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寇孔子为何挂冠而去？

我最近发出一文《谈谈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文中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重礼轻刑，轻视法治。
其实，孔子在鲁国当过大司寇，相当于现在的大法官，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那是在鲁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一岁那年，先任中都宰，再任司空，再任大司寇。
在任大司寇期间，孔子以礼法治国，做得相当不错，在做官的4年里，他平定了一场叛乱，几乎可以代行丞相之职发号施令了。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明孔子以礼代刑，认为对百姓需要以教育为主。是这样的，有一天，孔子受理了一桩父亲告儿子不孝的案子。孔子马上将父子二人一同打入监牢，却三月不审理，父亲求饶说：不告了。孔子马上将父子二人都放了。
鲁国的主政（上卿）季氏，听到此事后非常不高兴，说：“孔子这不是给我难堪吗？小学生也知道，治理国家者必以孝为先的道理啊，若想教育人民都尽孝道，今天我杀一个大逆不孝的不也能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吗！何苦抓了又放了，这算什么回事儿”？
孔子的弟子，时任季氏家宰的冉有将季子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鲁国的政策方针不对头，却反过来去杀老百姓，天理不容啊。不教育老百姓以孝道，光靠法律去抓去杀，被杀的是不是有无辜的呢？”
孔子还说：“三军打了大败仗不能全都斩了吧；不能将所有触犯了法律的人都送进监狱吧，为什么？国家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所以有罪也不是老百姓的过错。如果在国家的政策方针中有三条要是不存在的话，刑罚就可以成为摆设了：一、慢令而致期，贼也。二、征敛无时，暴也。三、非其人而任其责，虐也。
我们看，孔子说的话也不无道理。嘿嘿，现如今，中国的政策方针也不知道对头不对头，是不是该滥杀无辜，滥抓无辜呢？这样做是不是也天理不容呢？

然而，孔子后来为什么又挂冠而去，离开鲁国呢？

据历史记载，孔子离开鲁国是因为一件非常小的小事。起因是有一次在参与了国家祭祀活动之后，孔子却没有按礼条规定得到应该得到的祭祀用的肉，所以孔子就不辞而别离开了鲁国。

嘿嘿，孔子是这么小气的人吗？非也，这只是个借口。据孟子所言，孔子当时虽然身在重位，但是他的理念和建言，却并没有因为他身居重位而得到君主和实权大臣的重视和采纳；也正是因此，孔子其实早就耻于其位，准备着离开，只是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罢了。

说白了，治国的理念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和鲁君及主政大臣之间并没有什么个人感情或者其它方面的矛盾，只是借着他们小礼之失的机会，大家好聚好散罢了。

联想到现代中国大陆，赵紫阳当年六四辞官，不也是同样因为与邓公的治国理念不同吗？按照赵本人的说法，当年要是他同意当局镇压学生，总书记还是可以当下去的，但是他还是毅然而然的选择了辞官，赵公还是很有些骨气的。

现今的温相，每每看他一脸苦相，多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多数时间是借出国外访的时机提出，明眼人都看得出，治国理念与某人相左也。所以有无知之人吹毛求疵，怪其光说不练，实在有些为难他矣。我看这样下去在未来两年也很难有什么作为。

要是换成我，我也学孔子，学赵公，既然理念不同，也难有所作为，不如干脆挂冠求去也。。。哈哈。

王洪文受酷刑所想到的：酷刑可以休矣

看到下面这篇文章，着实大吃一惊，王洪文，曾经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帮”排名第一，在被抓后，居然也受到非人道的酷刑，这也难怪他五十多岁就英年早逝了。据官方说法他是得肝癌去世的，现在看来，很可能是被折磨死的，至少也是被折磨出病，才死的。

以前看很多被逮捕的领导人的回忆录，他们都没有提到他们被抓之后所受到酷刑，不知道他们为了那个党有意隐瞒，还是他们真的没有受到酷刑呢。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遭到酷刑之外，那种高级政治犯受酷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在《政治体制改革与平反“四人帮”》一文中提到，对待“四人帮”多少有不公平的地方。现在看来，比我想象的更加残酷。虽然王洪文等在文革中确实罪恶滔天，但作为一个自称的人民政府，对待犯人，尤其是当过高级领导人的犯人也使用酷刑，这是闻所未闻的，难以想象的。

至于说普通政治犯，象前段时间传出艾未未也受酷刑，以前的异议人士魏京生听说也受过酷刑。

看来无论你是什么派别，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地疲流氓也好，高级干部也好，一旦被你的对手搞进去了，都可能被加以非人道的酷刑。

左派对付右派是这样，右派对付左派也是这样。我想，这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思考的问题。

中国这个制度，尤其是这个司法制度，真的病得不轻呢。人权状况不是一点点问题，而是问题丛生啊，严重啊。

再不改革这样的制度，那些反对改革的人，一旦你们和王洪文一样被弄进去了，恐怕还不如王洪文呢。

这个国家，什么时候能进步啊，什么时候能把人当人看，无论你是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地疲流氓也好，高级干部也好，普通百姓也好，首先应该是个人，应该被当成人，这是最起码的。

亲爱的祖国，改革吧，那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方式，那种非人道的酷刑可以休矣！

希望此文能够引起国人的反思，对制度的反思，对意识形态的反思，对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仇恨式思维方式的反思。

有人可能认为，王洪文受酷刑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与当今社会无关，或者认为酷刑古今中外都有，所以中国现在有也无所谓，我看这些都不能成为不反思的借口，不改革的借口。

我们应该明白现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司法状况，人权状况。最近一个时期的几件案件，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制度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了。

我想，如果王洪文所遭受的酷刑能够真正引起国人的反思，并导致我们的制度的改革，那也算是“四人帮”死后的贡献和对过去所作的孽的弥补吧。

邱会作回忆录首爆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转）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 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带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带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 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对人的神经刺激，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 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 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 肿了。”（页８６５－８６６）：“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 录》　新世纪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页９３１）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　得不会说话了。（页８６６） 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 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 针了。”（《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页９３１）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 ８６６）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 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 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 ”（《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页９３１）

韩国人说孔子是朝鲜人,真的吗？

有报道说韩国人和中国人争孔子。韩国人说孔子是韩国人 （也就是朝鲜人）的祖先。中国人听了之后嗤之以鼻，认为韩国人胡扯。真是这样的吗？

根据《史记》及有关史书，孔子确实不是朝鲜人的祖先。可是孔子和朝鲜人的祖先是亲戚。

微子启
我先介绍一个人，在历史上大大有名，这个人叫“微子启”（“微”是国号，“子”是爵位），在汉朝汉景帝之后被改名为“微子开”，因为和汉景帝的名字刘启相冲，要避讳，呵呵，可笑吧，汉人的皇帝能随意更改古人的名字。

那么微子启是何许人呢？他是殷纣王的哥哥，与纣王是一母所生。只是因为他们的母亲生启的时候还是妾，不是大老婆，所以启是庶出，不能继承帝位，当时他们的父亲殷帝乙选择立辛为嗣，辛就是殷纣王。

而微子启看到商纣王荒淫暴虐，多行不义。他曾多次劝谏，无济于事。那时西方的周族由于西伯昌（周文王）勤修德政而慢慢强大起来，启很替商朝担忧，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弟弟纣王辛，并劝谏辛。

然而纣王却狂妄地说：“我做天子是上承天命，西伯又能把我怎么样？”

微子启见纣王实在不可理喻，便出走了。另一位历史上大大有名的贤人比干（纣王的叔叔）则不停地劝谏纣王，最后被纣王挖了心肝。我在拙文《劝谏是一门艺术》里有提到比干劝谏的故事。

周武王灭商以后，微子启让族人带着商朝宗庙祭器，抬着棺木，捆绑起自己的双手，表示是罪人，用膝盖走路去见周武王，要求保全商族的香火。

周武王答应了微子启，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殷虚（今河南安阳小屯），又命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帮助武庚监管商族遗民。

可是武庚一直梦想恢复商朝的统治，所以等周武王一死，周武王子成王继位，因成王年少，由武王弟周公旦（史称周公）掌管政事，武庚乘机和管叔、蔡叔串通起来，起兵反叛。

周公花了三年的时间平息了叛乱，杀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平息了叛乱之后，见微子启忠心顺从周朝，周公就把商朝旧都商丘一带封给他建立宋国，让他管理商族遗民，奉守商人宗祀。

微子启仁慈贤明，一向得到商民的拥护。在他的治理下，商民渐渐习惯了周人的统治，没有再出过什么乱子。

微子启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以后世代相传，共传36代，历时700多年。公元前286年，齐湣王联合魏，楚两国，灭掉宋国，三分其地。亡国后的宋国子孙，以原国名为姓氏，就是宋氏。

微仲衍继为宋公，其后经四代传至弗父何，是为孔子第十代祖。弗父何生宋公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正考父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三朝，成为宋国名臣。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为字，嘉为名。其地位由卿降为大夫，是为孔子第六代祖（可见孔子的祖先也是一代不如一代）。

微子启寿终后，葬于今山东微山湖微山岛西北部高岗上，墓前有古碑四通，主碑上有汉代匡衡“殷微子墓”四字，横额为“仁参箕比”，“箕”指箕子、“比”指比干。

所以说微子启并不是孔子的祖先，而是微子启的弟弟微仲才是孔子的祖先。

箕子
现在在介绍另一个人，叫“箕子”，他是微子启和纣王辛的叔叔。

箕子与微子一样，劝谏纣王不果，他心痛如割，索性割发装疯，每日里只管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后来周武王灭了商纣王，箕子便趁乱逃往陵川隐居。

箕子在陵川的棋子山上，用那些天然的黑白两色石子摆卦占方，借以观测天象，未曾想不知不觉演绎出了围棋，于是开始经常与其弟子们开局对垒。

有一次，求贤若渴的周武王访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恳切请教治国的道理，箕子便将夏禹传下的“洪范九畴”告诉了武王。武王听了，十分钦佩，就想请箕子出山治理国事。

无奈，箕子不从。武王走后，他便迅速率领弟子与一批商的后裔匆匆离开陵川向东方而去。箕子一行到了黄海边，便乘了木筏向东飘去。几天后登上了一岛，因见山明水秀，芳草连天，一派明丽景象，便将那地方叫做朝鲜。从此，箕子带领的五千余人在那里定居下来。

相传箕子到朝鲜后便建筑房屋，开垦农田，养蚕织布，烧陶编竹，还施用八种简单的法律，来防止和解决人们的争执。并把故国的文化传播开来，把围棋传向四面八方。

后来当周武王知道箕子远避东方时，便派人到朝鲜封箕子做朝鲜的国君，并邀请箕子回乡探望。

箕子做朝鲜国君两年后，回到国都朝见天子。在途经商朝故都时，他悲吟道：“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不与我好兮！”把亡国罪归怨到纣王身上。

所以这个“箕子”才是朝鲜人的祖先。如果韩国人说围棋是朝鲜人发明的，也还算有些道理，只不过正确的说法是，围棋是朝鲜人的始祖发明的，而在他发明的时候，还没有开发朝鲜。

孔子是微子启的弟弟的后代；微子启是商殷纣王的庶兄；箕子是商殷纣王辛的叔叔，也就是微子启的叔叔，也就是微仲的叔叔（这里介绍微子启，而不是孔子的祖先微仲，是因为仲没有启有名，启是宋国的始祖）。

所以说孔子本身不是朝鲜人的祖先，而和朝鲜人的始祖箕子有着共同的的祖先，他们是远房亲戚。

这里顺便提一下，孔子对于微子启和箕子都是十分推崇的，他把他们俩和比干三人并称为“三仁”，称为“殷有三仁”。

宽容对待朱镕基，公正评价朱镕基

最近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到清华，主要到其任过院长的经济管理学院，与师生交流。期间，他一反平时低调的作风，高调论政，批评中国的教育，主要是针对教育制度，高校扩招，论文作假，高教规划等等做出批评。还对央视七点到七点半新闻联播进行调侃式的批评。对政府的汽车补贴政策也做出批评。并且号召讲真话，等等。

令人意外的是，朱的言论招来不少批评，包括这个万维网竟然也有很多批评声音，有人说朱根本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教育，其理由是中国搞教育产业化就是朱当政时搞的，是个错误的决策。作者并且把教育腐败，道德沦丧的责任归罪于朱。

老实说我对这样的论调很不以为然，不能认同这样的武断。朱当总理只当了一届，之前是副总理。要说他当政时的政绩，还是有的，实事求是，尤其是他推动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很了不起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了两位总理，一位是赵紫阳，他搞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另一个就是朱镕基，他千方百计让中国跻身世界贸易组织，同世界经济接轨。

另外，他在辅助李鹏时调整经济，治理整顿、游刃于通膨与通缩之间，运筹帷幄，最终实现经济软着陆。当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做到了。

现在的中国大陆又遇到了经济危机（有人认为只是金融危机，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其实可能不仅仅是金融问题，更可能是经济问题），谁有本事调控现在的经济，再次实现软着落？

凭良心讲，朱在位一届，做的还是不错的。当然，人无完人，他的教育产业化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要知道，朱当总理时，上有江泽民压着，还有李鹏在那里虎视眈眈，那个时候李是委员长，朱的角色并不容易做，他并不能随心所欲。

另外朱本人也确实有局限性，他是当年国家计委的，脑子里确实有计划调节那一套。

我觉得，我们对前任，尤其是对那些为老百姓做过实事的人，需要感恩，对其任内的些许遗憾也需要宽容。

关于道德沦丧以及反腐败问题，本身并不完全在朱的职权范围内，可是他还是雷厉风行，办了许多案子的，比如当时国内两宗最大的贪污走私案，远华案和广东湛江走私案都是他亲自督办的，但是腐败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这也不能全怪他呀。

朱在任时得罪了许多人，不少中央和地方的当权派对他既恨且惧。他精简机构，让230多位副部级官员下岗，得罪了国务院、中央和人大系统的大小官员；他抓税收，打击走私和骗汇，得罪了地方诸侯；他主张禁止军队经商，断了军队既得利益者的财路；他加强金融监管，剥夺了地方长官随意干涉金融的权力。

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遭人非议、指摘、内心熬煎以外，他的激情与锐气也遭到挫伤。小道消息说他的家人也受到了威胁，甚至伤害，这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朱在任时所作的一切，历史自有评说，每一个中国公民也都有资格评论他。

可是，我感觉，我们中国人缺乏宽容。如果说对一个罪大恶极的，屠杀百姓的领导人，或者对一个毫无内容的，空话连篇的领导人不宽容还说得过去，那么对朱这样有个性，敢担当，确实做过不少成绩的领导人，也那么苛求，恐怕就不妥了。

就算他那个时候的政策真的错了，那现在的他就怎么没有资格批评现在的政策呢？是谁规定这样的资格的呢？

再不好，他也是中国公民，任何公民都有资格批评政府，评论政府的决策，政策。

所以，对待朱这样的有功之臣，我建议还是宽容为好。对待他那个时候的是非功过也需要实事求是的给予评价，而不能简单的，甚至情绪化的一概否定或肯定。

亲爱的同胞们，宽容一些吧，朱比现在的很多当官的，无论人品，作风，水平，还是政绩，都不知道要好多少呢。

看药案李庄案，谈社会秩序与诚信

最近一个时期，药家鑫案件和重庆李庄案件可以说是闹腾的沸沸扬扬，牵动中国百姓，网民，尤其是法律界朋友的心。

今天终于有好消息了，同一天，两个案件都有结论，药案一审判药死刑，李庄案件撤诉。两个案件所判可以说都符合民意民心，值得赞扬。网友解滨评论说是法律的胜利。

尤其是重庆的李庄案的撤诉，非常的意外。有人猜测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我想不管背后有什么原因，这一次至少在表面上尊重了法律，也符合了民意，所以值得大加称赞。

其实尊重法律，这是至关重要的。而是否每一个案件都需要符合民意，则不那么重要。我看到针对药案，有网络评论说是民意杀人，也就是说民意判了药的死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些悲哀的。

法律在执行的时候，是需要有独立性的，不仅要独立于政治，同样要独立于民意，因为，一个时期的民意是容易被操控的。如果每一个案件都需要符合民意的话，那就不是法治，也不是民主，而是民粹，是要不得的。

期望今天这两个案件的判定能成为中国大陆尊重法律尊重制度的一个开始。

中国大陆眼下的社会问题十分的多，社会诚信十分的缺乏，究其原因，是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可以说现在的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或者说混乱状态。你看现在的社会问题之多，各种各样的假的，毒的食品充斥着市场，恐怕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

中国古代是一个礼法社会，所谓“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而所谓礼，就是“纪纲”，就是法纪，就是制度。

周文王演绎《易经》时，以乾坤为首。孔子解释时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所以在古代，君臣之间，父子之间，黎民百姓之间，都有一套礼法，规矩很重的，这就是社会的秩序。也因此，中国古代很多朝代，虽然没有现代的民主制度，但也能有上百年，或几百年的寿命。

而自从所谓新中国成立以来，前一半，老毛当政，大搞破坏，所谓破旧立新，其实，旧的社会秩序，社会文化，社会道德体系都破坏掉了，而新的秩序则没有建立起来。

后来邓主政，又以发展经济为主，制度建设和新的社会秩序则没有多大进展。所以这三十年的经济是在制度废墟中发展的，是在文化废墟中发展的，是在道德废墟中发展的。加上经济发展本身的不平衡，造成贫富悬殊，地区悬殊等等社会问题。所以也难怪现在的整个社会缺乏秩序，缺乏道德了。

所以有人指责现在的毒大米，毒奶粉，瘦肉精，等等的制造商缺德。我看不能怪他们。这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更不是个别现象。

这是社会秩序出了问题，社会诚信出了问题。

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比经济的发展更加的难，也比经济发展更加的重要。

对于新的社会秩序如何建立，现在的当局似乎没有章法。你看，前一段时期把孔子请出来了，把孔子的像树在了天安门，似乎要恢复孔文化。引起了国内外的许多争议，我为此有一篇短文《孔子与猫》，评论过这个现象。

奇怪的是，就在这两天，孔夫子的像被悄悄的从天安门移走了，原因不明。

中国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诚信，单单把孔夫子请出来，恐怕效果不会好到哪里去。

孔子的许多思想固然重要，但要想用几千年前的孔子思想解决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恐怕有些难为孔老夫子。

现代社会需要现代社会的办法。我们的经济制度基本上与国际社会接轨了，现在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了，那么社会政治制度也应该与国际社会接轨，那种盲目拒绝现代社会制度的想法是要不得的。

中国社会里有很多传统的比较优秀的文化，同时也有很多文化糟粕，一味的以这些文化糟粕作为中国特色，并以其作借口，拒绝学习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我想这是愚蠢的。

作为管理者，当局，领导人以及社会精英需要以身作则。看国内的电视新闻，当官的都是满口仁义道德以及什么新鲜的词语，什么科学发展观，什么和谐社会，以及相互矛盾的毛思想邓理论和三代表什么的，等等。而背地里，我们都知道，这些家伙都是男盗女娼，贪污腐败，没一个好东西。

上行下效，底层的老百姓会怎样，可想而知，再加上贫富悬殊严重，很多百姓造假造毒偷鸡摸狗都是被逼的，所谓逼良为娼。

其实中国大陆，从法律，民主等等现代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什么都有，法律条文除了前言和总纲有玄学成分外，其他都与那些西方民主国家差的不多了。只是现在缺乏对法律和民意的尊重，堂堂的政府发言人能说出“不要拿法律做挡箭牌”这样无知又愚蠢的话来，你还指望下面的官员和百姓尊重法律吗？

秩序的建立，诚信的建立，文化的建立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可是破坏起来，则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

你看，前段时间，官方媒体对艾未未的狂轰乱炸，就是明显不尊重司法。至今艾未未失踪都没有给个说法，这样的当局，这样的司法本身就失去了诚信，你还怎么要普通老百姓守诚信呢？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要建立现代社会新秩序，恢复社会诚信，就像古代建立礼法制度一样，是天子的责任，是最高领导层的责任。

网络上有人评论说这次的药案，特别是重庆的李庄案件的撤诉是来自于高层领导的指示。我想，要真是这样也不错，希望从最高领导开始，尊重法律，尊重制度，也许，慢慢的，上行下效，这个社会秩序和社会诚信能够慢慢建立起来。

药案，李庄案件的撤诉，是值得称赞的。当然还只是个开始，现在说是法律的胜利还为时过早，还要看，要观察，要看艾案怎么了结，要看以后的重庆打黑怎么个打法，等等。

希望当局在处理法律案件的时候，少掺杂些政治。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要自觉尊重法律，不要企图干扰司法。那种文革时代的姚文元之流的文章还是少些为妙。

特立独行的两面旗帜：薄与温

最近中国的行为艺术家艾未未被抓，官方媒体狂轰乱炸，指责艾特立独行，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我为此还专门发表一文《看艾未未事件，谈文革和贪腐合流》，分析他被抓的原因。

其实要说艾未未特立独行，我看他顶多算得上三流的特立独行，因为他不搞政治，不求上位，只是为了底层老百姓呐喊几声罢了，与艾未未同样特立独行的人多了去了，象木子美，流氓燕，韩寒，贺方卫等等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特立独行。当局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么一个有人称做的三流艺术家而大张旗鼓，搞的国内政治风声鹤起，草木皆兵，紧张兮兮，神经兮兮。

再说说他什么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现在中国大陆，从上到下，还有谁在尊重法律？看看最近的重庆李庄案和撞了人没撞死还补上几刀的药家鑫案就知道了，所以他艾未未那个特立独行根本算不得什么。

有人说搞政治屁股要干净，那就更扯淡了，现在中国大陆搞政治的，有谁屁股干净的？又有谁去检查这些当官的屁股干不干净？谁还管这屁事？

其实在中国大陆，现在真正特立独行，又搞政治的，倒是有两位，一位是重庆的薄书记，一位是政府的温总理。不知道《环球时报》有没有兴趣去检验一下这两位的屁股干不干净。

先说说这位薄书记，在重庆搞唱红打黑，搞文革那一套，完全不顾及当年他那个党内的否定文革的决议，也不顾邓公主要要反左的遗言，把这个重庆搞的象共产党闹革命时期的延安。你看现在中国的那些大小官员们都去重庆朝圣去了，个个争先恐后，调门越喊越高，似乎是越左越好越正确。而那位薄书记，眼睛里谁也看不上，唯我独尊。

那个打黑，完全不顾法律，完全不顾及程序上的正义，前面提到的那个李庄案件，遭到国内法律界人士的一片骂声。然而，他薄书记才不管那一套，依旧我行我素。

现在的薄书记已然成为执政党的一面旗帜，与当年的江青一样，成为红色革命的旗手。而且重庆的唱红之势，大有传遍全国的趋势，人称“重庆模式”，混合了中国，古巴和朝鲜的所谓模式。而这三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恰恰都是特立独行的主。

网上有文章说薄的命运决定中国前途，如果薄在十八大更上一层楼的话，中国大陆的江山将会一片红，如果这样的话，下一任恐怕不是习书记习主席了，要换成薄书记薄主席了。嘿嘿，说白了，所谓唱红那一套，就和文革一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夺权。

不过，实事求是的说，薄这样做还是有些群众基础的，这是因为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尤其是贫富悬殊，黑社会猖獗，官员腐败，等等问题严重，薄是个聪明人，巧妙地运用了改革中的问题，为己所用，所以不能小瞧这股势力。

不过，走回头路是走不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就算薄真的上台做了老大，也不可能搞全国江山一片红，搞文革。你看他原来在大连也没有这样搞过。有人说他像王莽，也有人说他像董卓，嘿嘿，谁知道呢。

再说温总理，就在艾未未被抓，官方媒体对艾狂轰乱炸的时候，温总理又发话了，说要鼓励人们讲话，鼓励人们讲真话，让人们不敢相信，因为刚刚那个艾未未就是讲了真话被抓进去的。温说：

“知者尽言，国家之利。政府的决策要符合实际，符合人民的意愿，就必须倾听来自人民的意见，集思广益。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在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国家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真正强大的国家、受人尊敬的国家。要把道德文化建设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在全社会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

你看他的讲话完全与官方媒体不搭调，按照官方媒体的论调，温的言行完全属于特立独行。再联系他过去多次独树一帜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要搞民主及普世价值等等的言行，可以说，温是现在这个执政团队里面的又一个特立独行者，也是一面旗帜，是民主政治的旗手。

与薄搞唱红不同的是，这位温总，虽然地位比薄高得多，可是他每次呼吁都没有人呼应，所以他在这个团队里面显得有些孤独，然而，就算这样，他仍然我行我素，你不理我，我照旧呼吁，说个不停，而且很多时候，他说了之后，遭到很多人的白眼和非议，所以他这面旗帜看起来有些悲哀。

不过，他能够这样我行我素，说明了体制内还是有人保他的，跟他的，那些人只是不出头露面罢了，所以也不能小瞧他的势力。

所以说现在的中国，单单在体制内，在执政团队内，就非常明显的，泾渭分明的存在着这样两面旗帜，一左一右，一红一蓝。这两面旗帜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

至今为止，那位最高领导还没有表态，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倾向左,但他既没有到重庆去朝圣，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温的政改,时至今日他都在回避,在躲猫猫。

也许，他现在不能表态，你想啊，要是他表态支持了重庆唱红，那可能人们慢慢就以薄为核心了。同样的，他也不便于支持温，因为温的主张，要实现起来还是很难的，反对的人很多，因为会得罪权贵。

可是如果长期不表态，就这么一笔糊涂账地拖着，我想，渐渐的，人们可能会把他给忘记了，他表不表态也没什么意义了。

其实，从这次抓艾未未可以看出，他缺乏判断力。你抓艾未未做啥，他能掀起多大的风浪，这样做只能对你有减分的作用。而你真正的敌人，真正的危险恰恰来自于极左，来自于重庆的唱红。你看这么多高官都去重庆朝拜，这些左派人士们已经渐渐把重庆的薄当成核心了。我看还是当年的邓公看的准，他说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左。

不过呢，要是执政党这两支队伍真的能够公开的出来竞争，而不要搞暗地里斗来斗去，也许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会有帮助呢。

当然，要这样的话，首先要有基本的共识，也就是要有游戏规则，现在的问题是连游戏规则都没有，或者说只有暗规则，只能明争暗斗，不能公开竞争，这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中国往何处去？是走向祖国江山一片红呢，还是与世界接轨，走向蓝色的明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劝谏是一门艺术

我前两天发出一文《看艾未未事件，谈文革和贪腐合流》，里面附上了一篇古文《深虑论》，是明朝建文帝的大臣方孝孺所著。
 
在我的文后，阿妞有一段留言，写道：
 
“。。。可是，方孝孺是被明成祖剥皮。陈伯达曾劝毛读《深虑论》，结果毛警告他“你连自己命运尚不可知，还要我来深虑？”最终陈皮也被毛熬药了。。。”
 
有人可能不知道谁是方孝孺。这里说明一下。
 
方孝孺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福王时追谥文正。在“靖难之役”期间，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
 
这里抄录一段朱棣与方孝孺的对话，可称千古对话：
 
  成祖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国赖长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投笔于地，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字。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发怒民：“汝不顾九族乎？”
     方孝孺奋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
 
方孝孺死后，获得“骨鲠之士”的美名，评价相当的高。
 
其实，方孝孺所效忠的是建文帝，被燕王所杀，也算是死得其所，他毕竟没有背叛他的主子。不过有人觉得他那样劝谏朱棣也未免有些迂腐，因为他的坚持，代价是很大的，包括他妻儿，兄弟，等等满门，包括九族的性命。
 
至于说陈伯达是不是忠臣，我不知道。我这里想说，作为属下，或者大臣，在劝谏上属，领导，或者君王的时候，还是需要艺术一点的。劝谏本身是一门艺术，得用上心理学。用得恰当可利国利民，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用得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
 
当然，劝谏是否管用，要看劝谏对象和劝谏时间等诸多因素。
 
这里我转载一篇文章，写历史上的比较有名的劝谏的例子。眼下，中国大陆的情况比较诡异，比较微妙，明眼人都知道哪里出了什么错了。不知道那些皇上跟前的大臣们，有没有劝谏当今圣上。如果要劝谏的话，也是需要艺术的。弄不好会适得其反。
 
当然，这篇文字里都是古代的例子，如今也许不是圣上一个人说了算，而是互相博弈的结果。不过就算是互相博弈，也需要互相说服，互相妥协。
 
在我的很多文字里，我都主张妥协，而且说过，妥协是一门艺术。其实，劝谏和说服也同样需要艺术的。
 
当然，此艺术，是和艾胖子的艺术是不同的。。。嘿嘿，照我这个说法，这个艾胖子不懂艺术。。。这下那些为了艾未未被抓而幸灾乐祸的家伙们，你们满意了吧！！！
 
 
 
劝谏的艺术（转载）
 
劝谏是一门艺术。会劝谏的人不但能把人说服，而且通过劝谏能够使劝方和被劝方和谐相处，关系更加融洽。“纳谏”这种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人都是爱面子的，没有谁喜欢被人批评。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愿意整天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更不要说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了。不会劝谏的人就有可能把本来融洽的关系搞得很僵，在君主暴怒之时却加以强谏，与之争辩，最后的结果是不但劝谏毫无结果，反而招来杀身之祸。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能说会道的谏臣，比干、文种、伍子胥、贾翊晏子魏征等，有的一身正气，犯颜直谏；有的审时度势，旁敲侧击；有的独辟蹊径，启发诱导。但他们劝谏的结果却大不相同。

纣王继位后昏庸无道，宠爱妇人妲己，整天沉缅于声色之中，动辄杀人，连国家大事也不放在心上。比干多次上朝强谏。他说：“皇天为了百姓，才安排一个君王来为民作主，并不是做了君王便可以随意虐待人民。现在您无休止地横征暴敛，压迫人民，人民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您整天住在深宫哪里知道百姓死活！现在国家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怎么还可以随随便便地杀人？人心失尽了，国家也就要跟着灭亡。我们的祖先当年是怎样地艰难创业，才奠定了国家今天的地位？现在把国家轻易地断送了，这能对得起祖先吗？”比干的这些忠正良言，对贤明的君王也许会产生一些作用，但对商纣这样出名的昏君，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王子比干犯颜强谏，最终激怒了视杀人为儿戏的商纣王。比干初谏纣王不听，即留在宫中，得空便谏，三日不去。纣王问他：“是什么力量使你这样固执？”比干回答：“修善行仁，以义自持。”纣王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都是有七窍的，但不知道是否符实。”当即命人把比干拉出去，挖出心来验明真假。商纣王在杀比干不久就被周武王斩首示众，商朝也因此亡了国。

越王勾践求和之时，伍子胥进言夫差：“大王，勾践隐忍，不灭越后患无穷！”而夫差挥手而斥：“汝已老昏，灭越不如让其世代进粮米金银、奇珍美女！”伍子胥摇首太息：“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后之吴宫恐已为其池沼！”夫差听后大怒，令人驱伍子胥回府。越王勾践求和之后，又进献美女西施，吴王沉迷。伍子胥见吴国亡日已快，便借出使齐国之际将其全家托付齐大夫鲍牧，一人独自回吴。吴王夫差以吴子胥心有异志，遂赐属镂宝剑，让其自死。伍子胥临终前对他亲近的门客说：“你们一定要在我的坟墓上种植梓树，让它长大能够做棺材。挖出我的眼珠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楼上，来观看越寇怎样进入都城，灭掉吴国。”然后，伍子胥自刎而死。夫差闻听到他的临终遗言，说：“伍子胥你死都死了，还能看见什么？”于是命令下属砍下伍子胥的头颅，将其悬挂在都城东门之上，还恶狠狠地说：“你不是想看吗？就让你看个够吧！并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革袋子里，漂浮在江中。
文种的战略见解与越王发生分歧时，以“为国吊丧”、“寡妇三哭”的极端手法而谏，不仅招致越王的震怒，更令主战的将领们强烈反感，力主杀他而稳定军心。动辄就“臣愿以死进谏”勾践说：“你别总拿命和寡人相搏，你当真以为寡人不能杀你？你既然这么想死，寡人就成全你的心意。”当勾践以夫差赐死伍子胥的同样方法赐文种死时，文种仍“执迷不悟”。他只怨勾践无情无义，却不知自己的心境与识见，已与越王相去甚远。某种程度上说，文种之死无可避免！

如果君王有过失，做臣下的当然不能傻头傻脑、直来直去的批评。劝谏时倘若自己一开始就乱了方寸，便难以用理智的心来观察大局，更难找到合适有效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样，反让彼此都陷在困境之中无法出离。除了情绪平稳之外，劝谏时，也应注意时机与方法，直言相劝，不但不能给予对方提醒，反让对方更加意气用事，便失去了劝谏的最初用意。有时到最后，反而成了双方之间的一种争执。由于君臣关系的悬殊，臣下进谏需要采用委婉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努力在错误行为之中找到合理的、值得褒奖的部分，即使是附会，也自有妙用之处。甚至将错就错。相比以死来威胁都高明许多。

三国时，曹操想立才华横溢、文思敏捷的三子曹植为世子，问及谋臣贾翊的意见。贾翊心中是不赞成立世子的，可是直截了当地否定曹操的心愿当然不行，这会让他在面子上挂不住。贾翊听完曹操的话后，一直默默不语。曹操见他半天不说话，十分奇怪，于是问他为什么。贾翊慢悠悠的说：“我在想一件事情，所以没有能及时回答你的问题。”曹操问是什么事。贾翊说：“我在想袁绍、刘表父子的事啊。”袁绍因为喜欢小儿子袁尚，于是让他代替长子袁谭做了世子，袁绍死后，袁尚袁谭各树一帜，相互争斗，曹操渔翁得利，把他们一一消灭。刘表也是一样，他喜爱自己的小儿子刘琮，就废掉长子刘琦，让刘琮做接班人，最后也被曹操消灭。贾翊特意点出两个废长立幼而最终被曹操功灭的人才，意思当然是表明废长立幼不可取，非常巧妙的表达了自己的劝谏。曹操也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其中的深意，于是就不再提改立世子的事了。以含蓄幽默的方式让人感悟，而不是刺痛，这样就不会伤了君王的面子，最终皆大欢喜。

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齐景公有一匹心爱的马，交给养马的官吏看养，并且嘱咐要好好照料马儿。谁想有一天，马突然得了暴病死了，连养马人都不知是何缘故。齐景公得知后，十分伤心，同时也很生气，一定要派人将养马者肢解处死。晏子此时侍立于旁，众臣们见君王暴怒，也不知说何是好。听齐景公一声令下后，左右的侍卫便要进前去抓养马者。晏子见了，马上站了出来，示意侍卫暂且住手，自己便向齐景公请问道：君上，肢解人也须有个方法步骤，但不知古圣尧舜肢解人是先从哪儿下手的啊？正当恼怒的景公一听，大吃一惊，想尧舜是一代圣王，爱民如子，哪会肢解人？自己如今这样做，怕与圣贤背道而驰，反与桀纣为伍了。内心有所惭愧，便顺口说道：从寡人开始。侍卫们一听，于是退下。虽收回肢解之令，可景公余怒未消，下令说：“免去肢解，将他交付牢狱，处以死刑吧。”晏子听了，并没有再阻止，只是向景公作礼问道：“君王，此人真是罪大莫及，只可惜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被处死，恐怕会死不瞑目。不如让微臣替君王将他的罪状一一说明，也叫他知道自己所犯之罪，然后再交狱执行，好让他死得甘心，您觉得可以吗？”齐景公一听，觉得晏子的话也不错，便答应了。‘晏子于是上前，当着众臣之面，开始数说起养马的人来：“你知不知道，你犯有三条大罪：第一条，君王让你养马，结果不小心，马暴毙死了，等于你杀了马，应当判你死刑；第二条，死的马是君王最爱的马，应当判处死刑；第三条，君王因为一匹马就杀人，让全国的百姓听说此事，必定会因此埋怨我君爱马胜于爱人；诸侯如果听说此事，必定会轻视我们的国家。但是追究原因，只是由于你把君王的马养死了，最后竟让百姓生怨，兵力削弱于邻国，更应当判处死刑。现在，交付狱吏，执行死刑吧！”齐景公在座上听后，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条条都不足判养马者死刑，并由此也见到自己的过错，不由喟然长叹，对晏子说道：“先生您就开释他吧，开释他吧！无论如何，也不能因此伤了我的仁德啊！”

人在暴怒时，常会意气用事，说出或做出一些与常理相悖之事。齐景公在爱马死了以后，伤心过度，一时气极，竟要以极刑处死养马者。虽然臣子们都知道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但景公暴怒之下，倘若强要直言相劝，只怕不但无法解救养马者，自己也要惹祸上身。晏子在此情急之下，能沉稳不乱，并急中生智，以善巧的劝谏，解救了养马者，同时，也让景公发现自己的过错，收回成命，可以说真是智慧过人啊！这样顺水推舟地帮助对方看到这个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当清楚明白后果的严重时，自然不会一意孤行。利用一点时间来让对方平静，当情绪平缓之后，考虑事情便会更加客观、谨慎，于此，便可以避免很多错误发生。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借此警戒自己，在暴怒之时，或是在喜极之中，不要轻易做出任何决定。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对君臣的故事传为美谈，那就是魏征与李世民，前者正直进谏，后者礼贤纳谏。这固然需要以唐太宗是个明君为前提，但是很多人往往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魏征不仅正直，他更是一个非常智慧与机敏的沟通大师，从而将他对李世民的影响发挥到了极致。

唐太宗和魏征之间曾经有过一段著名的谈话。唐太宗问魏征：“你是忠臣还是良臣？”魏征深深地低着头说：“老臣一向为国鞠躬尽瘁，以后自然也会坚守岗位，不负陛下所托。但是，还请陛下不要把老臣视为忠臣，就当做良臣吧。”太宗继续问道：“忠臣和良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魏征说：“自然有所不同。所谓良臣，不仅其本身受世人称赞，而且也可以为君主带来好名声。而忠臣不但会使自己遭受诛杀的横祸，就连君主也会为他背上暴虐无道的罪名。这样一来，国家就会灭亡，仅为忠臣留下了后世美名而已。由此可见，良臣和忠臣犹如天地之别。”

妥协也是一门艺术 （转）

既然存在异议，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非白即黑，有时可能是“灰色”，有时根本无法抉择。当然就会有斯隆所说的“折中或妥协”，只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分辨什么才是正确的折中与正确的妥协？为此，有人说“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而经营则是一幕幕折中的落幕。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对兄弟，因父母下班回家比较晚，兄弟俩肚子饿了，为争一块面包，竟大吵大闹，谁也不肯让步。正在这时父亲回来了，刚进门就听到吵闹声，他随即呵斥他们安静下来。他走进厨房，拿了一把刀，交给大儿子说：“由你来切，但弟弟先选。”哥哥接过刀子，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吃亏，竟把面包切成锯齿形。两人各吃了一样大的半块面包，解决了争端。

父亲做了正确的折中，使得原本不可开交的事得以妥善解决。但如果从面包切成两半的本质来看，面包还是面包，所以是正确的妥协，每人都可以通过半块面包充饥。

古代所罗门王审判两位妇人争夺一个婴儿的案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时还没有DNA科学鉴定方法，直到其中一位妇人听到所罗门王宣布要把婴儿劈成两半平分给她们时，她表示愿意把婴儿让给对方，因为她不忍心自己亲生的孩子因而死去。充满智慧的所罗门王最终将婴儿判给这位有爱心的真正母亲，从而解决了纷争。

第一个故事说明了“半块面包还是面包”，依然可以充饥，它符合决策边界条件中的满足条件，也就是说，面包切成两半照样可以充饥，属于正确的折中与正确的妥协。

而第二个故事说明“半个婴儿只是半具尸体”，婴儿切成两半，生命自然就不存在了。从边界条件来讲，生命既已消失，就无法满足必要的条件了。

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中，有时根本无法知道什么才是正确，什么才是错误，更不用说什么是对的折中还是对的妥协，又什么是错的折中与错的妥协，因为有些结果非要等上三五年才能见分晓。因此，建立一套动态的反馈机制，以利追踪和审核，才是明智之举。

谈海归，说说归属感

网络上谈海归，海不归热。我看到这篇文字，觉得写得很好。主要是说海归归来后找不到归属感。很多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我想，在海外的中国人，包括这个网络上的许多人，在海外，其实有时也是找不到归属感。有时很长时间也不能融入当地社会，所以才有这么多所谓的“爱国贼”，“恨国贼”，“爱党贼”，“恨党贼”，等等。

华人，特别是第一代移民，走到哪里，都把中国（无论是大陆，香港，还是台湾）当成自己的祖国，就算你改变了国籍也是如此。在心灵深处，这就是海外移民的归属感。我想，要真正融入当地社群，至少要从第二代移民开始。

我想，这些海外的华人是中国在海外的财富，非常宝贵的财富。和其他民族相比，我觉得好象只有印度人有这样的归属感。国家应该珍惜这些难能可贵的财富的。

无论你是爱这个国家，还是恨这个国家（通常看到的不是恨这个国家，而是恨这个政府，这个党，所谓恨铁不成钢），你都是以这个国家为你的祖国，为你的归属感。要不然，恐怕连恨也懒得恨了，也不会上这样的网站来了。

然而，当这样的海外移民，一旦成为了海归，那他的归属感又可能变了，因为这么多年在海外形成了一种习惯，不知不觉的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对原来所认识的人，事，环境，和价值观都统统感到了陌生。有时连语言也感到了陌生。

忽然觉得好象不属于原来曾经属于他的这块土地，往往又想回到海外那块熟悉的土地去。

你看矛盾不矛盾？有的人天生能适应。有的人则比较不那么能适应。尤其是那些在海外呆得久的人，回去后，物是人非了，甚至于物非人也非了，有时是“物是，人是，感觉非了”。

而且，当年移民海外的时候，那时候还年轻，容易适应。在海外生活久了，岁数也大了，老了，再回去，恐怕更加的难以适应了。我想这恐怕是海归，海不归的尴尬。

特转此文，与同道网友分享！

东西方文化差异明显 海归在故乡归属感需培养 （转帖）

海归，一个光鲜的群体。他们学成归来，带着满腔的激情和先进的学识，与他们随行的还有西方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当他们与东方传统及现实重逢，却遭遇“逆向文化震惊”。曾经了然于心的中国环境与文化突然间变得陌生，东西方价值观在纠结冲突。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他们依然在寻找归属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该属于哪片土地？”——成了不少海归在尴尬中的发问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看星星的人却变了

在南京土生土长的刘蕾，从英国留学归来，却对这座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城市不习惯了。在国外司空见惯的蓝天白云，在南京却成了翘首以待的奢望；马路上的车多得晃眼，还总和行人抢道，每天走在街上都有提心吊胆的感觉，不像在国外，汽车总是很有风度地礼让行人；最让她受不了的是街坊邻居的喧闹，一楼开了个小店，楼上的在搞装修，习惯晚睡晚起的她每天一大早就被吵醒，她只好每月花2000多元在外租房，有家不能回。

对于国内环境的不适应，是海归面临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不适，既来自自然环境，也来自社会环境，而后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往往让海归在人际交往中陷入尴尬的境地。

记者采访海归，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讲中文的时候喜欢夹带英文词。记得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对此有一句绝妙的讽刺，把海归夹在中文里的英文词比喻成“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可是，海归王雨绮对记者直喊“冤枉”：“我夹英文词儿可一点都没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实在是习惯了，脱口而出，真要一点儿英文都不夹还很费劲呢，因为要在说话前把脑子里的英文翻成合适的中文，一下子真反应不过来。不过，回国以后发现，不管是客户还是朋友，都不喜欢我说话带英文，我正在努力改掉这个习惯。”精通外语，本是海归的一大优势，没想到，却成了融入本土社会的一大障碍。

只要用心，语言习惯相对来说容易改变，可是文化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却点点滴滴渗透于言行举止中，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雨绮记得一次和国内朋友聊天，谈到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雨绮说她处理得很好，工作出色，家庭幸福。朋友惊讶地看着她：“你倒是一点都不谦虚啊！”雨绮突然意识到在东方文化里，即使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也应该谦虚地说，“不行不行，还差得远呢”，哪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道理？在美国呆久了，习惯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忘记了谦虚，也忘记了谦让。西方文化直来直去，觉得自己十分好，一定要说十分，学会推销自己是在美国谋生的前提条件。东方文化则比较含蓄，嘴里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觉得自己十分好也只会说八分，留着二分让对方去猜。雨绮说，这种差异让她在和办公室同事交往时，常常给人不讨喜不合群的感觉，有时还会得罪人。

很多海归回来后发现，高楼多了，马路宽了，大城市的现代化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国外，但是国民素质与高速发展的经济相比还显得滞后。“闯红灯、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这些在出国前见着并不会显得大惊小怪的现象，如今看着很不顺眼。”刘沁说，她回国后经常批评妈妈，“你素质真差，为什么总是插队？”妈妈有点委屈：“别人都在插队，我要是老老实实排着，等到什么时候啊？”刘沁是带着孩子回来的，本想等儿子3岁，在国内上幼儿园，可是回来后看到中国孩子的学习压力这么大，邻居小孩的书包整天沉甸甸的，而这些孩子在生活中又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一个个都像小皇帝，只好改变主意，再次“归海”，把儿子带回加拿大。

在国外的时候很想家，回家了，经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却遭遇“Reverse Cultural Shock”(逆向文化震惊)，需要重新适应中国的文化和环境。“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只是看星星看月亮的人变了，如今这些人又要变为“从前的我”，需要经历“阵痛期”，有些海归选择自我改变，而有些海归则选择重新“归海”。

工作、婚姻在何处 寻寻觅觅中的尴尬与期盼

郑婷，9月刚从英国读完硕士回来，这一个月是她活这么大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做梦都在找工作，昨晚连续3个梦都是关于找工作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为她出国留学，省吃俭用，花了不少钱，父亲60多岁了还在外打工，如今自己学成归来，还要吃爸妈的，心里怎么都不是滋味。“那些亲戚朋友，说起我，都是一副羡慕的表情，以为我们这些海归很光鲜，但他们越这样说，对我这个海待而言压力越大。”好在，郑婷没有好高骛远，这两天在一家留学咨询公司找到了工作，月薪3000。“3000元和我心理预期也有距离，但总比赖在家里强。在英国学的是国际新闻，在这家公司根本用不上，骑马找马吧。”这份工作，并没有给郑婷带来欣喜，更多的是压力释放后的解脱和对就业现状的无奈。

除了极少数海外名校的高材生可以进入知名跨国公司享受高薪外，更多的海归其实都像郑婷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对海归就业造成了一些压力，但压力并不完全来自于市场，更多则来自于海归的心态。很多海归认为自己花大价钱出国镀金就是为了找份高薪工作，往往期望值过高，不考虑低薪酬工作，就业面狭窄；有些海归在国外取得较高学位后，不甘心从基层做起，希望直接从事高层管理工作，往往难以如愿；一些海归不了解中国国情，水土不服，同时没有相关领域的人际关系，难以顺利开展工作，只好辞职重新成为海待。再者，有些海归其实是“差生”，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父母就花钱让他(她)到国外三四流大学混个文凭，眼下有些用人单位对这些情况也有所了解，所以有时宁愿用国内大学毕业生，也不用那些徒有虚名的海归。

如果说就业是人人看得见的显性压力，那么婚姻就是难以言说的隐性压力。

薛宁芸，澳洲金融硕士。在澳洲的时候，她在芒特艾萨做银行主管，工作稳定，薪水丰厚，但是这座偏僻小城华人非常少，她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回家睡觉，没有朋友，没有爱情，孤寂如长夜般难捱。于是，她搬到悉尼，心想悉尼华人多一些，可以在那里找一个中国恋人，直到28岁也没找到。她毅然放弃绿卡回国，但两年过去了，如今小薛已经30岁了，还没有意中人。有一次她试着在网上交友，email告诉对方自己的学历和经历之后，对方只回了四个字，高山仰止。她的学历，她的能力，她的独立自主，可能并不是男人想要的。而她想找的男人似乎都成了别人的丈夫。眼看着红颜一天天老去，她悲观地想，或许只能找离婚男人了。

一项调查显示，城市剩女中，海归占了近五成。虽然海归女事业有成，在婚恋方面的竞争力却不如本土年轻漂亮温柔贤惠的女孩，而有着良好教育背景、聪颖能干的海归女在择偶时的要求并不低，容易出现通常说的“高不成低不就”，青春就在两难的尴尬中渐渐远去，幸福在何处，寻寻觅觅未可知。

不同价值观的挤压和冲撞 难以获得角色认同

张敏洁比薛宁芸幸运得多。张敏洁留学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一个有千万资产的老公，回国做起了全职太太。敏洁父母那个年代的人无法认同这种生活追求，花钱让女儿出国留学，就指望她能有一番作为，没想到她回来却做了个没出息的家庭主妇。早知今日，当初何必花钱漂洋过海去苦读！父母不解，生气，甚至绝望。敏洁无法和父母沟通，一见面就是吵。敏洁只好通过父母的一位老朋友，转告他们：“我很幸福。”敏洁觉得，父母对幸福的理解落伍了，对留学的目的看得太狭隘，“出国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谋求一个好的未来吗？而我，通过出国遇到一个爱我的人，他很有钱，让我生活无忧，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让我得到想要的人生，有什么不好呢？应该感谢留学为我带来了这一切。”

价值观的差异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抹平的。好在父母与儿女之间，虽然心里存着疙瘩，还有亲情维系。但是在工作中，在社会圈，价值观的差异，有时会让人不知所措，与周围的人与事也有着严重的间离感，难以共处，难以共融。

任君从硅谷回来，在一家跨国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他在美国工作时间的两倍，几个月下来身体严重透支。他很多在外企工作的校友也有同样的感觉，和美国相比，在中国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在中国，人人都抱怨工作压力大，可是人人都争当工作狂(即使效率不高)，好像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工作挣钱。而在美国，如果问100个美国人，工作和家庭哪一个更重要？99个会回答，当然是家庭重要，没有特殊情况，下班时间绝对不允许被工作占用。在加班这件事上，也体现了中美价值观差异。美国文化强调个体的重要性,个人利益第一，企业利益第二，偶尔老板让加班，会很抱歉地对员工说，不好意思让你加班了，做完赶紧回家吧。而亚洲文化，强调集体的重要性，企业利益第一，个人利益第二，个人服从集体。况且中国文化崇尚坚忍，大家对加班习以为常，没有人因为工作时间长就炒老板鱿鱼。

刘沁和国内同学聚会时，感觉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大家在一起谈的都是如何升官发财，谁买了豪宅，谁买了名车，而在国外，大家谈的多是如何让人生变得有趣，如何充分享受生活；在谈到小孩的教育时，国内同学都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就要上名校，上补习班，而国外的教育理念是让孩子随性发展、快乐成长。

像任君、刘沁这样的精英型海归，从来都不是不思进取的人，“可是天天生活于工作狂的包围中，受迫于世俗名利的喧扰，常常有一种失去自我的莫名的失落。”其实，他们是因为受到不同价值观的挤压，无法获得角色认同感，内心时时处于焦虑、失衡的状态。

在海外，总以为自己的中国情结很深很重，自己的中国本色很纯很正；回国后，却发现，自己身上被移植的西化因子如此活跃，以至于与中国情境格格不入。这就是很多海归的尴尬。黄皮肤，东方脸，说着中国话，可是脑子里的思维方式却改弦更张，“我是谁？”成了中国人与世界交融过程中必然的发问。答案在哪里？成了又一个问题。

善待自己，珍惜生命！

看了下面的这篇文章，有所感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确实需要善待生命，享受生命，珍惜生命，和超越生命。

那么在网络世界中是否如此呢？我看到有一类的网中人，注释了一个马甲，由于没有珍惜他/她的这个网络生命，污言秽语，没用多久就被阎王爷（网络服务员）给收回了，多可惜的一条网络生命。。。

然而，网络世界，死得快，生得也快，不用过奈何桥，不用喝孟婆汤，这位网络先生或者网络小姐，马上就投胎转世。

立即注释一个新的马甲，于是乎一个新的生命立即诞生。可是由于没有喝孟婆汤，他/她还记得前世，而且德性没改，所以别人一看就认出他/她是某某某转世投胎，生前的朋友还是朋友，生前的敌人还是敌人，生前的德性还是那副德性，生前的污言秽语还是没有任何改变，于是乎没过多久又被阎王爷请去。。。

这样的网络生命就这样周而复始，投胎转世，乐此不疲。。。

人世间，自古以来就有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一说。然而，这一类的网中人，显然不知道善待自己，不知道享受生命，也不知道珍惜生命，更不用说超越生命了。

君不见，你的前世所留污言秽语依旧在这个网络世界上，这就是你这个网中人所留之名，不知到你自己看了觉不觉得恶心。

我在《谈谈写博：“宽松”，“宽容”和“宽厚”》一文有讲到，“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无论是博文，还是评论，都需要考虑读者的感受。切忌谩骂”，“就算政治立场不同，也须保持君子风度，所谓君子之争。切忌恶言相向。”

我想，在网络中，实际上也无所谓朋友还是敌人。我的交友一般遵循的原则是“群而不党，和而不同”。对于那些无意义的争论，我是不感兴趣的，一般只发议论而很少参与争辩，即所谓“议而不辩”。

在网络中注释了网名之后，我是不会轻易更改的，所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哈哈学一学梁山好汉武松。

当然要做到这点，首先就是要珍惜生命，珍惜网络生命，不能轻易犯了阎王爷定下的条规。其实，阎王爷的条规是很容易遵守的，这是最基本的做人的原则。

值此清明节之际，这些转世投胎的网中人，是不是该祭拜一下你们的前世呢？

善待自己，珍惜生命吧！

特转此文，供网友分享。

善待生命，享受生命，珍惜生命，超越生命 

生命是一场聚散。那初涉人世的第一声啼哭就拉开了聚的序幕，于是以后的岁月里，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就有了数不清的相遇，相识，相处，相爱，相恨，到最后的相离。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相聚，哪一种形式的别离，到最后终究是曲终人散，众鸟归林。

所谓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生命的最终归宿永远是死亡。合眼长眠的那一刻亦是一场盛装舞会的散场。在那场舞会里邂逅的人，发生的故事，随着那灵魂的飘逝，终究是灰飞烟灭。聚时的热闹与喧哗，散时的清冷与凄凉，都是预料中的，也都是定数。谁也无法更改。

虽说都知道人生如戏，也都知道岁月无情，生命易逝，但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戏剧里扮演的都是主角，身边其他的人都是配角。所以谁都想尽力把自己的角色塑造好。但有时候你的生命是一场悲剧，还是喜剧，抑或是闹剧，决定权却并非全在你的手里。因为你再怎么样也只是个演员，而不是导演,甚至连谁是导演也不知道，所以无法事先知道所有的情节和过程。这也就是生命之剧和其他戏剧的最大的区别。

生命是一个谜，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是怎么样，会出现一个怎么样的局面，那么就让我们做一个优秀的演员吧，尽情的去投入，该笑的时候就开心的笑，该哭的时候就痛快的哭，该爱的时候就爱他个轰轰烈烈，该恨的时候就恨他个彻彻底底。用我们生命里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所有的真心和真情，所有的欢笑和泪水，去演绎这场生命之剧，使自己的角色完美无暇，那么在剧终谢幕的时候，肯定会有人流着泪水给予我们最热烈的掌声。

刹那芳华，红颜弹指老。人生如梦，醒时万事空。生命真的太脆弱，如那精美的陶瓷花瓶，不知道什么时候无意的轻轻一碰，便会哗啦啦的碎了一地。那么就让我们在未碎之前尽情的展现我们最美的风姿吧，以一个最佳的姿态去面对命运之神赋予我们的一切悲欢。

有一句名言说：“人从一生下来到死去，这中间的过程，就叫幸福。”是的，生命只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鲜花和掌声，也有荆棘和泪水，有欢乐，也有痛苦，而我们为了追求那醇美如酒的欢乐，就必须忍受那酸涩如醋的痛苦。而生命的意义也就在无尽的追求之中了，在追求中创新，在追求中超越，最终给了生命一个最美的诠释。

人的一生就如一盏点燃的灯，所以迟早都会熄灭的。死亡之际就是灯熄之时，但仔细想想，其实死亡并不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而是命运之神对我们的钟爱。如同我们需要睡眠一样，我们同样需要死亡。正是死亡的黑暗背景才衬托出了生命的璀璨光彩。试想如果生命是无限的，没有了死亡，那么活着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所以死亡并不可怕，无非是生命的长眠。而在这长眠之前，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拥有的每一天，想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我们该追求的，才是能让我们真正快乐的？是物欲？是名利？还是灵魂的清明和安宁？

让我们用心聆听天籁圣洁的歌声，永葆一个清滑净透的灵魂，始终微笑着善待生命，享受生命，珍惜生命，超越生命，在岁月的风霜雪雨中轻松安然的走完一世的红尘！

台湾民主渐入佳境，值得中国大陆借鉴

明年（2012年）又是大选年，很多国家和地方都要换届选举。台湾也不例外，台湾大选已经起跑了。

自从台湾民主化以来，台湾的选举一直给人以乱哄哄的印象。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党派很多，纷纷扰扰，炒作两岸议题，统独议题，闹的不可开交。

可是经过这么几次大选，特别是经过国民党的数次分裂，以及经过陈水扁撕裂族群的八年执政，国民党重新夺回政权，陈水扁贪污坐牢，等等事件，现在的台湾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蓝绿两大阵营。亲民党，台联等小党名义上还存在，但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了。现在的台湾基本上是两党制，即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蓝营，和以民进党为代表的绿营。

而且，两个阵营内部的候选人推选也逐渐制度化。特别是绿营，不再把重点放在炒作两岸议题，而把重点放在台湾内部，主要是民生上。从本届大选开始，民进党候选人以“全民调”的结果推选。目前，有两大候选人：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还有一位凑热闹的），这就比较正常了。

而这次蓝营的候选人基本上没有疑虑，应该是现任总统马英久寻求连任了。

另外，最近几次立委选举和地方选举也逐渐进入比较正常化了。

我在拙文《看埃及，漫谈两岸三地民主，肯定李登辉贡献》里提到过，台湾的民主化，主要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蒋经国，一个是李登辉。前一位开放了党禁报禁，给了台湾自由；后一位为台湾实现了真正的民主。两位都是功不可没的。

尤其是李登辉，很多人可能恨他，尤其是大陆人，认为他接受的是日本教育，而且觉得他人品不怎么好。但是恨归恨，我觉得应该肯定的还是需要实事求是的肯定。李登辉虽然分裂了国民党，但是也成功把国民党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

李登辉让国民党下野，让民进党上台，对逼迫国民党转型客观上起到了十分关键作用。没有李登辉，台湾的民主进程可能会慢很多，国民党也不可能这么快成功转型，弄不好会是苏联共产党或者俄罗斯共产党的下场。

除此之外，台湾的法治也逐渐正常化，尤其是在陈水扁坐牢的问题上，现任总统马英久坚持不干预的立场。这是了不起的，可喜可贺。我认为这同马所受的美国教育有关。

台湾政坛上有不少受过美国教育的人物，比如李登辉，连战，宋楚瑜，吕秀莲，马英久，吴乃仁，蔡英文，等等。这些也属于所谓的“海归”，不可否认，这些海归对台湾民主化进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再看我们中国大陆，政坛上都是土包子，老一辈有不少是留过苏的，所以他们心灵深处比较亲苏，对苏联的灭亡真是痛彻心肺。

我在《看海归，谈中国人才大战略》一文指出海归们经历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和道德的熏陶，他们的回归，将对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和道德等软环境和软实力的建设做出与国内的人所不同的贡献。你看台湾就是很好的例子。

另外，经过这么多年的两岸互动，两岸关系，中美台三角关系也逐渐稳定下来了。这对台湾内部民主化还是起到积极作用的。胡锦涛和马英久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做的都还是不错的，值得肯定。

我一直觉得，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和法治化经验可以给中国大陆参考借鉴。我有一篇文字《政治体制改革与两岸统一》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大陆的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制度的缺陷，腐败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了，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了。单靠共产党的内部力量恐怕难以解决问题，而大陆内部的反对力量既不清楚，也不成熟。

台湾和大陆的文化非常的接近，过去的国民党和现在的共产党也十分的接近，都是列宁式的政党。我想只要两岸合作，也许能走出一片春天来。

最近台湾的名嘴邱毅隔海喊话，保护南京的百年老树，得到南京和国台办的有效回应。这虽然只是一件非常小的具体事务。我想，台湾当局在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中还是能扮演一个比较积极的特殊的角色的。而且，大陆民主了，对台湾是有利的。

上次发表《政治体制改革与两岸统一》之后，有读者留言，认为台湾帮助大陆民主，是蛇吞象，口气好象十分不屑。其实大陆人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如果觉得别的国家干预自己的民主政治不妥当的话，台湾可是我们自认为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互动，促进大陆民主化进程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今年是苏联解体二十年，体制内的老朽们非常怀念苏联。最近网络上有篇文章《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写作者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道理说得却不通，颠三倒四，他们既看不到苏联亡党亡国其实是历史的必然，也看不到苏联亡党亡国其实推动了人类的进步。我想，中共要是不改，恐怕也会步其后尘。

这次两会过后，网络上有篇微博，大意是：总理说中国最大问题是腐败，腐败的根源在制度，所以要政改，不然会亡党亡国；委员长却来个“五不搞”，把政改之路给堵死了；所以这位微博作者得出的两会结论是中国腐败无解，会亡党亡国。

眼下台湾民主渐入佳境，是不是值得大陆借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