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穆巴拉克被判刑，谈六四事件责任

在中国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二十三周年前夕，埃及前总统，独裁者穆巴拉克因下令镇压示威者罪名成立获刑终身监禁。

 

穆巴拉克被判刑在埃及引起争议。穆巴拉克是在压力下被迫下台的，他执政三十多年，最终落得这样的下场，对那些独裁者们，对百姓进行镇压的政府们，应该起到一些威吓作用吧。

 

我想，中国六四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李鹏先生，以及因六四受益的江泽民先生看了这样的判决，应该如坐针毡吧。

 

那些动不动就拿枪口对准老百姓的家伙们，是不是应该吸取一些教训呢？包括整天以维稳为借口，整天高喊党指挥枪，实际上是把枪口对准老百姓的家伙们，是不是能够引以为戒呢？

 

最近看到一些文字，说六四镇压谁该负主要责任，很多人都把主要责任推给邓小平先生。包括六四期间的北京市长陈希同，最近要出一本他的书，完全把责任推给邓小平先生。还有以前李鹏曾经写过日记，试图出版而未果。在日记里面李鹏一样是把主要责任推给邓小平先生。

 

凭心而论，邓小平确实是六四事件开枪镇压的主要决策人，他确实罪责难逃。

 

但是，在六四期间，中国当时的政府总理却是李鹏，党的总书记是赵紫阳，国家主席是杨尚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万里。邓小平只是一个军委主席，虽说他是实际上最高领导人。但是是谁让他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呢？

 

严格意义上说，李鹏杨尚昆做为当时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没有履行他们应有的责任，而把天安门镇压学生这么重大的责任和权力拱手让给了邓小平，而他们自己甘愿做傀儡，替邓小平跑腿。他们实际上是在这么重大问题上犯下渎职之罪。

 

所以，真正需要负责任，需要对他们追究责任的应该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包括杨尚昆和李鹏。

尤其是李鹏，当年的戒严令就是他颁发的，他除了犯下渎职罪外，他还是戒严令的主要执行人，所以他理所当然的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应该是第一责任人。

 

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是明确反对镇压学生的，所以，他应该不需要负上主要责任。

 

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什么责任也没有。他同样负有一定的责任的。最主要的责任不是在六四期间，而是在十三大大会之后，是他提议以后重大问题还需要向邓小平请示的。

 

所以，他实际上是养虎遗患，为在天安门事件时期邓能够为所欲为埋下了伏笔。等到需要决策戒严与否的时候，他想反对的时候，他使不上力气了。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赵紫阳同样需要为六四镇压负上一定的责任。

 

其他需要负上相对次要责任的包括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先生。他身为委员长，却没有履行职责。虽然他是被逼迫的，但失职就是失职，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另外，作为北京市市委书记的李锡铭和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同样罪责难逃。陈希同在书中讲，他并不知道他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总指挥。但是他毕竟是北京市长，他没有尽到保护北京市民的责任。就象穆巴拉克没有尽到保护埃及人民的责任一样，陈希同至少犯有渎职之罪。

 

当然，本文并没有为邓小平开脱罪责的意思。他最大的罪责是篡夺国家最高决策权，以军委主席之职下令镇压中国百姓，他是罪恶滔天的。

 

其他一些当时已经退了休的老人，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等，同样罪责难逃。他们起到了煽动邓小平的作用，犯了煽动罪。

 

另外一个人，江泽民，在六四事件期间，他在处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上是有血债的，他对钦本立之死负有直接责任。

 

另外，在六四事件之后，江泽民和李鹏之流，对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了长期迫害，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血债，包括对赵紫阳，梁相，许家屯，等等人士的迫害。这些都是罪责难逃的。

 

我向来赞同对六四责任人给予宽恕，强调只应该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而在法律上宽恕他们。

 

但是，宽恕他们，并不表示可以一笔糊涂账。我认为在追究责任的时候需要把这些当事人当时所担当的职务分清楚。象李鹏，他身为一国总理，主动放弃决策权，而把决策权交给什么也不是的邓小平，那李鹏就有渎职之罪，而且邓小平因此所做的任何错误决策都应该由李鹏承担。

 

当然，对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也是一样的。

 

当然，当时的学生有没有责任？学生领袖有没有责任？我看，至少在法律层面他们没有责任。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反思。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回到埃及，我认为，在穆巴拉克被判刑之后，埃及需要和解，需要宽恕穆氏。想当初，穆巴拉克虽然是被迫把权力交给副总统的，但是毕竟是交权了，如果当时他真的负于顽抗的话，埃及的权力交接不会这么顺利，况且，穆氏当政三十多年，还是很有建树的。

 

一个国家从独裁专制走向民主，需要宽容，需要结束过去。所以，我想，如果对穆巴拉克穷追猛打，只会造成国家分裂，没有一点好处的。

 

中国的六四也是一样。需要以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结束过去。

纪念六四：忏悔的机会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即“六四”事件，已经发生二十二年了。二十二年啊，不短的时间。这二十二年，给了不同的人不一样的机会。

有的人用来反思，有的人用来忏悔，有的人用来弥补过失，也有的人用来狡辩，用来推卸责任，也有的人选择忘记，等等。

不同的人，用了不同的时间，相同的机会做了截然不同的事情。

我在《纪念六四：不知忏悔罪难恕》一文描写了当事人的不同表现。主角邓小平作了些许弥补，却没有忏悔，也永远的失去了忏悔的机会。主角之一的赵紫阳利用被软禁的十六年的机会，几乎是天天在反思，在总结，在忏悔。而另一主角的李鹏则利用这么多年的机会在辩解，在狡辩，在隐瞒，在推卸责任。

上帝不是给每一个人相等的机会的，只给了邓小平只有不到八年的机会，给了赵紫阳十六年的机会。

而上帝对李鹏最好了，给了李鹏二十二年的机会，并且还在继续给他机会，等待他的翻然悔悟，等待他的良心发现。然而，我看，这个上帝是白等了，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一个品行恶劣的人，是不会醒悟的，是没有良心的。我想，他是辜负上帝了，最后恐怕是会被惩罚的。

这是当事人。而对广大的普罗大众来说，这么多年了，他们忘记了吗？我们反思了吗？我们忏悔了吗？我想大多数的大陆人，大陆百姓，他们忘记了，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被从来没有过的许多金钱，房子，车子，女人，等等赚钱的机会所迷惑了，他们已经忘记了曾经参与过的事情。

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忘记，只是他们害怕了，被当局的淫威吓怕了，被首都的坦克吓怕了。

让我十分感动的是香港人和台湾人。特别是香港人，这么多年来，每一年，六四之夜，维园，总是聚集着十多万人，纪念六四，回忆六四，反思六四。在台湾也是如此。

香港人了不起，台湾人了不起，尤其是比大陆人那个乐不思蜀的样子。我在想，这个天安门血腥镇压事件是发生在北京，香港人台湾人持续这么多年都能够热情不减的参与其纪念活动。我们假设，这样的事情不是发生在北京，而是发生在香港，或者在台北，那我们的大陆百姓，北京市民也能够像今天的香港人台湾人那么坚持不懈吗？那样旷日持久吗？

对于这样的事情，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我想，这是社会价值观的反差，极大的反差。

当然，这里我完全没有责怪我们的大陆同胞，北京市民，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做过，甚至一直在做着。而且两岸三地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同。所以现在的大陆人的盲目，北京人的失忆，也许还情有可原。

但是，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中国大陆也同样宽松了，自由了，我们的北京人，大陆人，也能像香港人台湾人对自由民主注入这么大的热情吗？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百姓养一方官，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马克思思想是在西方出现的，为什么没有能够在西方发展起来呢？而偏偏这些西方的垃圾，能够在中国大陆被视为葵花宝典呢？

而同样的，西方的信仰，西方的耶稣，经过几百年的渗透，为什么就没有在中国大地上普及起来呢？

我觉得中国人需要学会思考，需要学会反思，更加的需要学会忏悔。

人，不是从小就不会思考的，不是从小就不会反思的，也不是从小就不会忏悔的。各位看客，我转载一篇初中二年级学生的作文《给我一个忏悔的机会》。这么小的孩子都懂得反思，懂得忏悔，不知道那些六四事件的主角以及我们这些成年人们会不会觉得汗颜呢？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国人，香港人，台湾人，一直不厌其烦的呼吁当局平反六四，重新评价六四，其实是给当局和当事人一个机会，一个反思的机会，一个忏悔的机会。可惜的是，犯错者仍然在坚持错误，似乎坚持久了，错的就会自动变成对的。

有一种奇怪的观点，认为不能翻案，那样当局会失去执政的合法性，这些可笑的逻辑，荒谬的论调，似乎坚持错误，执政就合理合法了。

其实事情拖得越久，罪孽也越深重，上苍给的忏悔的机会也会慢慢失去。真到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现在在台上的人，都不愿意趟这浑水，因为他们认为与他们没有关系。可是，每年对那些呼吁平反六四的人采取盯，关，跟的下三烂手法，本身就是犯罪，就是对当年罪恶的一种追加，是助纣为孽。你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有所担当，该反思要反思，该忏悔要忏悔，该平反要平反，这是你的责任。

珍惜吧，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忏悔的机会的。。。

给我一个忏悔的机会 （转）
俗话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一个调皮又莽撞的男孩有太多的过错。那一件件往事有的如过往云烟，而有的就如一把刀在心灵深处刻出一道细微的裂痕，无法愈合，只能默默地祈祷与忏悔，祈求获得宽恕。

记得那是一个三年级的暑假，我与父母去乡下奶奶家小住几天。一到那儿我便被三只出生不久，极为可爱的小猫吸引住了。诡计多端的我趁老猫出去觅食的的空儿偷偷抱起一只小猫玩弄起来。我抓住小猫的耳朵前后摇摆起来，吓得它“喵喵”地乱叫，四只小脚在空中不停地挥舞。随着我摇晃的幅度增大，小猫挥舞得更厉害了。看着小猫惊慌失措的样子我玩的更欢了。天有不测风云，人岂能料乎？没想到我一失手小猫摔死了，我害怕极了，忙把它扔进小河里。傍晚时分，老猫回来了，见少了一只小猫，于是在它的窝边寻找起来，还“喵喵”地叫个不停，好像在大声呼唤小猫。可是不管它怎么叫，始终没有小猫的身影，老猫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叫声越来越凄厉，越来越尖锐。最后老猫停止了呼唤绝望地低着头，慢慢地有气无力地走回自己的小窝。那时我才懂得何为“失子之痛”，我的心一紧，跑到父母身边告诉他们原委。他们数落了我一顿。我越发心感不安，最后竟忍不住哭了起来。可是再怎么哭也哭不醒逝去的小猫，老猫一连几天都没出窝，只是傻呆呆地守护着令两只小猫。

这件事虽已过去好多年了，但依旧清晰记得。是啊，由于我的调皮断送了一个幼小的生命，拆散了一个美好的家庭，也深深伤害了一个母亲的心……于是，我恨自己，恨自己太任性，只图自己快乐，却忘了别人的感受。如今的我已不再如以前那般任性，那般调皮。当我在享受快乐的同时，我常常会想起带给我快乐的人；当我在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常常会想起我周围的人。

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而我们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珍惜身边的一切，珍视所拥有的一切。

纪念六四：不知忏悔罪难恕

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日又来了。至今已经有二十二个年头。这么多年来，六四事件的过来人，特别是六四难属们，不停的奔波，呼嚎，呐喊，呼吁为六四平反，为冤死的灵魂讨回公道。

每年，无论是中国大陆，内地，还是香港，还是海外，都有不少人纪念六四。每年也有不少人反思六四，包括那些曾经的学生，学者，当事人，等等。都在检讨，到底是学生错了吗？ 还是当局错了？

六四事件的主角邓小平先生，是个刚愎自用的人，犯了错死要面子活受罪，死不认错。但是，虽然如此，他在一九九二年，以高龄之身南巡，纠正左倾错误，重新开启改革开放，客观上消除六四事件造成的影响，这多少说明他有所反思。我想，历史会对邓小平先生作一个公正的评价的。

六四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的赵紫阳先生留下很多文字和录音，对六四事件进行叙述和反思，包括他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那引起争议的谈话，他都进行了说明和反思。读了赵的回忆录，我的感觉他是真诚的，无奈的。有人说他必须为六四事件负部分责任。我想，他后来那十六年的软禁遭遇，已经足够了。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赵晚年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对改革开放的反思，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仍然有他自己的局限性，但对这么个老人来说，尤其是受共产党熏陶了几十年的老人来说，是十分了不起的。

六四事件的另一个主角，杨尚昆先生，据说生前也做过反思，承认当时做错了，只是他无力纠正。我想，杨尚昆先生的反思是可以被接受的，他的无奈也多多少少可以被理解。

六四事件的另一方面的主角，六四学生领袖，这么多年来流落海外，他们对当年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都有不少反思。有些人甚至承认当年他们所作所为也有不妥，不对的地方。有的甚至呼吁和解。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

我想，对学生领袖来说，他们在当年还是孩子，还是学生，不管他们当年做的有多少错，六四的主要责任都不可能由他们承担。

有些人指责这些流落海外的学生领袖在海外的种种作为。我想，这些都应该与反思六四事件本身无关。一码事归一码事。我不会对这些人后来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他们也许有他们的无奈。

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位被公认的六四事件主要责任人，被称作“六四屠夫”的李鹏，没有任何形式的反思，也没有对六四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作任何形式的弥补。

然而，他在六四事件中真的一点错都没有吗？他真的像六四事件时，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上他宣布戒严时那样理直气壮吗？他所坚持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真的没有错吗？

据说他写了所谓一本“六四日记”，试图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果。

网络上只能流传着所谓的“李鹏六四日记”，也难辨真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六四事件应该也是李鹏的一个甩不掉的心结，在他的内心深处对六四事件有一种罪恶感。

从网络流传的“李鹏六四日记”看他的内心世界，可以看出，他这么多年来，内心深处还是害怕的。因为从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在推卸责任，试图把责任推给邓小平等人。另一方面则试图把几乎所有的退休的，在职的领导人拉下水，包括现任的胡总，温总，退下的江总，甚至包括名声很好的万里和田纪云，等等。在他的笔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应该为六四事件负上点责任。

我想，他这样写，未必就是那么可信，但至少说明了他内心的虚弱，他的害怕。害怕有人为六四翻案。他的意思是，把你们都拉在一条船上，要翻一起翻。

试想，如果在他的心里，真的认为六四镇压是对的，无可挑剔的话，以他那个贪心的性格，他会把那么大的“功劳”推给别人或者和别人分享吗？

但是，这样做有用吗？我想，短期也许有用，可能暂时不会翻案，可是越拖越久，他的心结也永远不可能解开，罪恶始终是罪恶。

从他的日记中，看不出他有什么任何忏悔，所看到的还是为六四事件，为他们的镇压找理由，狡辩，企图蒙混过关。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六四事件的资料，林林总总，都差不多已经公开，也有很多人写回忆文章，包括赵紫阳的回忆录，六四学生的回忆文字，学者的研究文字，等等。所有这些，李鹏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责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怎么也回避不了的，推卸不掉的。

佛法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六四屠杀这样大的罪业也许还不算是最大的，最大最严重的是犯下这么大的罪而不知道忏悔。

现在的李鹏也老了，时日无多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忏悔，那么在有生之年恐怕没有机会了。不知忏悔罪难恕，难道要把罪业带到地狱吗？还是欠下的债要等子孙后代偿还呢？

本来，听说他比较笨，木纳，加上他是个孤儿，在共产党的那种不健全的环境中长大，我猜想，他可能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更加没有反思的能力。然而，看到他的日记那种狡辩，那种拖别人下水的做法，我看，除了是笨之外，品行更加的不好。他这种做法，只能是罪加一等。

六四事件二十二年了，除了当事人外，作为当事的政府，中共当局，也同样对六四事件缺乏反思，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隐瞒，就是回避，就是拖，就是对当年的受害者家属采取盯，关，跟，等下作做法。我想，这是对当年所犯下的罪行的追加犯罪。这与李的品性十分相似。同样的，不知忏悔罪难恕。我想，百姓是不会忘记的，历史也不会忘记的。

最近传出当局有意对六四难属给予经济的补偿。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在是非公道没有一个说法之前，这算是什么样的补偿呢？我认为，如果当局对当年的做法认为做错了或者有所不妥的话，需要诚实面对，坦然面对。需要有一个说法。要不然怎么对得起那些死难者？我相信六四的难属们绝不会接受那种私下里的所谓补偿，因为这样做是对六四死者亡灵的不敬。

孔子有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做错了，就坦然面对，无需遮掩，无需回避，为自己的过错负责，这才是一个政治人物应该有的风范。只有真诚忏悔，设法弥补，才有可能得到宽恕。

在六四事件二十二年之际，我要对事件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对事件的难属表示同情。也对
因六四事件而下台并被软禁至死的赵紫阳先生表示怀念。

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不知忏悔罪难恕。

坦然面对三峡问题

最近国务院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主要是解决三峡工程的一些后续问题。根据新闻报道，《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主要目标是：

“到2020年，移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达到湖北省，重庆市同期平均水平，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库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交通、水利及城镇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移民安置区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地质灾害防治长效机制进一步健全，防灾减灾体系基本建立。为此，一要促进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移民安稳致富。二要加强库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三要强化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建立完善监测预警系统和应急机制。四要妥善处理三峡工程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带来的不利影响。五要提高三峡工程综合管理能力。六要以洪水资源化、水库优化调度、供水效益拓展为主攻方向，拓展三峡工程防洪、发电、航运、生态和水资源配置等综合效益，提高在国家水安全和电网运行安全等方面的战略保障能力。”

《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范围则包括尚未纳入水污染防治规划的长江干流，长江口，汉江中下游，洞庭湖和鄱阳湖等5个控制区，涉及8个省(区、市)的408个县，流域面积63．3万平方公里。

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正常的工作规划遭到各方面的不同解读。而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从政治方面进行解读。

有说这是胡温企图同三峡工程切割，有指责当年建三峡时的粗暴程序，没有吸取反对派的声音，尤其是地质专家黄万里的奔走呼号，于是有人提议应该追究责任，包括当年的决策人和实施人邓小平和李鹏的责任，等等。甚至有人指温总理应该负有责任，所给出的理由恐怕过于牵强。也有人呼吁干脆炸掉三峡大霸，等等。也有人把这几年三峡地区，长江中下游的地质危害，干旱，包括四川地震，等等，统统归咎于三峡工程。

我看，这些解读都过于政治化，片面化，情绪化。毫无疑问，当年决策上三峡工程，确实程序上有暇疵。三峡工程本来是个工程问题，是个科学问题，决策者们把它政治化。虽然也经过长期论证，也经过全国人大的讨论通过，显然，上马的时候还是非常仓促的，不科学的，主要是反对的声音没有得到充分表达，也没有受到充分尊重。

然而，现在既然已经上马了，已经到尾声了，我们就应该按照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应该避免三峡问题政治化，更加不能情绪化。

面对众多的后续问题，包括人们所质疑的地质灾害问题，环境问题，气候问题，等等，应该就事论事的进行评估。到底与三峡工程有没有关系，不是靠一些外行说了算的，也没有必要提到政治层面来讨论。这是因为，即使一般正常的项目，决策完全科学民主，也难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所以面对问题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应该政治化，复杂化。

比如说你现在说李鹏需要负责，可是人家已经退休了。没错，他当年力主三峡工程赶快上马，可能还打击不同声音，负有责任，但现在的问题还是需要现在在台上的人去解决，而不可能请李回来解决。

眼下，我觉得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评估小组，对三峡工程的问题进行科学的，独立的评估。国务院应该尽可能的排除政治上的干扰，让这样的评估小组独立运作。无论最终结论如何，至少应该把问题先弄清楚再说。

这样的评估小组，应该吸收欧美俄日等外国专家参加。老实说，我们中国自己的所谓专家，信誉已经没有了，大家都是政治脑袋，很难做到独立，科学。

现在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应该让这样的独立评估小组评估后，再作结论。到底最后是象黄万里先生所预言的那样炸掉大霸呢，还是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全部应该交由独立评估小组评估。

我想，如果说当年上马的时候，把问题政治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的话，而现在还不知道科学评估，科学决策，还是这样再次把问题政治化，到时候所造成的损失将会是更加的不可弥补的，祸国殃民的。

当然，我们对待三峡工程，不能象当初对待三门峡工程那样，毛一句话“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什么责任也不追究，整个一笔糊涂账。

而且，评估三峡问题是刻不容缓的，追查相关人员的责任也不能拖得太久，因为相关决策人早就退下来了，年岁也老了，如果他们所作的孽能够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得到清算，对他们，对历史，对百姓，都是好的，至少算是有所交代的。不要等到这些人百年之后，遭到后人的唾骂。

在独立小组评估后，再根据小组的建议，采取适当的措施。为避免干扰，在现阶段，情况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是不宜轻易的追究所谓责任的。只有当问题搞清楚了之后，还需要根据问题，成立另外一个独立的调查小组，对当年的上马决策进行调查。之后弄清楚问题，才能厘清责任，然后才能谈到追究责任。

对待这么大的工程项目，如果真的决策错误，当然需要追究责任，但即使是追究责任，也需要事实求是，而不能泛政治化，该是什么责任就是什么责任。

中国的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最大的问题就是泛政治化。那些专家也好，政府等公共部门也好，学术机构也好，什么事情都讲究政治正确，似乎只要政治正确，其它都不重要，这才有如此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别的国家可能根本不是问题，或者轻而易举的就能解决，到了中国大陆，就变得十分的复杂。

要知道，政治是一时的，那个时候政治正确，不代表现在政治正确。现在政治正确，不代表以后政治正确。这么大的工程是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现在才多少时间，就那么多问题，以后怎么办？

如果说当年政治决策失误，那现在如果还是得过且过，不成立独立专家小组认真评估的话，那就是错上加错。以前的错也许还可以算到以前的领导人身上，那现不适当处理所造成的错，就只能由现在的领导人承担了。

我记得，几个月前，这个网上也曾经激烈讨论过三峡工程问题。但是，我想，我们这些外行，是怎么也讨论不清楚的。还是让专家，真正的独立的专家来评估吧，我们需要坦然面对三峡工程问题。

宽容对待朱镕基，公正评价朱镕基

最近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到清华，主要到其任过院长的经济管理学院，与师生交流。期间，他一反平时低调的作风，高调论政，批评中国的教育，主要是针对教育制度，高校扩招，论文作假，高教规划等等做出批评。还对央视七点到七点半新闻联播进行调侃式的批评。对政府的汽车补贴政策也做出批评。并且号召讲真话，等等。

令人意外的是，朱的言论招来不少批评，包括这个万维网竟然也有很多批评声音，有人说朱根本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教育，其理由是中国搞教育产业化就是朱当政时搞的，是个错误的决策。作者并且把教育腐败，道德沦丧的责任归罪于朱。

老实说我对这样的论调很不以为然，不能认同这样的武断。朱当总理只当了一届，之前是副总理。要说他当政时的政绩，还是有的，实事求是，尤其是他推动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很了不起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了两位总理，一位是赵紫阳，他搞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另一个就是朱镕基，他千方百计让中国跻身世界贸易组织，同世界经济接轨。

另外，他在辅助李鹏时调整经济，治理整顿、游刃于通膨与通缩之间，运筹帷幄，最终实现经济软着陆。当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做到了。

现在的中国大陆又遇到了经济危机（有人认为只是金融危机，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其实可能不仅仅是金融问题，更可能是经济问题），谁有本事调控现在的经济，再次实现软着落？

凭良心讲，朱在位一届，做的还是不错的。当然，人无完人，他的教育产业化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要知道，朱当总理时，上有江泽民压着，还有李鹏在那里虎视眈眈，那个时候李是委员长，朱的角色并不容易做，他并不能随心所欲。

另外朱本人也确实有局限性，他是当年国家计委的，脑子里确实有计划调节那一套。

我觉得，我们对前任，尤其是对那些为老百姓做过实事的人，需要感恩，对其任内的些许遗憾也需要宽容。

关于道德沦丧以及反腐败问题，本身并不完全在朱的职权范围内，可是他还是雷厉风行，办了许多案子的，比如当时国内两宗最大的贪污走私案，远华案和广东湛江走私案都是他亲自督办的，但是腐败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这也不能全怪他呀。

朱在任时得罪了许多人，不少中央和地方的当权派对他既恨且惧。他精简机构，让230多位副部级官员下岗，得罪了国务院、中央和人大系统的大小官员；他抓税收，打击走私和骗汇，得罪了地方诸侯；他主张禁止军队经商，断了军队既得利益者的财路；他加强金融监管，剥夺了地方长官随意干涉金融的权力。

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遭人非议、指摘、内心熬煎以外，他的激情与锐气也遭到挫伤。小道消息说他的家人也受到了威胁，甚至伤害，这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朱在任时所作的一切，历史自有评说，每一个中国公民也都有资格评论他。

可是，我感觉，我们中国人缺乏宽容。如果说对一个罪大恶极的，屠杀百姓的领导人，或者对一个毫无内容的，空话连篇的领导人不宽容还说得过去，那么对朱这样有个性，敢担当，确实做过不少成绩的领导人，也那么苛求，恐怕就不妥了。

就算他那个时候的政策真的错了，那现在的他就怎么没有资格批评现在的政策呢？是谁规定这样的资格的呢？

再不好，他也是中国公民，任何公民都有资格批评政府，评论政府的决策，政策。

所以，对待朱这样的有功之臣，我建议还是宽容为好。对待他那个时候的是非功过也需要实事求是的给予评价，而不能简单的，甚至情绪化的一概否定或肯定。

亲爱的同胞们，宽容一些吧，朱比现在的很多当官的，无论人品，作风，水平，还是政绩，都不知道要好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