十八斤粮，四两油，三两猪肉，让你试试看，看你能坚持多久。

适度平反“四人帮”，清算毛，反思文革，也不是为了向毛泽东，“四人帮”以及追随者进行报复，而是为了这个国家更好的向前看，向前走。

在彻底清算毛的罪行后，需要对毛和“四人帮”以及追随者所犯下的罪行应当给予全面的赦免。

在过去六十年，一会儿“左”压倒“右”，一会“右”压倒“左”，一会反“右”，一会反“左”，整个国家被意识形态所撕裂。这样造成国家一直在“左”和“右”之间摇摆不定，造成社会成本非常的高，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相当的混乱。因此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和解，需要共识，需要团结。所以反思是必要的，赦免也是必要的。

只有告别过去，才能迈向未来。最近网络上有两篇文章挺有意思，一篇是“每个人体内都居住着一个毛泽东”，一篇是“中国改革阻力，利益集团还是意识形态？”。现在不时有人提出，或者呼吁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不少国人也意识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为继，比如我们的温总理就这样呼吁过。可是在上次温总理深圳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国内报纸马上提出来改革姓社姓资的问题，民主姓社姓资的问题，甚至对温总理的讲话大加封锁。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人们心中的“毛”起了作用，说明了“意识形态”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说毛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拦路虎。这也说明现在反思文革，清算毛的重要性。至于说利益集团阻挠改革，这相对来说只是个技术问题，容易解决的多。

反过来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使我们国家走向自由化，法治化，民主化，和正常化。而要走向法治化，对法律原则的尊重是十分必要的。搞错了，搞偏了的案件给予纠正是十分必要的。这当然包括极“左”人士所提出来的平反“四人帮”问题。我们不能选择性执法，要不然就成了只许“右”派点灯,不许“左”派放火了。

当然，由于文革已经结束这么久了，很多问题恐怕也弄不清楚了，但是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法律原则，对文革责任人应该给予宽大的处理。当然这些只是细节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少不了“右”派, 离开不了“左”派, 当然更加缺少不了广大的中间派。我们需要放下成见, 放下包袱, 联合“左”“右”两派, 团结中间派, 全民一起不分派系地推动大家的政治体制改革, 也只有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成功。

想当年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本来是很好的。要是当年赦免了“四人帮”，团结了华国锋，那么我相信现在的社会绝不会是现在这样。可惜的是由于当年主要领导人的局限没能真正做到。

现在国家出现困难，改革遇到瓶颈的时候，在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当儿，我们需要真正的解放思想，真正的实事求是，和真正的团结一致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