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恨日本：浅谈日本侵华对中国的影响

看到网络上不少中国人憎恨日本，一个个咬牙切齿的，有的有些歇斯底里，有的有些莫名其妙。如果说憎恨日本是因为日本曾经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那么欧洲美国俄罗斯美国八国联军的时候同样侵略中国，同样屠杀中国人，俄罗斯还占有那么大一块中国领土，可是我们的中国百姓对欧洲美国俄罗斯总是恨不起来。

 

相反，对日本的恨，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过分，有些变态。日本自称大和民族，自称大日本帝国。而我们称呼日本总是在前面加一个“小”字，叫“小日本”，百般蔑视。甚至部分缺乏教养的中国人在骂日本的时候脏话连篇，好象越暴粗口越解气。岂不知，脏话骂骂不脏别人，反而会弄脏自己的嘴巴，向别人喷粪，最后喷到自己脸上。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人好象又瞧不起日本呢？

 

我想啊，可能还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大心理在作怪。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文化来源于中国，连汉字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日本只不过是偷学中国文化的。可是中国人没有想一想，日本人既学习了中国东方文化，在明治维新之后又学习西方文化，而且一边倒的脱亚入欧。在这一点上，中国非但没有认真检讨自己的文化，没有象日本学习，象日本一样学习西方文化。相反，总是以天朝自居，认为我们不需要照搬西方那一套。包括共产党政权在内，照搬苏联那一套的时候它不说中国特色，等要学习西方的时候，百般的不愿意。而对日本那种脱亚入欧的做法则特别的瞧不起。呵呵，这一点上看，共产党政权有点象晚清政权，晚清的时候被迫学西方，却自己给自己戴上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驴橛。

 

其实，我觉得日本人的学习能力就是强，学习中国文化，学习欧洲文化，同时也保留着日本自己的特色。相反，咱们中国人，学什么都马马虎虎，包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其中很优秀的传统文化，都不是很珍惜。你看，现在的中国汉人，哪有什么真正自己的东西？连象样的民族服装都没有。

 

中国人被八国联军打，对那些西方国家，败了没有多少伤心。唯独对里面的日本，因为日本是学习中国文化长大的，所以，中国人败给了日本，则十分的自卑。

 

八年抗日战争，如果从九一八算起，是十四年，如果没有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日本恐怕还没有那么快投降。抗日是胜利了，可是日本只对美国服输，对中国还是不那么买账，为什么呢？同样的，那边日本兵刚走，这边的中国人还没有来得及反思自己为什么被日本侵略，就自己打起来了。

 

我个人的看法，包括我自己的观点，觉得日本侵略中国的那场战争，真正改变了中国，严重拖延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日本侵华的最明显的结果是结束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而让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大陆的统治者，毁灭了孙中山辛亥革命的成果，让中国进入了没有爱新觉罗皇帝的清朝，有人称为后清时代。

 

时下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与晚清相似，所不同的是已经没有了晚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名臣，也没有了晚清严复梁启超那样著名的思想家，更没有了晚清相对还算比较自由的空气。

 

晚清能够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名臣的治理下苟延残喘近半个多世纪，没有曾国藩，恐怕洪秀全就把大清给毁了。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侵略，拖垮了老蒋的国民军，壮大了赤匪共产党，大清皇室是没有了，大清统治的模式还在，慈禧太后的君主立宪没有搞成，共产帝国的假共和真帝制却搞得有声有色。

 

所以，可以说，中国从晚清到后清，日本侵华是转折点。其实日本侵华并非九一八开始的，在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日本就侵占过中国胶东半岛。

 

与晚清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的黑暗，更加的专制，更加的腐败，老百姓更加看不到希望。

 

与晚清同时期的许多专制国家都在上个世纪先后成功转型，唯独中国（也许还包括与中国相似，同样被日本侵略的朝鲜）则进入了没有皇帝却比有皇帝还要专制的时代。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九常委制，实际上是九个皇帝共同统治，乖乖不得了，真的比大清朝要专制九倍还不止。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日本侵略中国，八年抗战，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大大地阻碍，拖延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而目前中日正为钓鱼岛争的不可开交。好象共产党政府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实际上日本的行为再次帮助了中共，它可以成功的转移国内矛盾。

 

从中共目前的对策看，它是在利用钓鱼岛问题转移国内矛盾，好象有限度的允许游行示威，让民众可以出一口怨气，同时利用国内拳匪式的民族情绪来忽悠国际社会，以掩盖它的虚弱。

 

对日本来说，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显然不利于日本，所以，蚕食中国，瓜分中国，激怒中国，至少拖延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才符合日本的利益。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中国的问题，并不能全怪日本，中国不能够现代化转型，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即中国文化的惰性。

 

呵呵，我恨日本，不完全因为日本屠杀中国人，更加因为日本的侵华，让中国失去了一次成功转型的机会，重新进入了没有满族统治的大清社会。

 

北京水灾：值得思考，不要幸灾乐祸

北京暴雨成灾，水淹泽国，造成不少人死亡，真是国之不幸，民之不幸。国家号称崛起，号称盛世，这样的灾难不是发生在偏远地带，不是发生在穷乡僻壤，而是在祖国红色首都，心脏地带，富裕地带。

 

看到北京的惨状，可谓痛心疾首。那么多人淹死，那么多车都被淹，这是怎么啦？几乎家家户户拥有私家车的大城市，怎么就没有基本的地下排水系统的呢？这么个北京，人口全国数一数二，到处高楼大厦，表面上看完全是现代化超级大城市，不仅政府富可敌国，就是普通老百姓也算是很富有的呀，城市基础设施怎么就这么拉稀的呢？

 

怪政府吗？当然怪政府，首先怪政府，政府盲目搞城市化，越大越好，到处搞形象工程，表面工程，最后忘记了地底下应有的排水管这样的基础设施了。

 

从这次北京水灾看，中国的城市虽然大，繁花似锦皆在表面，实际上可以说是不堪一击。

 

象北京这种地方常年缺水的地方，地下排水系统恐怕是长年失修了，这个账恐怕欠了不止一年两年，一届政府两届政府了。这些都是政府失职。

 

除了排水系统等硬件设施外，这次水灾也看出北京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面对紧急事故的时候，软件管理非常的混乱。完全没有大城市的模样。

 

我曾经写过文字《由北京堵车想起的中国国防安全》和《中国需组建完全隶属国务院的民防部队》，认为中国城市越建越大，完全不考虑百姓安全，从来没有国防演习民防演习这样的安排，遇到打起战来，或者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我看到有些网友对北京水灾有些幸灾乐祸，或者猜测谁谁谁要为此下台了，什么的，我看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实属无聊之极。因为毕竟死伤的都是普通老百姓，那些当官的是不会有事情的。

 

相反，北京的水灾事件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首先就是城市化的问题，需要盲目扩大吗？这一点我在《由北京堵车想起的中国国防安全》一文里已经说过。

 

其次就是为什么基础设施跟不上？政府的钱都到哪里去了？除了给当官的贪污掉之外，应该还剩下不少钱吧，为什么没有投入到城市基础设施上去呢？拿去买美国国债，替欧洲经济危机解困去了吗？

 

这些都是非常基本非常根本的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国防设施民防设施，都与老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噢，这些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你拿去替美国欧洲人买单，人家拿了你的钱造武器造战舰，去联合日本菲律宾越南来围攻你，你还得花银子摆平，你傻呀你？

 

呵呵，这些当官的当然不傻，这么一来，他们能捞好多银子，至于老百姓的生命，那值多少钱啊？共产党从来不把老百姓的生命当回事。呵呵，谁傻？还是老百姓傻。

 

呵呵，不仅仅是当官的不把老百姓的生命当回事，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同样没有把老百姓的生命当回事，只要这不涉及到自己的话。

 

等天好了之后，没过几天，淹水的车修好了之后，这个北京照样运转，老百姓照样是车照跑，舞照跳，照样一片盛世繁华。

 

就算是这个万维网，也是关注那些高官们多些，什么政治局九常委的位置到底鹿死谁手，谁还有空管北京水灾死了多少屁民啊。

 

呵呵，逐鹿中原，鹿死谁手，这个鹿总归是要死的，只是死在谁手里的差别而已。呵呵，我怎么觉得这些北京水灾的灾民们怎么象这些已死，将死，被追逐的没地方逃的鹿一样啊！

纪念六四：军人也是受害者

阿妞的文《记念六四，勿忘“共和国卫士”》写得好。当年被邓小平调去参与平定所谓六四反革命暴乱的军人，后来被授予所谓“共和国卫士”的，都是受害者，他们和被镇压的学生一样。

 

六四事件发生这么久了，值得反思的有很多，方方面面。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国家军队的非党化。依据宪法，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受国家中央军委指挥。

 

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共产党内部又设立所谓党的中央军委，而人员编制和国家中央军委重叠，即所谓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是党国不分，国家武装力量是用老百姓的纳税人的钱供养的，最后却为一党之私服务，在关键时刻把枪口对准纳税人，对准那些养活他们的人。所以，党指挥枪，最后变成枪对准老百姓，军人被当枪使，士兵狼性化。

 

六四镇压就是一个例子。在六四之后二十三年里，全国各地以维稳为名，调动军队镇压所谓叛乱的时有发生。这些都是这个体制的错。

 

不少人提出所谓军队国家化。其实中国军队在一九五四年宪法开始就是明文规定是国家武装部队的，早就已经国家化了。在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在搞第一部宪法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武装部队国家化了，所以第一部宪法并没有什么党指挥枪的说法。

 

所以，我看，军队国家化的口号提得不对，应该提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即武装部队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保持政治中立，他们的唯一职责就是保卫国家领土完整，而不是不务正业搞所谓的维稳，向老百姓开枪。共产党需要把他的党组织从军队里面撤出去。

 

只有军队非党化了之后，只有军队不听从所谓党的指挥之后，老百姓才不用担心随时会被军队的枪口指着，才可能免于恐惧。一个正常国家的正常公民都有免于恐惧的权利。

 

如果共产党坚持所谓党指挥枪的话，那就应该要那些党员用他们的党费来养活军队，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养活军队。

 

其实，共产党需要退出的何止是军队？共产党需要从政法系统退出来，需要撤消政法委，让法院，警察，监察，等部门独立运作。

 

共产党需要从教育系统退出来，从大学退出来，从国有企业退出来，等等。许许多多的行业都需要实行非党化。

 

军队应该由军队首长说了算，最终向人大常委会负责。高校应该实行校长负责制，国有企业也应该由企业行政首长负责，等等。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实行以党代政，共产党的机构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这实际上对共产党本身是十分不利的，也是滋生各种腐败的根源。

 

在我们纪念六四的时候，需要反思，为什么会发生六四？如果体制不改，就算平反了六四又如何？下次发生类似的事情，军队还是在共产党手里，他们还是可以用枪杆子镇压。

 

被镇压的固然是受害者，那些被当枪使的军人，士兵，同样也是受害者。

 

就好象在政法系统，现在那些法官，检查官，等等，都是受共产党的政法委控制的，在这样的体制下，普通老百姓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是当然的受害者。而那些傀儡，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受害者。

 

推而广之，为什么在中国腐败遍地？说到底，这些贪官污吏，腐败分子，也是体制的受害者。

 

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不能做坏事，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做坏事。

 

所以，纪念六四，需要反思，需要反思我们的制度。要不然，平反一个六四，又有什么用呢？

 

你要共产党平反六四，也许它会肯，从技术角度，平反六四并不难，文化大革命都被否定了，何况六四？

 

但是你要限制他们的权力，那就难了，就好象给野马戴马嚼和套缰绳。呵呵，没有耐心的，可能一恼一怒就想把野马宰了。

试谈反腐败有效期

最近中国的官方媒体就容忍适度腐败展开唇舌之战，不少网络人士也加入战团。不少人士一听说容忍适度腐败，就跳脚，就义愤填膺，认为对腐败必须零容忍。

 

而那些认为可以适度腐败的人士则认为，反正也没有办法彻底根除腐败，不如适度宽容腐败。甚至有人提出适度腐败有益论，认为过于谨慎廉洁，在情理上讲不通。

 

毫无疑问，对反腐败零容忍的观点占据道德至高点。但因为没有任何可行性方法，这类观点也只有停留在口头上，共产党当局从来就是坚持口头反腐败，从来就是坚持所谓的零容忍的，结果只是越反，腐败越多。

 

而那些鼓吹适度腐败的人士则被戴上腐败分子及其帮凶的帽子。适度容忍腐败，如果没有任何制度开规范这个“度”的时候，那适度容忍就变成了全面容忍了，那就乖乖不得了了。

 

表面看起来，好象左右为难，怎么着也不是，两种观点完全没有交集。

 

其实不然。

 

中国为什么这么多腐败？除了文化原因，人的素质原因，道德原因，等等之外，最关键的原因是制度问题，是制度上有漏洞，而且是漏洞百出。

 

贪官污吏，甚至包括普通老百姓，每天都在钻法律和制度的空子。所以，对这样的腐败，应不应该容忍呢？在我看来，真的应该适度容忍。谁让你法律有漏洞，制度有漏洞呢？既然有漏洞，为什么我不能钻？何错之有啊？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法律有漏洞，就修改什么法律，什么制度不完善，就完善这个制度。

 

而给腐败分子设立一个有效期。在法律和制度的漏洞被填补之前所发生的腐败，采取宽容的态度。而在漏洞被填补之后所发生的腐败，则采取零容忍。

 

举一个例子，现在中国社会的反腐机制基本上是被动反腐败，也就是说需要有人举报，或者当一个官员没有出事之前，也没有任何人举报之前，没有任何机制主动去审查他的财产，以及为官过程中的不良行为的。而一旦有人举报而被立案，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出事，则才有机会追究他以前为官过程中的所作所为。

 

这样的反腐败制度实际上有很大的漏洞。比如说刚刚出事情的薄熙来，要是没有王立军夜闯美国领事馆，就没有机会揭露他的腐败行为。

 

所以，制度的完善是根本的。只有制度完善了，才能有效的防止腐败，也才能有效的打击腐败。

 

比如说以前有人提议的干部任免制度，在一个干部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转换的时候，进行离职审计。这应该是个好主意。如果离职审计的时候发现问题，就可以及时处理。一旦他通过了离职审计，那么在离职审计之前所有的贪污腐败的账，如果在离职审计之后才被挖出来的话，这笔账应该算到审计人员的身上，而对离职之人则一笔勾销。

 

这样对反腐败形成一个有效期制度。

 

同样的，如果是因为制度有漏洞，法律有漏洞的话，在漏洞被填补之前，所钻法律空子制度空子造成的腐败，也应该宽容对待，谁叫你有漏洞给人钻的呢。

 

当时一旦法律和制度被修改，漏洞被填补，从那时候起，则对腐败采取绝对不容忍的态度。这是另外一种有效期制度。

 

中国政府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直没有能够出台，阻力很大。为什么呢？谁在阻止这样的制度出台呢？如何克服呢？

 

其实办法有的是。比如说可以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做法。比如说对财产申报制度之后新上任的省部级官员，采取必须完全申报的政策。你要当官，要做公务员，你必须公开你及你家属的财产状况。这是对新人的新办法。

 

但如果你在财产申报制度出台之前本来就是省部级官员，你没有被升职，那你就无须申报财产。当然，你如果想升职，你就必须公开申报财产。这就是对老人老办法。

 

我想，这也是一种有效期制度。如果财产申报制度这样出台的话，那可能阻力就小很多了。

 

中国社会现在腐败遍地，那些贪官污吏把所贪得的财产，往国外转移，这样对国家是十分不利的。

 

当务之急，应该尽快修改制度，进行改革，包括政治体制，财产申报制度，官员离职审计，等等制度化改革。同时对新制度实施前的腐败行为，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宽赦；对新制度实行之后的腐败采取绝对零容忍制度，等等。

 

对反腐败实行有效期制度，可以避免官员财产往国外转移，同时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在有效期内的腐败行为。

 

总之，制度化是十分重要的，零容忍也是十分重要的，但零容忍不能只在嘴巴上喊，必须靠制度落实。

 

所以，我认为实行反腐败有效期制度是可行的。当然具体的制度需要具体不同的有效期和不同的做法。

 

当然，反腐败有很多种有效做法，只是看当局有没有真想反腐败。现在的当局往往把反腐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整人的工具，这是要不得的。

漫谈中国社会男女乱象

中国社会目前处于变革时期，伴随着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的迟滞，传统文化的被摧毁，中央集权控制能力的下降，乃至逐步瓦解，中国社会各种乱象层出不穷。

 

过去人们关注经济盲目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可是人们却忽视了人心的污染可能比环境的污染更为严重。环境的污染也许只是技术问题，还有办法解决。但是人心的污染，文化的污染，则是长远的。

 

人心的污染，最为典型的是中国社会现在正处在男女关系的空前混乱时期，与历史上五胡乱华时期，脏唐臭汉时期，有得一比。

 

有人说，这些都是拜改革开放所赐，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风气是好的。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从西方传到中国来了，比如说同性恋，比如说性自由，等等。真是这样的吗？

 

恐怕未必。在我转载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就有同性恋，就有性自由性开放，等等。

 

在国外呆久了，没有感觉国外男女关系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虽然有红等区，有人权，讲自由，但是人们的行为还是有所约束的。反而是中国社会现在男女关系的混乱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要严重多了。

 

其实中国男女关系的乱象未必就是从国外来的，未必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各位看客可以读一下我转载的网络文字，写的是古代中国男女关系问题。在古代的中国某些朝代，就是非常的乱七八糟的。比如说脏唐臭汉，比如说五胡乱华时期，等等。

 

在近代，大清朝末年，以及大清灭亡之后，那个时候的男女关系也是比较乱的。当然那个时候不少男人可以三妻四妾。比如说那些著名人士，包括孙中山，鲁迅，甚至包括胡适，陈独秀，等等都是有很多女人的。

 

特别指出的是陈独秀，共产党的创始人。我前两天还写过关于他的文字《陈独秀最大的罪过：创立中国共产党》。陈一生就有四个女人，其中两个还是姐妹。他的原配叫高大众，还没有离婚就搞上了小姨子高君曼（高小众），姐妹两个曾经上演夺夫的把戏。

 

当然，陈独秀还算是好的，也许和小姨子还真有些爱情的成分。当过共产党的头目们当中，没有始乱终弃，人品相对比较好的可能要算是王明了，他是共产党总书记里面唯一一辈子只有一个女人的人。

 

其他的，比如说李立三，有过三个老婆。他的第二个老婆还是他好友的妻子，与他那位好友并没有正式离婚就跟了李立三了。后来，她觉得对不住他原来的老公，就把她的妹妹许配给了她前面那个老公。

 

后来没过多久，这李立三第二个老婆还没有跟李立三离婚就又跟了李立三另外一个朋友了，她又觉得对不住李立三，又把她另外一个妹妹给了李立三。你看，这个乱吧，不比现在中国社会的男女关系好多少。

 

当然，最乱搞男女关系的要数毛泽东了，那是众所周知，不值得细说了。在共产党里面，男的乱搞女人，女的也是乱搞男人的，你比如说毛的老婆江青就是一个典型。

 

有人说，还是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能乱搞男女关系，普通老百姓基本上是处于禁欲主义阶段。确实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是相对廉洁的，除了老毛自己可以乱搞男女关系外。别人乱搞的话，随时会被扣上生活作风腐化的帽子，轻则游街，重则处死。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批斗破鞋的做法，对“破鞋”们的羞辱除了戴高帽，挂破鞋，敲铜锣，搞批斗。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是必不可少的 ，曾经轰动一时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中刘晓庆就有一段挂着破鞋倍受欺辱的片段，折射了当时人性的扭曲与对妇女的羞辱。

 

 

 

 

当然，话说回来，共产党里面也有好人，也有冰清玉洁的处女，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著名的处女证明，还是我们的副统帅亲自作的证明。抄写如下：

 

我证明

(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属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呵呵，有点意思吗？

 

相对而言，现代社会对男女关系的乱象，容忍多了，宽容多了，社会承受能力也强多了，这确实是一个进步。而且，与过去只有少数有钱有权有身份的人乱搞不同，现在是向广覆盖，高质量发展了。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金钱社会，只要有钱，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搞到，这不，最近网络上正传薄熙来薄大太子与著名影星章子怡搞金钱女色交易呢。

 

现在男人没有二奶则是没有能力的表现，有多少女人则成为一个男人的社会地位的象征了。

 

实际上是社会，金钱地位污染了男人，而男人又污染了女人。所以，已婚男人没有多少不包二奶，没有在外面搞女人的，当官的据说有96%包二奶。

 

那些没有当官的，包二奶乱搞男女关系的也不少，有医生搞护士的，老师搞学生的，有初中女生包养男生的，公司上司搞下属的，导演搞演员的，有聚众淫乱的，换妻换夫的，等等，还有人要求卖淫合法化的，还有人建议取消聚众淫乱罪的，有同性恋合法化的，等等。

 

不只这样，现在不少有钱有势的官员们，更喜欢搞处女，搞幼女的，呵呵，追求高质量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呵呵，这是时代的进步了。

 

呵呵，不知道这是不是文革后遗症，是不是因为文革推行家禁欲主义，所以改革开放了，有钱了，饱暖思淫欲，禁欲禁久了，一旦开放了，就要把过去失去的都找回来，就好象现在贪官多了，都是因为过去穷极了。

 

 

以下文字来自网络，讲述的是中国古代的男女问题：

 

古人讲“男女授受不亲，礼也”，要求保持一定距离，这才是礼数，是文明。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连感官状况都做了明确要求。像现在，放开了意淫，那是绝对不行滴。要学做柳下惠，坐怀不乱才是君子。一不小心心猿意马了，搞不好自己都想抽自己耳刮子。

古时礼教，多是约束女子的。少女待字闺中，做些女红，纳个鞋底儿、绣个花儿什么的。这也有好处：一则手头有事做，不至于出去惹乱子；二则也能逐渐适应寂寞。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叫什么来着？我纳的不是鞋底子，是寂寞。偷着绣个鸳鸯什么的，就算是春心荡漾了，绝对地羞为人知。家境好的，比方富二代的千金小姐，能在后花园荡个秋千、抓个蝴蝶什么的，已经是很奢侈的娱乐活动了。不像现在，男女一大帮混搭，K歌喝酒到深夜。彼时女子看到陌生男子，即便有好感，也是“和羞走”，最多来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搁现在，哇噻，帅哥！啧啧！

当然，古代社会还有着另一面。自管夷吾先生开设中国最早的“女闾”(也就是官办那啥，相当于民营的洗寓歌厅、娱乐城、夜总会等类)以来，也不乏花街柳巷，古代娱乐界特别受附庸风雅人士的追捧，多有朗朗上口的诗词传世。官办的有时也是为了税收，“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魏书》)。但这种场所就像红灯区，是特殊地域，仅限于几处繁华的都市，不是哪里都有。在光脚插禾抡镐锄地的民间，是想也不要想的，粜上一袋子大豆高粱去玩高雅，下顿吃什么呀。

古时的政治也是男人的事，女人要讲妇道，不能随便抛头露面。即便太后临朝听政，前面也要垂个帘子，这不光是一个尊严和政治需要的问题，也是女人的禁忌使然。当然，凡事都有特例，皇帝是不受约束的，那是天子，担负延续皇朝命脉的大任，可以完全放开搞活，搞活的对象自然是女人；皇后能耐的也有，宫廷淫乱之事向来不绝于史，其实看着好像挺多，你要细数数，还真没多少，毕竟几千年的历史了，没有也不正常，但都是特例。

不过，思想范畴的东西不好控制，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男女荒乱之事也多有流传。脏唐臭汉一说，便是两个盛世的侧面写照。然而，脏唐臭汉也并非中国历史上男女关系最开放的时期，因为脏臭之事，多在宫廷，或是在繁华的大都会，长安、洛阳什么的，并未普及到民间的各个角落。要说男女关系真正开放的时代，则非五胡十六国莫属，在那段中国历史上最乱最杂的特殊历史时期，即便在民间，男女之间也鲜有禁忌，可以说是普遍的开放(当然，俺说的是古代)。文化风俗，决定着男女关系的开放程度。举个小例子，西晋以前人们穿鞋子，女的是圆头，男的是方头，“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是为了区别男女。而到晋武帝初期，“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晋书》)了，男女界限已经开始模糊。事情虽小，却颠覆传统。就像现在，西风东渐之后，有点身份的男女，在公众场合以拥抱贴面取代握手。搁过去，握手都别想，所以才有诸多赞美手的诗句传世，比如“红酥手，黄藤酒”(陆游《钗头凤》)，比如“佳人不忍折，怅望回纤手”(杜牧《独柳》)，“纤纤手，拂面垂丝柳”(韦庄《河传》)，都是酥手纤手的。现在，手再酥再纤，雕上花，它也还是手，没啥吸引力。为了追求更高的行为或是形体艺术，我们的兴趣，已然大踏步地上移或是下移了。
　　
五胡十六国时期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冲突。当时北方胡人数量猛增，关中百万人口中“戎狄居半”(《晋书》)，十分昌盛。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和发展滞后等因素，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文化。比如匈奴习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史记》)，鲜卑也是“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后汉书》)。况且对于他们，生存是第一位的，女人没有躲在后方的资本，也一样要抛头露面，所以男女之间禁忌就少。
　　
文化总是相互影响的，胡人在不断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势必给中原带来不同的异域风情，同样影响着中原的汉文化。胡人风俗本是中原汉人所不齿的，然而见得多了，耳濡目染，也就见怪不怪，况且胡汉也多通婚，就让这些习俗文化不断融合。比如汉人过去穿衣是上衣下裳，胡人因为要骑马，是上衣下裤，要利索得多，于是汉人也就效仿。又比如，晋武帝时，“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晋书》)，胡人的玩意儿受到贵族追捧，不能不说是受到胡风的影响。有一阵子，北方汉人还以说胡语为荣，既说胡语，未必就不会不办胡事。
　　
这个时期男女关系开放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大量减少。自汉末以来，战争一直持续，到五胡十六国时达到顶峰，据《通典》记载，三国时，全国总共有 “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口已是少得可怜。到晋末乱世，人口更是降至秦汉以来的最低点。也就巧了，你说那时候人祸多吧，天灾也跟着凑热闹，瘟疫、洪水、地震屡屡发生，那才叫水深火热，好多地方赤地千里，绝无人烟，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挑战。有人的地方粮食也不够吃，以至于出现“人相食”(《通鉴》)的惨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饭都没的吃，谁还有心思去顾忌劳什子的寡义廉耻。
　　
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国之间的征战，除了占地盘，就是抢人口，什么叫政权，光有地盘没人，你给谁当皇帝？就像有个大宅子住着，连个保姆女佣都没有，优越感何来？皇帝不光是给大臣当的，他还需要老百姓的顶礼膜拜，还需要劳动力给他们创造财富，需要有人服兵役，去打仗，没有人口是不行的。所以，增加人口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问题，生育自然就被摆在了第一位(这很容易理解，我们现在人口多了，不是把计划生育摆到第一位吗？一样)。官方为增加人口，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晋武帝泰始九年(亦即公元273年)，颁诏“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到17岁还不嫁政府就给你安排了。所以那时候没有晚婚的，更不会有剩女，啥歪瓜裂枣的都是宝贝，缺人埃以生育为主，男女之间的禁忌就要撇到一边。而且战争造成男子大量死亡，女人不得不抛头露面，顶替男子做些事情，男女之间的接触就多了，好多不该发生的故事也就开始发生了。
　　
思想风向标的偏移，也是这个时期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战争灾祸让人感到迷惑，生命的无常让人精神空虚。于是人们不再信奉儒法，开始崇尚黄老，大兴玄学之风。体现在生活上，则追求奢靡，讲究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并探寻养生之法，追求房中之术。男人放开了，就需要女人配合，于是“放纵情性，及其终极”，晋惠帝元康年间，“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如此开放，令人咋舌。大家熟知的“韩寿偷香”的故事也发生在这个时期，思想的开放，也让男女关系愈加开放。
　　
这个时期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一是同性恋盛行。如“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晋书》)，思想解放的程度着实不低。二是流民的增多。流民必是男女混杂，居无定所。什么事情你越禁止，就越觉得神秘，不禁反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男女同吃，甚至一同露宿野外，加上衣不蔽体，让男女之间不但不避讳，甚至也不再有什么羞怯可言，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其实，只要看看这个时期的诗歌作品，其男女开放的程度，便也略窥一二。孙绰的《情人碧玉歌》中写到：“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郎抱”，已是火辣辣的情与爱了；杨方的《合欢诗》，有“居愿接膝坐，行愿携手趋。子静我不动，子游我无留”，也够腻乎的；鲍照《代淮南王》中，“愿逐明月入君怀”、“怨君恨君恃君爱”，爱情的表达则更为炽烈奔放。甚至后来还有艳情文学问世，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自己搞印刷出版，“写而卖之，在市不绝”(《北史》)，属于畅销书之列，当时若有福布斯作家排行榜，其销量定然高居榜首无疑。